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胡新民：毛泽东话语的几个特点

　　 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在1957年3月12听了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情不自禁被感染。他写信给儿子傅聪描绘当时的情景：“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者注）。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

　　 “隐而不露”与“下回分解”

　　 傅雷所说的“隐而不露”，是毛泽东在说服人方面的话语特点之一。我国著名作家严文井先生在延安时曾与毛泽东交谈过一整天，深深感受到了“隐而不露”的力量。他回忆道：“我从毛主席的窑洞里走出来，天已经黑了。我顶着星光往自己的窑洞走，你猜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不要忘了，那时的我，是从白区来到延安的小有名气的作家，自负得很呀！可是当时我回想着和毛泽东相处的一幕幕，我心里说：这个人呀，现在他让我为他去死，我都干！……我也很奇怪他拿什么征服了我。……其实他那天没讲一句马列，讲的都是天文地理世态人情，他是百科全书，无所不知，可是他不把马列挂在嘴边上。但你事后细想，讲的都是马列呀，他把马列全融会到中国现实中啦！当时我就认定，跟着这个人干革命，革命肯定有希望！中国肯定有希望！真马列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当然不是所有和毛泽东谈过话的人都能接受毛泽东所有的看法和观点。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在适当的时候说出“下回分解”。

　　 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的惨象。他对蒋介石领导的抗战不抱希望，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充满了悲观。于是他于1938年1月到访了延安。他当时在思想上是一向同情共产党为民族奋斗的精神而同时又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主张。

　　 毛泽东关于抗日持久战的谈话使梁漱溟佩服得“五体投地”。梁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笔者注）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内容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这次访问延安，梁漱溟和毛泽东谈话共八次，其中两次是通宵达旦。当把话题转到阶级斗争问题上时，两人激烈争论起来，有一次从前一天傍晚一直争论到次日天已大亮之时。末了，毛意味深长地对梁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做结论，姑且存留下回分解吧。”

　　 十多年后的1950年春天，梁漱溟认真思索了他在延安时与毛泽东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他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对自己作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

　　 “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梁漱溟在事实面前，终于承认了毛泽东的观点是对的，而自己是错的。

　　 有“几层意思”的话语

　　 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享誉世界。他那哲学思想极具特点的思维方式也经常渗透在他的讲话之中。所以凡是接触过他的人，大都会体会到他严密的逻辑思维方式及语言的含蓄与多层次的含义。这种语言有时表面上是很直白的，但理解其内涵对一些人来说却要费点功夫，要去思考，去琢磨，去咀嚼，去品味，有的还可能永远不会准确全面地体会出来。

　　 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后来，我慢慢地捉摸到毛泽东的谈话有几层意思，就像紫禁城内的庭院，一个比一个深地套着，除了比较略有变化以外，没有什么区别，而他那个意思只有在长期的思考以后才能总体把它抓住。”

　　 毛泽东在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有篇讲话，其中谈到了如何应对帝国主义核讹诈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要争取和平。但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

　　 毛泽东发言的本意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难理解，当时在座的“宋庆龄发出会意的笑声”。但据说在场的外国人却觉得有点惊奇，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以至于后来还出现了一些误会。针对这个误会，我国著名中苏关系历史研究专家、《中苏关系史纲》主编沈志华2008年在接受采访时特地指出：“他（指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意思也不是说中国死3亿人没关系（经查毛泽东讲话原文，没有这样的表述，估计是沈志华按‘损失一半’的说法推算的—笔者注），而是表示一个态度，就是，中国不怕核威胁，你用原子弹吓不倒我。这是毛泽东惯用的讲话方式。后来西方媒体根据这句话把毛说成是战争狂人，这是一个误会。”

　　 实际上毛泽东的发言就是那个年代中国老一辈革命家长期形成的共识：在丧心病狂的战争贩子面前，一味退缩是避免不了战争的；随时准备以战止战才是更可行的。

　　 毛泽东曾多次“感谢”过对手，比如蒋介石、何应钦、艾奇逊、杜勒斯和赫鲁晓夫，还有日本和美国等。这种“感谢”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哲理。

　　 比如对蒋介石这个老对手，毛泽东就说过“感谢美国人给我们运来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我们得感谢蒋介石，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等。作为当年坚决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实际上也认同毛泽东的这个说法。

　　 1948年底，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被人民解放军的打得焦头烂额，蒋介石频频要求要求美方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尽管杜鲁门早就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但在美国国会中得过蒋介石集团好处的议员的压力下，还是派了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作为“特使”访华。抵华的第二天上午，霍夫曼与蒋介石政府的“美援委员会”官员王世杰、叶公超等人举行会谈。会谈中霍夫曼说道：“既然你们对美援追得这样紧，我就直言相告，我们过去对中国的援助并不少，既有钱，又有物，还有武器，但蒋委员长太无能，未用好我们的援助。最令我们总统和国务院官员伤心的是，我们援助你们的许多武器、物资已落入共产党之手。如果我国政府再像先前那样援助你们，你们岂不垮得更快？”霍夫曼的一席话，让在场国民党高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但是毛泽东说过几次“感谢日本侵略”之类的话，在当时还是引起了一些波澜。因为毛泽东用的是反讽语言艺术，而反讽的特点是往往单纯从字面上不能了解其真正要表达的事物，而事实上其原本的意义正好是字面上所能理解的意涵的相反，通常需要从上下文及语境来了解其用意。所以，只要把毛泽东的原话看全面了，再回顾一下那段历史，就可以由表及里，从字面层进入到内涵层。

　　 现在引用毛泽东的一次“感谢”讲话。这是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同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谈话.毛泽东说：“中国地方大，打了十年内战。以后同日本军阀打仗，又和蒋介石合作。 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这段话先肯定了“侵略当然不好”，是“坏”的，然后一分为二地分析这件事。因此理解这个讲话的本意也并不难。但是，当年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海外媒体引用的内容不全面不连贯，在海外华人华侨中造成了一些误解。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专门从哲理的角度作过解读。他在《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蔣介石日記》中写道：“此语（指毛泽东谈话–笔者注）曾给海外华人相当反感。然毛提出历史上长时间范围之因果关系，只是事后看来如此，并非事前设计如此，或事态过程中指示应当如此。他的见解与蒋介石所叙‘今日认为恶因或适为他日善果’（1944年5月31日）出于同一角度。”

　　 当然，如果把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与相关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看，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个“感谢”的哲理。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女士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她所著的《剑桥插图中国史》被业内人士认为“总有一天会被视为经典”。她在该书中的《共产党人的胜利》一节中是这样看待日本侵略对中国民众和中共的影响的：“民众的支持对共产党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日本的侵略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赢得支持的大好时机”

　　 幽默和博闻多识的说名道姓

　　 古今中外伟人中的话语艺术高手不少，但时常以“说名道姓”为话题的则非毛泽东莫属。在与不相熟的人交谈时，毛泽东会以此来拉近距离；而与亲密战友、党内同志们在一起时，他也会以此为情感交流点，来交流思想。有时望名生义，有时说文解字，有时溯源人文地理，有时还涉及改名等等，于谈笑风生中留下了许多佳话。

　　 毛泽东一生有过几十名卫士，他与其中三名卫士的初次交谈的说名道姓是很有意思的。

　　 李银桥跟随了毛泽东十五年。当年毛泽东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你叫什么名字呀？”

　　 李回答：“报告主席，我叫李银桥。”

毛泽东又不紧不慢地问道：“李、银、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