2014年5月24日，桐城，一村民带着孩子在散步，远处是该村40多副被收缴的棺木砸坏后，扔在荒地上。
安庆在极短的时间里强力推行火葬，收缴砸毁数以万计的寿材。一些老人，为了能赶在6月1日新政之前“睡着棺木死去”，以喝农药、上吊、投井、割喉等方式自杀。2014年5月24日，我们在安庆市所属一个县的三个村子，采访了7个自杀的案例。
姚远所，是第一个接受我们采访的村民，他说，人都死了，我告诉你们这些有什么用呢？不过，你们从北京来，这么大老远的来我家，我不能不跟你们讲，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再说，我母亲死了，没有任何政府的人来过问过，你们是外头唯一来过问这个事的，算是政府机构的吧？我心理安慰了好多。如今，疼我的老母亲没了(说这话时，姚远所伸出右手使劲的拍着自己的心窝)，她身体好得很，真不该走。这事我也不怪政府，就是觉得是下面的干部把经念歪了，事情做得太急。他接着说：习总书记说过“一切为了人民”，我们听了欢喜得不得了，可事情怎么会是这个结果呢？
84岁的施学文说自己懂风水，几年前就在二十里远的山上给自己找了块坟地，还找了个比自己年轻多的好朋友去看过那个地方，他说孩子们都在外打工，老婆身体不好，只能找朋友来帮忙，将来自己死了，让朋友引着出殡队伍去那里把自己埋下去。他说，寿材早就准备好，希望自己死的时候能有个好“家”住着。可是几天前，他的寿材，也就是死后的“家”没了，那天，镇上的领导带着警察和工人，到他家，告诉他必须把寿材交出来，不然就是违抗法律，他没敢违抗，在一旁哭着，看着工人用大铁锤把棺材敲得四分五裂。他说，你们采访我的事情有什么用？能让政府给我们些补偿吗？他说，钱太难挣，这么些年才攒够几千块钱，置办了这副棺木，棺木没了，将来火葬和买墓地那么贵，怎么死得起？我们走的时候，他嘱托，别告诉别人采访过他，他说，政策就是法律，他不敢违抗。
58岁的陈月改，她的68岁嫂子柳少莲是投自家厨房里的井自杀的，我们探访她嫂子家，却是大门紧闭，里面没有人，我们就走到隔着院墙的人家去探问，结果找到的是和柳少莲有亲缘关系的陈月改，快到中午，她正在摘菜，准备给家人做午饭，她开始不愿意接受采访，说家里人等着她做饭。不过，见我们迫切，犹豫了下，然后说“等一下”，接着从屋里拿出两把钥匙，说，这是我嫂子家的钥匙，我带你们去她家厨房看当时她自杀的现场。陈月改说，嫂子是村里有名的媒婆，说十个有九个成，性格开朗，投井的时候，井边留着一双毛线拖鞋，尸体捞上来，穿的是平时做饭的衣服，她不理解老人这么突然的走了。她说，过完头七后，镇里又上门把她哥哥的棺木砸碎了。结束采访，告别时，陈月改说，你们好好报道下这个事情，政府推行火葬我们支持，不过，得给老人心理准备时间，你们也呼吁下，别让其他老人再跟着自杀了。
28岁的小郑几年前从武警部队退役，现在在城里做包工头，他的84岁的奶奶悬梁自杀，他说，我们家族四代同堂，几十号人，平时老人有个小病，家里都操心的不得了。他说，你看老人慈眉善目，特别疼我们，这么走了，家里人难以接受。他说，老人死了，我们也没什么办法，虽然家里人多，但，一个家庭势单力薄，哪有能力去维权。我们询问他负责带人砸棺材的村支书叫什么，家在哪里，他说，我不方便告诉你，我可以开车带你路过，给你指下位置，然后把车开到远处你再下，你下车后，走到附近，装着问问旁边的人，不要让人怀疑是我指的路，要是书记知道是我带记者找他的，他秋后算帐怎么办？要是他说我对抗政府命令，来报复我，我就麻烦了。他想了想，最后补充到：也不能怪村干部，平时他们人也挺好的，他们也是执行上面的命令才这么做的。
在我们采访的7个自杀老人中，大关镇旵冲村87岁的潘秀英是唯一救活过来的，不过她已经大脑严重受损，近乎痴呆。为了能睡棺木安葬，她四次喝农药自杀，后被抢救过来，负责抢救她的村医生说，最严重的一次老人吐了大约2公斤血。老人的邻居说，平常老人非常爱窜门，特别能聊。我们站在潘秀英女儿家院子里，听她女儿讲述事情的过程，潘秀英缓慢地从客厅的凳子上挪到门口，然后倚靠在门上一言不发站了半个多小时，我征得她女儿的同意靠近拍摄，老人像个雕塑，呆呆的地望着远处，似乎没感觉到我的存在。女儿说，老人一心寻死，想着法子找来农药喝，现在，她放弃打工，整天守着老人。
25日，在拍摄84岁老人郑世芳出殡时，老人的两个女儿和三个儿媳妇突然跑到我的跟前跪下，十只手，有的拽着我的手，有的拽着我的腿，哭泣着说“为我们做主。”我顿时觉得周身无力，心里一阵阵麻木和悲凉。
在冰冷的制度面前，在冰冻的集体面前，我知道新闻实质上改变不了什么，况且，我们作为新闻人，距离我们所在这个职业应有的尊严太远。
有的时候我实在无力，但，我不能放任自己不去记录，我记录下的，是泣血的历史。
我相信，人的伟大，是其觉醒的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