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一个有用的敌人
曾几何时，“西方”成了媒体上有关政治外交类报道评论中风靡的贬义词，就跟“敌人”差不多了。大牌媒体上赫然的“西方掀反华舆论狂潮”一类标题；网络上“西媒”、“西奴”不绝于版；电视台亮丽的主播们提到“西方国家”、“西方媒体”经常都蹙着眉头，虽然脸上脂粉就是“西方”品牌。“阿拉伯之春”兴起后，“西方”在媒体中更加不堪。上月初在安理会就叙利亚提案投了否决票那阵子，媒体上铺天盖地地谴责“西方”要武力干涉别国内政。有资深学者或将反“西方”干涉作为政府支持投否决票的根据，或者将持不同看法者归之于倾向“西方”，在专业分析中，用“明目张胆”、“鼓吹”一类词汇形容“西方”的言行也习以为常。这些语汇同“西方亡我之心不死”、“西化、分化”警钟混响回荡，给人以同仇敌忾的感觉。
这种炙热的气氛十分诡异，似乎如临大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首先就是在一片反“西方”声中，发音者从来没有清楚地告诉听众，那个万恶的“西方”到底是什么或者是谁？是美英法等一些欧美国家吗？似是而非。他们中哪个不是中国的战略伙伴，中国领导人见了那几个国家的哪位领导人不是握手言欢，呼朋唤友的，还宣布要进一步密切关系。这都是在用“革命的两手”对付他们吗？恐怕不敢如此说，谁都知道“假作真时真亦假”的道理。那么“西方”是一种“势力”？一种政治方向？一伙人？一个或一堆组织？恐怕也回答不清楚。
回溯历史，“西方”这个词1840年以后就流行起来了，最初在朝廷里是贬义的，指欧美列强。后来在社会中渐渐变得指涉广泛，囊括了另一种文明的几乎所有方面。直到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很明确地将“西方”定义为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他在那篇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在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前，中国人都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努力学习西方”的。他说的“西方国家”有美英法德日等，但他阐述的重点显然不是那些国家，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他随后就说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使“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德国人，马克思主义原产地是欧洲。毛泽东将它从“西方”划出来，是因为它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属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所以才指导了中国革命，并最终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显然，反对“西方”同意识形态斗争密不可分，在毛泽东的阐述中可以找到建国后“西方”这个概念的主要内涵。在全球化浪潮中，反西方、反美主义等是一种全球现象而且还在高涨。这些思潮必然会反映到中国社会之中。但如上述，中国的反西方思潮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基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意识形态斗争。说清楚这一点还是有意义的，不然就会将“外交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一类说法太过当真。
毛泽东是旗帜鲜明的，“西方”在他心目中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过当下的“西方”已经变得很复杂了，它并不仅仅是、有时甚至主要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更像是一个有用的敌人，上上下下都有强调和谴责这个“敌人”的很实际需要。这更接近当下的实际状况。
例如，一些地方官员在辖区处置不当酿成事端后，他们可以将责任推给“西方”的煽动和操纵，有代表性的如去年岁末“乌坎事件”，当地最初试图将原因归咎于“境外势力”，后来证明最好的解决办法不过是让村民们认真选举一下。
有的媒体主打反“西方”主题，凡国外报道中国负面消息必定是“西方”别有企图，版面上随处可见“西方媒体渲染”、“美媒渲染”、“美国政府渲染”、“美专家又渲染”……国外正面报道乌坎选举也是“西方舆论将乌坎选举的意义拔得很高，让人感到蹊跷。”这种疑似商业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无比正确还可以靠忽悠公众赚钱。
2月在安理会对叙利亚问题提案投否决票后，诸多国人不解、诸多阿拉伯友邦不解，这均在情理之中。有关方没能提供足够合理的解释，而强调是为了反对“西方”干涉。媒体则将炮口对准“西方”轰然谴责，那个提案被定性为“西方的”，专家撰文不仅指责“西方”，而且指责不赞成投否决票的意见疑似亲“西方”。至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探讨更不用说，任何主张、建议等只要被贴上“西方”这个标签，就可以宣布“绝不搞”了。
正因为是个有用的敌人，“西方”成了无所不在的鬼魅，成了一个越吹越大的气泡。可预见反对“西方”的喊声会更加激昂高亢，有些人越来越需要这样来自证其言行的“正当性”。不过听众必须有所警惕，因为后果为何殊难预料。姑且不去分辨吹气泡的人们到底是为了真诚的信仰还是为了既得利益，大家都不应该忘记那段悲惨的历史，当年就是因为搞国际阶级斗争才闹出后来国内的“继续革命”。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刚说过大规模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不久后就因波兰、匈牙利事件而宣布国际上还有激烈的阶级斗争，然后便开始在国内找国际敌人的代理人，再然后就是为了在党内找出“代理人”而发动文革，酿成十年大动乱，千百万同胞命归黄泉。文革阴魂未散，殷鉴不远，覆巢之下无人可以幸免。
本文摘自 《阳光》第121期（2012年4月16日），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转载仅作观点交流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