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葛兆光：朝鲜使者对北京演戏的观察与想象

　　 引子：清代中叶北京城里的戏曲演出

　　 十九世纪前半，时值嘉庆、道光之际，尽管强悍的西洋坚船利炮即将兵临城下，但大清国的京城还是一派繁华气象，延绵近两百年的和平，使战争记忆越来越遥远，久已习惯了满汉共处，好像汉族士人也把改朝换代的痛苦渐渐淡忘，思想和立场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而考证功夫和渊博学识却成了赢得声誉的标志，经书的微言大义蜕变得只剩下专供背诵的教条。盛世通常会带来慵懒和平庸，伴随而来的浮华作风，被繁荣假象包装成为幸福，层层遮蔽着心底下的波澜。特别是对于远道而来、不明就里的外国使节来说，看到的尽是“都市繁华”，仿佛燕京真是一派太平气象，由礼部分配给外国使团的丰盛食单，正阳门外琉璃厂琳琅满目的书肆，加上皇城内外沿街演出的“幻戏”和“杂耍”，隆福寺商铺的吆喝和喧闹，既让他们感到迷惑，又让他们觉得兴奋，对于初来乍到的外国使节来说，京城里的一切都很新鲜。

　　 一切都很新鲜，习惯于“事事书诸绅”的朝鲜文人便忍不住要把这些新鲜事儿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而且还常常要凭着想象品头论足一番。翻阅现存李朝朝鲜的百余种燕行文献，北京城里的演戏，便是日记中常常提到的新鲜事儿之一。清代中叶的燕京戏坛上，当然少不了宫廷演剧，不过宫廷戏常需配合重大仪式和应景迎时，有种种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象征意味的局限，远不如宫廷外的演戏有趣。当然也有民间社会的演戏，多像鲁迅说的“社戏”，逢年过节、时逢庙会、娶亲嫁女的时候，城镇或村寨往往会请些戏班凑个热闹，款待一众乡亲，而佛寺和道观有时也会锣鼓搭台，招徕四方香客。不过，这都远不如城里茶园有趣，作为文人雅士和普通市民观戏的茶园演剧，京城里有很多定点儿定戏码儿定位子的戏院，这里是有名有姓有头脸的角儿，加上有名堂有内容的戏码儿，连来看戏的，也有文人雅士、达官贵人，从乾隆年间起，仿佛和“盛世”相应，这种茶园戏剧演出开始兴盛起来。

　　 乾隆过后是嘉庆，嘉庆过后是道光。道光年间（1821—1850）北京的戏坛，从昆曲渐渐变为皮黄，虽然大清帝国的国运已经远不如乾隆盛世，很快就要遭遇因为鸦片而引发的严峻危机，可是据学者说，道光年间燕京戏剧还偏偏特别活跃，一是因为皇帝觉得海内依然升平，总是要凸显祥和气象，加上皇族喜庆如太后、皇帝的贺寿，要广征百戏制造热闹气氛；二是市民需要娱乐空间，因为商贾繁荣，城市发展，有钱有闲的商人、豪阔有谱的贵族和无所事事的军人，加上小市民 ，都有观戏宴客的趋向。据《道光都门纪胜》说：“京师最尚应酬，外省人至，群相邀请，筵宴听戏” ，这使得戏院因此繁荣；三是民间祠神赛会的需要，祭祀祖先、欢度节令，宗族常常也借演出来凝聚认同、和睦亲族，所以不免需要有戏曲助兴 ，因而北京戏院还是一日盛过一日。

　　 一　燕京戏坛：宫廷、村镇与城市茶园的演剧

　　 借了朝鲜使者的眼睛，回到那个时代重看北京。那时的北京真是一个繁华都会。经过月余的跋涉，经历了关外的萧瑟和寒冷，当朝鲜使者经山海关从丰润、蓟州、通州，由东直门、朝阳门和东岳庙进到北京城，就开始有些目迷五色，眼花缭乱。这也许是一种“文化震撼”，尽管朝鲜与中国曾经共享一个文化传统，也始终认同明代中国的文化观念和知识系谱，但彼此毕竟有差异。特别是清入关之后，彼此在文化上分道扬镳，更在想象之上又添了诸多好奇，在观察之外多了一些偏见 。所以，对他们来说北京的一切都很有意思。从他们的日记来看，北京这里最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文化风景，一是琉璃厂书肆里的种种典籍，二是天主堂的洋人、绘画和玩艺儿，三是博学多闻的文化人，四是街头常常可见的“幻戏”即变戏法儿。除此之外，就是北京城里的戏曲演出了，在他们看来，因为这不仅仅是上演的戏曲，而且也是观察中国的材料，正如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1788—？）《燕辕直指》卷四《留馆录》中引申王阳明的话说的：“韶是舜一本戏，武是武王一本戏，则桀纣幽厉亦当有一本戏。今之所演，乃清人一本戏耶。既无季札之知，则未可遽论其政之得失。” 那么，他们在这些戏剧中看到了什么样的“政之得失”呢？

