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刁则天
【1】
一向政治红利和市场红利兼得的“主旋律”民歌手，最近在公开媒体的曝光次数减少，个别人甚至长时间“销声匿迹”。而偶有成为舆论焦点的，也多与各类负面新闻或流言有关。
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微信号zgtrend）对此现象做了数据化的研究，“民歌手”遇冷并非个案，而是集体现象，且与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关。
【2】
“文工团明星”，尤其是以演唱“主旋律歌曲”出名的“民族唱法歌唱家”们，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备受一些高官和富豪青睐。他们针对的主要是公款市场。
为了验证这一群体是否真的、以及何时在何种程度上经历了曝光减少的现象，智谷趋势选取了一组最有知名度的“民歌手”作为观察样本，通过数据检索的方式，对其近几年来媒体曝光频次做了统计。宋祖英等个别名气很大的歌手因信息庞杂，数据对统计有较大干扰，暂没纳入。
【3】
目前，军队文工团以总政、空政、海政、二炮、武警，五家为最，下属演员水平和知名度亦最高。本次选择的观察样本，主要覆盖了这五家文工团中级别和职称均较高的明星演员，另有部分“主旋律歌曲专业户”。统计名单如下：
将以上观察目标按照性别分为男、女两组，在百度新闻搜索上，以“歌手名+晚会/慰问”的关键词进行新闻检索——“演出”、“演唱”之类的关键词因噪音较多，予以排除——并按照时间排序后，得到以下结果：
从图表中可以看到，以2013年为节点，“民歌手”参加演出的新闻报道出现了显著的减少。这个现象验证了公众在直观上的认知：“民歌手”们似乎集体“隐形”了。他们的新闻确实减少了，而新闻数量的减少，又是与其参加演出的次数减少直接相关的。
【4】
因政治宣传需要而在革命时期便萌芽，并逐渐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文艺兵系统的“文工团”，其文艺生产模式与市场化的艺人区别极大。
在和平年代，服务于军队的慰问性演出需求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服务于政治宣传性演出的需求。
直接面向社会或者市场的演出方式，对于文工团而言，一是因为产品与大众市场不符，市场难以规模化扩大；二是因为商业、社会演出经常要让位于政治演出任务，因此在“民歌手”们的演出结构中，比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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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主流文艺平台，尤其是各类“电视晚会”，往往由于政治正确的需要，对文工团表演者存在刚需。
曾经有过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民族歌曲”、“爱国歌曲”是中国文艺舞台上唯一被认可的歌曲表演形式——其他诸如流行歌曲、摇滚音乐之类，都被斥之为“靡靡之音”。在这种政治宣传动机的推动下，“民歌手”一度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麦霸”。随着改革开放，这样的认知早已从事实上被打破。但是，“电视晚会”的操盘者，仍然主动或被动的，需要在每一台晚会中加入足够多的“民歌手”的戏份，以保证政治上的安全和上进，进而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保证晚会节目的安全。
以“春晚”为例，这台政治意图浓厚的电视晚会一直是“文工团”体系与社会公众相连接的强力纽带。2011年春晚中，一共32个节目，有文工团人员参与的有15个，占总数的46.9%。此后两年，有文工团演员参与的春晚节目都不少于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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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013年以来，这些令“民歌手”们名利双收而高度依赖的“电视晚会”，在数量上出现了大滑坡。
是什么让“民歌手”们的演出机会大幅减少，进而影响了这群艺术家的舆论形象？
答案确实是“反腐”。当然，和坊间传闻的逻辑不同，“反腐”对“民歌手”的影响，主要并不是因为后者有涉贪腐案件，而是高层对公费演出市场、军队文工团体系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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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团政治福利的拐点，出现在2013年8月。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该通知明确指出“要加强电视文艺晚会播出和宣传的管理，对上星综合频道播出电视文艺晚会实行总量调控，避免晚会播出扎堆”。
这份文件的出台与2013年下半以来电视晚会的急剧减少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这也意味着，对于“文工团”民歌手而言最具刚性和经济效益的一块演出需求，被极大地削减了。
无独有偶，同月，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关于规范大型文艺演出、加强文艺队伍教育管理的规定》，重申严控商业活动，“进一步严格军队文艺单位和个人参加地方公益性、营业性演出及其他活动的审批管理，严格控制文艺单位人员参加地方电视台选秀类节目，禁止参加有损军队和军人形象的演出活动，禁止参加私人举办的演出活动和在歌厅、酒吧等场所演出，禁止未经批准出国（境）演出，禁止签约加入地方文艺单位、文化公司和经纪公司……”进一步放大了此前释放的政策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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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份文件所援引的政治依据，不是别的，正是“反腐风暴”中的重要文件“八项规定”。
总体说来，主旋律民歌手与政治风向联系紧密，他们所获得的政治红利与市场红利也互为影响，如同湘鄂情等高档餐馆遭遇寒冬一样，主旋律民歌手的境遇与之前比发生了大变。这是反腐的一个连带现象，也是中国的一个独特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