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日的，你们与外国记者接触，就是反共分子！”在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公安分局的审讯室里，一个警察骂着戴着手铐脚镣的滕兴球。滕兴球刚想争辩，厉声斥责他的警察啪啪两个耳光扇过来，滕兴球躲闪不及，黝黑的脸瞬时就变得红紫起来。

“滕兴球，我叫你死就死，叫你活就活！”审讯他的益阳市赫山公安分局局长刘军也恼羞成怒，厉声恐吓他。

“我们只是要求落实待遇,” 滕兴球在采访中说，“我们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滕是中国众多境遇悲惨的越战老兵之一。他失业多年，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目前只能靠打零工养家糊口。15年来，他一直要求地方政府提高其生活待遇并坚持上访，当地政府将其认定为“领导者”。今年6月上旬他就自己漫长而凄惨的上访经历接受法新社记者电话采访后，滕兴球随即被当地公安拘留并遭到了殴打。

越战老兵们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被广为歌颂为英雄。今年56岁的滕兴球在1976年参军入伍，1979年奔赴前线参加了中越战争（中国官方称之为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那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有近3万名中国士兵伤亡。这场战争的起因是越南举兵推翻一位中国盟友——柬埔寨波尔布特(Pol Pot) 红色高棉政权 ——一个红色恐怖政权，这激怒了北京。因为对这场战争的性质至今仍有争议——这或许并非正义之战，大量的越南平民在战争中死亡——战后，北京当局有意淡化这场战争。作为这场战争的参与者，普通越战老兵们的命运也被政府所忽视，逐渐成为一个被遗忘的群体。今年是中越战争35周年纪念日，但官方并未组织任何纪念活动，甚至打压越战老兵们自发地纪念死去战友的活动。

近年来，中国越战老兵因地方政府未能兑现中央政府文件中对他们许诺的福利——比如医疗保险、退休补贴甚至工作安置，在中国，维权的越战老兵数量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但显然这个群体已经令中国军方和政府头痛不已。2013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刚凌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曾援引解放军总政治部信访局的一份统计报告称，2002年退伍士兵因政府安排工作问题，到总政信访局上访者达30批630人；2003年上升到58批825人；2004年则达到了142批2089人。总政治部信访局是专门负责接待军人上访维权的部门。另据未能证实的中国大陆网友的统计，2013年上访的越战老兵估计已经超过万人。而就在不到一个月前的6月16日，约3000名越战老兵在昆明集会，要求政府按相关政策，改善他们的生存现状。但当天，地方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到现场警戒，警察封锁了主要路口。双方数度险些发生冲突。游行持续到下午四点左右，老兵们才纷纷离去。

现在的越战老兵们大多临近退休——上世纪80年代他们走上战场时，正值青春。从军队退役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得到了有效的安置。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他们有些人作为国企职工下岗，有些下海经商血本无归——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军费开支从1990年开始连续23年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从1990年的290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7201亿元。越来越有钱的军队并没有拿这些军费来补偿当年浴血奋战的战士们，而是把问题推给了政府——在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里，负责安置退役士兵的部门众多，如民政部、社保部、财政部甚至组织部门都涉及到这一领域。

事实上，中央部门已多次下发文件提高退役军人的补贴和待遇。据 新华网 的报道，自1978年至2006年，中央财政先后14次提高残疾军人抚恤金标准，17次提高烈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和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生活补助标准，5次提高在乡复员军人的定期定量补助标准 。而从2007年8月1日开始，湖南省也首次对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且家庭生活困难的参战退役人员发放每人每月100元的补助。

但滕兴球说，自己作为复员无业的越战老兵，既没有拿到过复员军人的定期定量补助，也没有享受湖南省对无业的参战退役人员发放的补贴。纽约时报中文网试图电话联系益阳市赫山区民政局采访核实这一事实，但遭到了拒绝。

中国政府在对退役士兵安置管理上，显得有些混乱。前民政部副部长罗平飞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政府是依据退役军人的职级和退役方式的不同，交由不同的部门来负责。比如对于退役军官，国务院有专门的转业干部安置领导小组来领导，人保部承担具体工作。但对于人数更为广泛的普通退役士兵，却又由民政部门来负责。薛刚凌在另一篇学术文章中总结到，“这种多头的管理体制，使得退役军人事务分管部门多，涉及范围广，管理分散，加上部门利益的驱使，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工作经常相互扯皮，行政效率不高。”

罗平飞曾在2005年撰写的另一篇学术文章中指出：“退役军人安置制度不仅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更是为了稳定军心，使现役军人能够安心服役。”也就是说，在执政者眼里，退役军人的上访维权——并不等同于一般的国企下岗职工们的上访——它关系到军心的稳定。“枪杆子”是共产党维持政权稳定的最重要法宝。但政府却似乎并不重视当年为他们扛枪打仗的群体——像滕一样的为数众多的退役越战老兵们。