　　 各种燕行文献中所见朝鲜使者眼中的戏曲演出，大概有三类，也就是宫廷演剧、民间演剧和茶园演剧。

　　 先说宫廷演剧。因为他们多是朝鲜国王派遣的贺岁、谢恩、朝贡使臣，职责所在，必然出席各种官方礼仪活动，而在当时官方礼仪活动中，也常有例行戏剧表演，像乾隆五十五年（1780）八月为贺乾隆八十寿辰而来的徐浩修（1736—1799），就在圆明园看过戏。看到平时的戏码儿或是打打闹闹，或是翩跹狎嬲，只是热闹和喜庆，深受朱子学影响的他对此颇有微词，觉得万国来朝的时候，“肃肃宫廷，胡为此淫亵，不待史氏之讥，余已辞颜”。不过，到了正经宴请诸王、贝勒和各国使臣的大日子设九九大庆宴，他看到从卯时到未时有《八洞神仙》、《九如歌颂》、《象纬有征》、《遐龄无量》、《仙子效灵》、《对人祝圣》等十六章，他才知道，宫廷演出不像外面，而是另有戏码的 。咸丰十年（1860）来使的朴齐仁则仔细地记载过皇帝听戏的地方，皇帝在北殿，百官与来宾在东西两庑。平常两庑有窗棂，听戏的时候撤去窗棂，下面铺上黑毯，上面铺了白毯，南面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颐和园戏台，“庭中有一高楼，楼之中间虚通，而四面皆有厅板，设栏于其中，可见十丈旗楼，下设补阶板，板上铺白毯，边幅设栏杆，以西洋布为幔帐，尽云纹五彩，自檐楹壁栏，一色涂抹，如设丹雘，高开凉棚，以细芦苇贴覆之，……此是皇上听戏处也” 。

　　 宫廷中的演剧讲气派，也讲象征，有很多规矩或者规定 。不过民间却不同，每逢节庆、庙会，或是娶亲嫁女的时候，城镇和乡村也少不了戏班凑热闹 。朴齐仁曾经记载过，当时北方包括北京的佛寺、关帝庙、祠堂，往往有戏台，他说：“寺观及关庙之对，必设戏台，深高雄杰，丹雘金碧，凳桌之属，动以千计，沿道往往设芦苇为高台楼阁之状，结构之工，飘渺峥嵘，每于上中元佳节和畅之时演剧。” 这种戏台“以红碧绣帐，中分而幢之”，里面类似今天的后台，就是演员“妆着戏具、换面改头，做出戏本之地”。而前面就是戏台，戏台上还有长桌供吹笳弄笛之人用，而戏台前面与左右空地便是观众空间。这种没有围墙的戏剧演出，多与乡镇村寨的赛会节庆有关，据说“其中女子之游玩者，皆凝妆盛饰，百十为群，并乘大车，联络道路，以赴戏所，驻车于台前，仍乘而观戏”。这显然是不收费的，所以观众相当杂，尤其是妇女，平时难得有这样的娱乐，在此时纷纷出来观戏。朴齐仁说，他在这种演戏场合看到，“有女群之来，观者皆粧盛。晞乘车而来，驻车于棚下，仍乘车观玩。容止极其娴雅。所驾骡牛，皆卸却嚼勒，放散于山隈苇草间，任其饱吃，以至罢归。各自牵致，人无杂还扰攘之弊，马无横迭换绪之患。其他观玩之人，或立或坐，棚上棚下，如堵如海” 。（见图14）看来，清代中叶的北方民间，在正月到三月即农闲之时，村社常常演戏为乐，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李遇骏就记载说：“凡州府村镇市坊都会处皆有戏台，男女奔波争施钱财。” 当然，这种乡村演戏毕竟简陋些。四年以后的咸丰三年（1853），姜时永也说，他在中安堡看到“村前设戏场”，这个戏场比不得北京城里的戏院，更比不上宫廷中的戏楼，而是临时用芦苇搭起来的阁子，“鼓吹甚闹，假面彩衣之人自格中连续出来，或歌或舞，或拔剑挺枪，相对击刺，有若战争之状”，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绍兴乡下的社戏。尽管比起“皇城戏楼物色无足可观”，但是“观者如堵，士女皆乘大车，上作箪屋以遮暴阳焉” 。

