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年，北京常住人口每年新增规模均未超过60万人。北京市统计局近几年人口数据发现，从2011年开始，北京市外来人口增速一直呈现下降态势。

从2010年开始，为应对北京外来人口过快增长，北京出台一系列人口调控“组合拳”，对于外来流动人口，北京市实行“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模式。从目前的情势来看，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中，除了以往都有的GDP、CPI等外，还首次提出常住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的目标。在“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模式之中，除了户籍、居住证等刚性措施，清理低端市场、群租房外，最令人感到愤怒但却无能为力的，莫过于严格的公立学校招生政策。

根据新政，非京籍适龄学童，不但要严格采集学龄人口信息，家长还需持在京借读证明及“五证”到居住地就近的小学联系借读。所谓“五证”是指父母或监护人的在京暂住证、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五证”齐全对很多人来说并非易事。对从事收诸如废品收购等低端行业的家长来说，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很难准备；就连很多在京缴纳十年社保甚至已经买了房的家长，即便能达到“五证”，也很难达到完美的“五证”，比如，通州区就要求达到“在我区务工就业证明审核标准”，除此之外，还要求社保必须交足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在此其间哪怕因为变换工作断交一个月，也立即丧失入学资格。

要说清非京籍学童一事，不妨回过头，从2011年说起。2011年时，北京出现过一波针对主要接收农民工子弟、打工者子弟的草根学校的关停潮。当时的社会舆论主要关注的是“政府如何承担提供教育的责任”。所以，有人认为，只要政府在淘汰、关停草根学校的同时，把学生安置好，关停学校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这相当于撕开了一个务工子弟进公立学校的口子。”

在当时看来，北京做得的确不错。比如，朝阳区组织了关停学校的老师招聘会，有教师证的老师优先安置，即使没有教师证，从业时间长、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也会被考虑招收进政府委托办学的学校。石景山则把被关停的太和、红星、春蕾等三所学校的学生，全部安排进了公立学校。

现在回过头看，对政府“不使一个学生失学”的承诺，公众过于乐观了。关停的结果是市场提供的学习机会被消灭了，三年之后，翻云覆雨，公立学校却持续收紧，成为逼人离开北京的最有效手段。

关停草根学校，表面上看，理由是充足的：过度追求盈利、师资不足、质量低下、安全隐患突出。但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深层原因则是，许可证的严格控制，使办学者没有稳定的长期预期，从而刺激了其短期行为。但即便如此，草根学校在市场竞争下，也购置电脑、教学光盘、开设英语课、用车接送学生等等。假以时日，即便不能与公立学校一较高下，起码能接收被公立学校拒之门外的学生，解决家长们的后顾之忧，这实则是一个次坏的选择。

所以，如果当初没有关停学校，当下没有严格限制公民自办学校，即便行政命令残酷如是，市场也能很快自发弥补，瓦解行政命令对人们的限制与打击，如今的最严入学政策必然大打折扣。

从这个角度看，市场虽充满竞争，但本质却是温情的，它帮助人们实现自我救济，相互帮助，追求幸福。在现代社会，教育是人们安身立命、追求幸福生活的根本，所以，民办学校正是市场救济权利的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它使家长与孩子们有了自我救济、对抗权力、追求幸福的底线选择。

也正因为如此，试图通过限制孩子受教育机会来限制人的企图，就得首先消灭相关市场。一道道压制、消灭市场的行政命令，会令人丧失对这个国家的善意温情。

这些行政命令本该在宪法框架下接受严格审视，但遗憾的是，以行政替代法律，以“宏观调控目标”替代公民权利的做法，却在这个国家大行其道，究其原因，是因为其身后的暴力逻辑。这种暴力虽然缺乏正当的法制基础，但却可以随意侵犯市场与权利，压制一切宪法框架内的反对与抗争，进而强化不正当的行政命令。如果没有暴力强制执行的潜台词，没有暴力压制家长合法抗争的实际作为，关停“非法”学校的不正当行政命令，要么会被人无视，要么也会大大弱化。

所以，表面上看，关停学校、紧缩入学仅仅是一道道行政命令，温文尔雅，冠冕堂皇，绝不会碰家长一个手指头，但根本上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关停学校，以证逼人，到最严公立学校招生政策，再到北京人口减少，这长长的因果链背后，隐藏着的暴力本质不言而喻——能压制市场的，是那些得到公权力背书的暴力。

其实，关停学校后面的政策逻辑，并不鲜见。用行政权力干涉人口流动，一直是一种未被摒弃的计划体制糟粕。“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农民采取了历朝历代用过的办法，逃荒以求生，但这个时候，村干部却派民兵把守，不准村民逃荒自救，结局当然是悲惨的。

拦住村民外出逃荒的民兵，强制收容遣返外地人，都是明显地用暴力阻止公民自救。太阳之下无新事，冠冕堂皇的“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 与三十年前民兵阻止逃荒，与射向逃港者的子弹，与十几年前收容遣返没有暂住证的人，本质上并无分别，实质还是以暴力限制人，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干预，以暴力阻止公民追求幸福的权利。

三十年前，阻止逃港者的子弹，触动了习仲勋与邓小平，广东才得以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三十年后，如果我们认同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发展，人民群众权利的提高的话，那就不能否认现代社会的生存权的题中应有之意包括受教育权。这是中国政府在世界前面对人民的承诺，即使地方政府不提供，也不能以各种条件不达标为借口干预市场的供给，这就如同以逃荒过程充满颠沛流离为理由来阻止逃荒一样，是十分荒谬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毕竟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国了。这种做法只会激起家长的权利意识及对反抗的集体认同，民生问题上的高压政策注定会积蓄民众在政治上的不满，民生问题就会变为政治问题，那么，北京政府做好了迎接这个局面的准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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