在为军队服役了11年之后，1987年，滕兴球转业分配到湖南省益阳市供销社。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供销社系统垄断着各地的商品供销。但好景不过三五年，随着中国国企改革进程的加快，1992年，滕兴球下岗了。1997年，妻子不堪忍受家中贫困，带着女儿改嫁他方。这一年，人到中年的滕兴球不得不南下广东寻找机会。但身无一技之长的他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最凄惨的时候，他不得不被迫沿街乞讨。

南方呆不下去，他只能决定回老家。“渴了就去喝自来水，没钱买车票，就沿着铁路走。”滕兴球说，他最终徒步500多公里回到了湖南。

1998年，滕兴球在战友和亲戚的帮助下，凑了一些钱，去长沙做点小生意。那时中国的城市管理并没有现在这么严格, 于是滕兴球在早上和晚上摆地摊卖点小东西，白天就去踩三轮车拉客人，拉一趟大概能收入一两块钱。但1999年各地政府成立了城市管理部门，为了维持城市的秩序和整洁，城管加大了对他们这些街头商贩的打击力度，滕兴球在长沙越来越难以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又回到益阳。

回到益阳后，滕兴球以打零工为生，收入并不固定。1999年，滕兴球与现任妻子王丽结婚。第二年，小儿子降生，养家糊口的压力陡然增加。在得知国家曾对退役军人出台了相关政策后——中国当局于1997年3月14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该法规定了所有退出现役的士兵在生活福利、教育、工作和住房方面享有优待权（这是一部纲要性的法律，条文内没有具体的标准） ——滕兴球开始找以前的工作单位讨要说法，要求再次安置工作或者解决生活福利 ，但并没有得到解决。在随后的七年里，滕兴球不断去找益阳市甚至湖南省的有关部门，但也无回音。

2006年4月30日，中国政府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落实部分军队退役人员劳动保障政策的通知》 （劳社部发200617号），该文件提出将提高和落实包括退役越战老兵在内的军人的退役工资、再就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各项待遇。但一些省市并未按照这一文件落实政策，于是全国各地的一些退役志愿兵互相联络决定去北京上访。

当时中国的互联网还不像今天这样普及，但全国各地的战友退伍之后也依然能保持书信和电话的联系，所以消息传播的很快，滕兴球的一位战友电话联系到他，问他去不去。滕说，肯定去。

去北京的时间确定在2006年5月10日一早。临走之前，滕兴球特地将以前穿的旧军服换洗一新。那天，滕兴球穿着墨绿色的的确良军装，扣上镶有红五星的衣领处的扣子，带着申诉的材料，与湖南数百名战友一起踏上了进京的列车。他们准备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退役老兵一起上访，要求中央军委敦促地方政府落实最新的“17号文件”。

“我一点都不害怕。我们是军人，向党中央向军委诉苦，中央和军委会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滕兴球在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自己还是很乐观的。他和战友在列车上还笑着说，等政策落实后就能重新上班，就不用去踩三轮车了。

但走出车站时，他们傻眼了，因为益阳当地的公安和信访部门早已“恭候”多时。没等他们与全国各地的战友们会合，滕兴球等人就被当地的截访人员留住，一番教育之后，几个人将他带进一辆面包车，把他拉到了郊区的院子。滕兴球回忆说那个地方离北京大概有一百多公里，很荒凉，那里也关押着其他一些上访者。三天之后，他们被遣送回了益阳。

后来他知道，有些侥幸“漏网”的战友们突破重重阻力向中央军委递交了材料，但很快也被遣送回各自的家乡。

2007年“两会”后，他的日子有了一些改善。当年两会期间他去北京上访，益阳市委书记也在北京开会，该领导知道了滕兴球的境况后，答应给他们一家三口办理每个月600元的低保补助；而不久后，益阳市人大法工委的一名领导到他家考察后，也决定每个月给他760元的“零就业家庭援助金”。但这些救助在当地生活仍显得捉襟见肘。而且当地有官员威胁他说，如果不老实，随时会取消掉这些政府救助。

2007年建军节前夕，7月22日，中央八部委联合发布一份名为 《关于进一步做好优抚对象和军队退役人员有关工作》 的文件。文件不仅肯定了退役老兵的历史贡献，也明确表示将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

但滕兴球说，当他拿着最新的中央文件去找当地官员理论时，他碰了一鼻子灰。当地官员说政策还没下发到他们手里，并说就算有政策，也满足不了他的诉求。而滕兴球的诉求就是要求当地政府按照文件提高退役士兵的生活补助，落实在工作和住房等方面的优待政策。或许理屈词穷了，滕兴球说当时信访办的主任曾反问他，就是不给你落实政策，你又能怎么样？