　　 不过，这里要重点讨论的是北京城里商业性的茶园演剧。根据朝鲜使者的描述，当时的北京戏坛很热闹，嘉庆末年到北京的成祐曾（1783—1864）就说，北京城里面，茶园戏院酒馆歌楼不下千所，日日鼓笛丝竹，笙歌之声相闻，他和朋友曾到一处茶园观看，“丹青不下寺刹，广可四五十间，上设层栏，已有踞凳而坐者累百人。余乃循栏而上，俯视楼下，北壁有房门而设帷，即倡夫着衣之所，……闻房中乐作，少焉，乐工执器而出，初为天子朝会之相，或着金冠，其制方而不圆，或着纱帽，其屋甚低，角则画以金彩，或为曲角，朝服不为团领而直之，带以玉以金，如我国也字带。一回后，为关公战争之像，甲胄剑戟森严，有霜雪之气，军伍相斗，挥刀弄槊，使人可惊” 。

　　 这种在朝鲜看不到的文化景观，对他们很有诱惑，尽管语言不通，但很多出使中国的朝鲜文人都愿意在这里流连，通过戏曲演出了解大清国的文化盛衰，也体会他们不曾想到的燕京繁华。早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李在学（1745—1806）就记载，他曾在正月初三到正阳门外看戏，在日记里面他曾描述说，北京演戏的茶园“一台构曾（层）楼，三面复道，共百余间，排列盘凳、茶钟、香炉之属，……阁中栏下稍北，作戏场。而揭‘乐庆韶舞’四字，柱之左右牌刻题‘学君臣学父子学夫妇学朋友，汇千古忠孝节义，历历说道逢场；或富贵或贫贱或喜怒或哀乐，将一时得失悲欢，重重荣教演戏’五十字” ，和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湖广会馆戏楼很像 ，正如蒋士诠《京师乐府词》中“戏园”所说：“三面起楼下复廊，广庭十丈台中央。” 而道光十年（1830）随着谢恩使团到北京的书状姜时永，更特别记载了正阳门外的燕喜堂，据他说，这个从明朝查氏就建起来的燕喜堂，即后来的广和楼，是当时文士最喜欢的地方 。特别是，一些高官贵人也爱到这里，所以只要一看到“朱轮华毂，填咽门巷”，就知道有重要人物来了。这个戏楼极为宽敞，“栏杆四围如口字，中设戏场，可以依栏而临视，梁椽之间下垂铁索，悬以羊角绣灯，几为数百颗，所以备夜宴也，楼上间间障隔，而每设床桌椅子，所以处观剧之人”。据朝鲜人说，这种雅座中，有四十几种果品、四十几种菜点。而在这个燕喜堂中，每天有几千人同时观戏宴饮，却“一时供馈，无一差池” 。

　　 道光三年也就是1823年正月，为嘉庆皇帝的三年丧期已满，迫不及待的茶园戏楼就开始了他们的演出，茶园纷纷贴出“嘉庆皇帝丧期已阕许设戏之文凭”，并且在旁边张榜告示所演出的剧目，这一年来北京的朝鲜使者徐有素记载，正阳门外广盛楼有春台班、天庆班、四喜班、庆德班等十几个戏班粉墨登场，揭开了清代戏曲史上最热闹时代的序幕 。

　　 二　茶园的价码、角色和其他

　　 也许是因为文化差异的缘故，朝鲜使者对北京戏剧很好奇，记载得也格外精细。在他们看来，北京戏剧演出中不仅生旦净末各司其职，舞唱乐队各有分工，而且服饰器具鲜丽精致，戏楼设计布置合理，实在比朝鲜高明和复杂得多。例如道光八年（1828）佚名的《往还日记》中就说：“服色与器械，决非我国可办，而戏法亦殊，假如《鸿门宴》，则戏子辈各差一任，有项羽焉，有沛公焉，张良、樊哙、范增、项庄等，各扮其人，有舞有唱，乐随节奏而作，袍笏、甲胄、衣裳、冠带、枪剑、幡幢、旗帜、畜物之属，各样造置，皆精致新鲜，乐夫皆踞椅而坐，周以层阁，看者无叠遮复立之患。” 在这些细致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北京茶园戏楼演剧的种种具体情况。

首先，看茶园听戏的价钱。前引道光八年（1828）佚名《往还日记》中说，面对戏台的楼上，即那种现代所谓雅座或者包厢，以及戏台下面庭中座位，价格各有等差。楼上最靠近戏台的，常常以屏风隔开，分成三四间，这种类似近代包厢的位置，叫做“官座”，右楼官座叫“上场门”，左楼官座叫“下场门”。其中，下场门第二座要价最高，所以叫作“但得隔帘微献笑，千金难买下场门” 。据说“楼上第一间，赀钱二十缗”。而道光十年（1830）的姜时永则说，燕喜堂的包厢价格是四两银子。可见，这种高级包间价格不菲，当然饮食也算在这四两银子之中。那么，二十缗或四两银子的包厢是什么样子呢？据说是“罗床成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