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还没进去？”在客厅相视而坐，李开复突然冒出这句话，然后我们哈哈大笑起来。
从租住的居所到闹市的冰室，他一口气说了三个小时，好比泄洪的堰塞湖。他在微博拥有五千多万粉丝，而眼前展现的却是常人最普通一面。他出示了并不理想的病历，这与他略显清瘦的体态吻合。不过，他仍然乐观地估计，康复后要回到北京。
自净网行动以来，他在台北渡过了艰难的200多天，这是多数大V共同的体验。枕边的妇人们调侃，以前日防夜防男人肉体出轨，现在更重要的是防止男人因思想越轨而入狱。但谁能防得住这个呢？
两年来，新老朋友见我时都会抛出一句“怎么还没进去”，频繁得如同“吃了吗”。我只能一笑而过。
来台之前的五月初，与老友相聚，不免谈及时局大势。我对当时出现的拘捕浪潮表达了担忧，他说，这是分层治理、消除杂音的策略。
那些从中央党校走出的校友，有一天会在秦城监狱重逢。而在某种程度上讲，监狱是另一所广义上的党校，或能培养潜在的未来领袖。“如果你的履历多一份监狱经历，想想看，那将多么完整。”他扭过头直视我。
这话给我的震撼，显然远远大于友人的调侃。但是，这不是我的选择，这也未必是那些因言获罪者的选择。凭什么将这样的重任加给别人？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旁观并记录，而非行动并颠覆。遗憾的是，边界的丈量者而非突破者，需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到头来不过是众人偶尔的谈资。
谈到从监狱走出的政治领袖，自然想到南非的曼德拉与缅甸的昂山素季。曼德拉的政治遗产之一，就是在重拾自由后成立清算与和解委员会，它以真相换特赦的做法，为医治一个国家的历史伤痕提供了崭新道路。
不过，曼德拉和昂山素季常有，而德克勒克和吴登盛不常有；人们乐于放大曼德拉和昂山素季的坚持，却也习惯忽略德克勒克和吴登盛的开明。其实，成就曼德拉们的伟大，除了他的信念、毅力，更重要的还有敌人没有突破的底线——曼德拉几乎没有被打过，这就是底线。想想看，坐牢二十多年，还能健康地走出来，而且没有屈辱地认罪，这对那些独裁体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在某些骚人笔下，曼德拉和昂山素季呆过的牢笼被演绎为浴火重生的浪漫场所，并成了所谓伟大却又缺失核心意义的符号。
回到绿岛，从那里走出的政客，尽管磨难重重，但也当庆幸，毕竟他们还是体面地走出来了。柏杨主导修建的绿岛纪念碑，密密麻麻刻着白色恐怖期间受难者名单、枪决名单等八千人。碑上有些名字未曾关押绿岛，如吕秀莲、陈菊、李敖，这一度引起抗议。吕秀莲也曾表示，她为没有被关在绿岛而感到惭愧。
有两个名字为这份清单提供了亮点，一是劳动党主席林书扬，一是民进党主席施明德。
1984年12月17日，年届六旬的林书扬与另一同案囚犯李金木，在系狱34年又7个月之后从绿岛假释，人称狱王。尽管代价一样，李金木因少了政治光环，通常被记录者忽略。
清末，麻豆林家与板桥林家、雾峰林家并称“台湾三大林”，林书扬的父亲为麻豆第四代，他自幼受到左派意识与民族意识的默化。25岁那年，林因“匪谍”在家里被捕，与其同入案入监的36人中，3人被枪决，8人获判无期，这就是白色恐怖时期著名的“麻豆案”。系狱期间，大哥、大嫂、三哥、四哥与母亲相继过世，他只能面对那漫无终结的囚室生涯。
人生的一次意料脱轨，付出30余年自由，他的另一个30年由此形成路径依赖——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拾自由后，他历任劳动党荣誉主席、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会长、劳动人权协会会长，以及中国统一联盟主席。2012年秋天，他选择在红都北京离去。
生前，他在办公室挂起毛泽东像，发起对龙应台的笔伐，成为乌有之乡的关注对象……当然，这也让他失去不少被记录的机会。
更多的文字留给了施明德，他于1962年和1971年两度入住绿岛。与林书扬相似，施明德21岁案涉“台独联盟”，几经转监，进入绿岛。林施二人，正是蒋公心里最重要的两大敌人——共惨与台毒。
从施明德的《囚人之春》到《政治遗嘱》，再到他夫人的《美丽的探险》，从未脱离对这段苦难的叙述。由于刑讯过多，他全口假牙，终身脊椎疼痛。