2008年元宵节前，滕兴球再一次去北京上访。但仍旧是无功而返。“从北京回来后，他们就开始疯狂地镇压我。”滕兴球说。

2008年2月22日，元宵节后的第二天，当人们还在回味春节的欢乐时，滕兴球从北京上访回来还没来得及回家一趟，就被益阳当地公安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拘留，最初关押在赫山区看守所。

在看守所，他遭到了毒打。打他的是同关押在看守所里的牢头（犯人中的领导者，通常以暴力手段维持自己的权威）。通常是五六个人打他，还有七八个人围观。动手最狠的常是那些牢头和死刑犯。“他们想打就打，不分白天和黑夜。”滕兴球说，有时候他好端端坐着，就会有人拿着吃饭的搪瓷碗猛击他的头部。他常被打得鼻血喷溅。

每次挨打时，看守所里的警察并不出来制止，“你就算抱着警察的大腿，他们也不管的。”滕兴球说。在一次被打之后，滕兴球追问牢头是受谁指使他打自己的，牢头说是公安局的主要领导。此后，滕兴球又被转移到当地其他看守所，不论在哪个看守所，他都难以避免被殴打。这种肉体上的折磨直到2008年3月14日他被取保候审才告一段落。

从看守所出来后，他并未放弃抗争。他成为当地政府的大麻烦。2008年底的两次事情让当地公检法部门认为他是个组织者，必须对他有所惩戒了。

2008年10月8日上午，他与益阳市200余名退役的志愿老兵一起，集体前往益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上访，要求落实中央规定的社会保障和生活补助等政策。滕兴球作为老兵代表，参加了与该局领导的接访谈判。两个月之后，他再次与益阳市的30余名志愿老兵前往湖南省委所在地长沙，会同岳阳、娄底、常德等地200余名退役老兵前往湖南省司法厅和湖南省委上访。

第二年的4月23日，当地公安部门再次刑事拘留了他，罪名是涉嫌冲击国家机关罪。这次，当地法院审判了他。法院在判决书中称，滕兴球是上述两次上访的领导者，而且两次上访都致使国家机关无法开展工作。虽然滕兴球一直不服此判决，但是，当年12月，当地法院仍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滕兴球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在不服判决上诉后，2010年4月15日，二审改判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在看守所内被关押了347天后，滕兴球获得了暂时的自由。在监外服缓刑期间，他仍不改初衷，不断上访。最近一次去北京上访是在2013年6月5日。此次他是和另外两个战友准备向中央军委递交他们的诉状。但在首都，他们遭到了来自益阳的截访人员的多次围追堵截。“一个星期不敢露面。一露面他们（当地公安）就会来找我们。”他说，他们逐渐练就了反侦察的能力，选择住不需要扫描身份证的“黑旅馆”——私人开办的地下室，一个5平米左右的没有窗户的房子，仅仅平铺着两个床，20块钱一晚。

最终，“军委信访办公室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也说是地方政府不作为，但他们也只能把案卷材料转给地方政府，怎么落实，还得看地方政府的态度。”滕兴球说。

此次进京后，当地公安部门找到了他的妻子王丽，并威胁说“如果你老公再不回来，就把你关起来。”七八个警察甚至来到滕兴球儿子就读的中学，向其班主任施加压力，称如果我们把王丽关起来，就把孩子交给学校。2013年6月18日，滕兴球从北京回来后，10多个警察带着手铐脚镣闯进他家，把他带走了，并关押了5个多小时。10天后，当地的秘密警察头子威胁他说，在益阳这个地方我说了算，可以随时随地抓你、判你。

“日子就是这个样，被逼的。不要求落实政策怎么办？”滕兴球的战友，另一位上访维权的越战老兵王国权在被问及为何上访时，他无奈地反问自己。

当纽约时报中文网尝试联系采访与滕兴球一起上访的另一名战友——越战老兵王革清时，他拒绝了采访要求。王革清说：“因上次介绍法新社记者采访滕兴球，我就被当地警方威胁过。警察说这是叛国行为，如有下次，直接判我12年徒刑。”

目前，滕兴球时刻在当地公安部门的监控之下，几乎所有通讯工具都被监听。在纽约时报中文网24日首次电话采访他时，就遭遇了通话无故被挂断的情况。第二天，电话已无人接听。29日凌晨，一个笔者未能核实的号码发来短信，提醒不要直接打他手机，称滕兴球的电话已被当地公安监控，他在当地根本没有自由。

2014年7月1日，是中共建党93周年的纪念日。老党员滕兴球帮人打扫了六个小时的卫生，拿到了55块钱。

他说：“我会坚持到底的，我相信党和国家。”

易东明，汕头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纽约时报中文网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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