施明德说，肉体的折磨倒是其次，最脆弱的时刻介于逮捕、判决之间，在连续问讯后突然单独隔离，“你完全与外界隔绝，没人讯问，也无法通信、看报纸、完全猜不透他们在打什么主意；再过几天……你甚至会产生虚无感，这种感觉比接受讯问更恐怖百倍。”
女生分队张常美的体验，与之何其相似！收监之后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消磨摧毁尊严和意志，任何平凡的东西都会无比奢侈。
至于审判之后，日子变得更为具体，那种离岸恐慌反倒有些稀释。“囚禁是一种失去空间换来时间的生活状态”，施明德在书中回忆，囚犯的空间虽然局促有限，却能拥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或思想自己真正喜爱的东西。
作为惩罚处所，监狱是人类文明投下的阴影。刑讯的野蛮、狱卒的横暴与管理的松散，是在民国监狱里并存的现实。不过，即使在传说中的人间地狱渣滓洞，狱友仍可秘密绣红旗、抚养小萝卜头以致私藏武器组织暴动，这只能说明底线尚存。而绿岛显然好过渣滓洞。
另一层面的离岸恐慌，来自出狱之后。禁锢期间，施明德的生活如同慢进的默片，而社会的发展则是快进的3D。出狱当晚，大哥安排他住在旅舍，他在抽水马桶上反复尝试，不能习惯；新型商场的自动门让他紧张；与计程车司机存在信任障碍……
这让人想起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面对难以逾越的高墙，是适应它进而依赖它？还是反抗它进而摧毁它？这是囚犯面对监狱、常人面对体制无法逃避的问题。老布克斯选择了前者，获释后无所适从，自杀了结残生；安迪选择了后者，最终重获自由；瑞德在安迪的救赎下，完成了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成功获得新生。
施明德七十大寿那天，发布了一张与两个女儿叠罗汉的裸体照片，这与之前的家庭断裂形成鲜明对比——他托自由的狱友蔡宽照顾妻女，未料妻子与蔡宽心生私情，他狱后与女儿的相处以失败告终。
人生的第二春在1978年的冬天来临，37岁的施明德与29岁的艾琳达完婚。一个获释不久的政治犯，一个美籍人类学家，剔除男女情爱，还有政治意味——政运分子得此美国妻子，或能获取一些保护；而人类学家对民主运动的兴趣，需要进出台湾的更多便利。
网上有他们蜜月之旅的合影，施明德站在绿岛国小的门口，脸上堆满笑意。他自己可能都无法料到，几个月后再以囚徒之身登陆这里。此时此景，浅尝绿岛，似能明白一种坚持和寄托，值得反复回味沉潜。
政治的第二春则源于《美丽岛》的创刊，它是党外力量野蛮生长的象征，这也再次换来牢狱之灾。事由起于1979年12月10日的一场和平游行，史称“高雄事件”，随之发生针对“党外”清理的浪潮。国民党看似瞬间消灭了一切反对力量，并将恐怖弥漫社会各处，但事后看来，它是台湾转型的不可逆转的拐点。
当施明德站在法庭上时，不，那其实不是审判台，更像是他的舞台，大谈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看法，对于台湾未来的思考，似乎无关个人命运。
在肖申克，救赎的核心立足于几句台词。一句说：“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然后你逐渐的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他。这就是体制化。”另一句又说：“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可以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它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无法达到，也触摸不到，那就是希望。”
这种希望，是人性的力量，就像火烧岛变身绿岛那样，以时间换取了空间的变量。
今天回望，“美丽岛审判”成了台湾历史的分水岭。他们走过的历史，我们正在走，却不知我们的拐点将以何为标志。
我还记得那个下雨的午后，在李开复简陋的书房参观，眼前堆满了他正在阅读的《美丽岛》杂志，那是原版旧书的合订本，齐整而珍贵得让人垂涎。
（完）
来源：真话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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