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董恂来：“周老虎”现形与中国式维稳的道义破产

　　 经过长时间的外媒爆料揣测与国内街谈巷议之后，“周老虎”落网的消息，现在终于由官方正式公布了。对于公众来说，这条迟来的新闻，由于期待已久，所以其爆炸性显得并不强烈，并且似乎也并非一个大快人心的喜讯。因为这一重大案件所暴露的问题，恐怕远比其希望向公众传达的信息复杂得多，也远比其可能被有意掩饰的性质严重得多。事件既然已由扑朔迷离终至尘埃落定，国人如今可以稍释疑惑或暂纾困扰而痛定思痛了。

　　 这里至少有三个问题令人深思：首先，作为一个腐败分子，他何以能够退休前在各级领导岗位的升迁上一帆风顺，一路畅通，一切顺遂，由业务官僚跃至副地级，进而至正地级，由正地级而至副部级，进而至正部级，由省委书记而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长，进而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这种仕途奇观说明现今政治生态究竟有多么恶劣；其次，作为曾经掌控某家国企帝国的老总、曾经主政某个省份的地方诸侯、曾经统领社会治安的警察头子以及曾经把持国家政法大权的政治寡头，他何以能够得以在各个不同的权力岗位上一手遮天，呼风唤雨，可以为所欲为而肆无忌惮，可以徇私枉法以为非作歹，把其势力范围变成独立王国，使所谓党纪国法形同虚设，令所谓权力制约与监督的一切形式名存实亡，把职业道德和政治伦理弃若敝屣，并且在这么做时，只要仍然在位，就不仅安然无恙，不被发现与制止，免于制裁和惩处，反而得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终至攀上某种权力顶峰，这种权力奇观说明现行体制漏洞究竟有多么巨大；再次，作为长期身居要职、最终一度主掌全国维稳大权的国家最高官员，他何以一方面在不同时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公然培植党羽，安插亲信，纵容和包庇子弟及亲属作奸犯科，中饱私囊，无法无天，其贪腐行径和猖獗表现简直匪夷所思，同时却又在明目张胆地大力推行政治高压，冠冕堂皇地竭力实施维稳，这种道德奇观说明当今所谓维稳政策究竟是什么货色。

　　 因此，周永康案发和想必随后到来的劣迹披露，既敲响了一记政治警钟，也提供了一个绝佳案例，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反省和检讨现行体制问题，特别是旨在维护现行体制的所谓维稳机制问题。

　　 回顾历史可知，自1989年初所谓 “稳定压倒一切”的施政方针在中国大陆被公开正式确立以来，历时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但实际上，它是70年代末以来支配国家社会局面的基本政治方针，因此也可以说，它是迄今为止贯穿于改革开放历史过程始终的政治信条与政治现实。在这个长达35年之久的历史时期中，国家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者说新时期的功与罪，无不导源于此。在当前社会面临危机重重而改革陷于举步维艰的严峻形势下，是时候应当严肃认真地评估所谓维稳机制的后果、风险及其对国家前途与命运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了。

　　 显然，一个国家如果出现社会不稳定的迹象，通常表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存在问题。社会不稳定的迹象越严重、越广泛和越持久，就表明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越成问题。而只要这些制度不再适合这个国家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就应当及时加以调整和改革。否则，社会不稳定的表现不仅难以消除，而且必将愈演愈烈，进而导致社会发生全面恶化，乃至出现社会动乱或局势动荡，然后经过或长期或短期的政治探索与尝试，直至建立起适合现状的社会制度为止。

　　 对于国家的统治集团来说，社会不稳定的状况必将威胁到其继续施行统治的地位与前景，从而危及其长久以来享有的统治利益。国家一旦出现社会不稳定的迹象之后，当局克服统治危机的对策，总起来说，不外乎有两种选择：一是努力变革现行制度本身，从而及时为扩大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创造条件，以消除和平息社会不满，最终恢复社会稳定局面，是为治本；二是竭力维持现行制度不变，仅仅致力于加强统治工具，通过实行政治高压，设法压制种种抗议活动，以至过度依赖国家暴力维持社会秩序，是为治标。以上两种对策，虽然相互排斥，但有时并非一成不变，往往可以轮流变换，交替使用，因而表现为国家治理方针的倾向性不同和阶段性区别。

　　 人类社会中的任何政治制度，即使在其形成较为稳定的形式之后，也决不会臻于至善至美，总是会存在变革的空间，留有改进的余地。这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希望和标志，不是困难和问题。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其是否存有变革的空间或改进的余地，而在于这些变革的空间和改进的余地之大小。问题也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对于某些属于封闭性较强类型的社会政治制度来说，由于其不具备开放性功能，变革虽然有弹性，但是更有弹性限度；改进尽管能够取得有限进展，但是进一步的改进却受到自身逻辑规定和内在结构原理的限制。这就是大陆社会政治改革当前陷于困境的根源与症结：由于国家政治存在严重的制度性缺陷，承担不起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风险，所以为了避免第一面骨牌被推倒，必须竭力顶住日益强烈的变革诉求和与日俱增的社会压力，尽量抑制或拖延有助于促成体制变革的某些实质性步骤，为此使出浑身解数，不遗余力地加紧社会控制，以致过度依赖暴力，并想方设法安抚社会不满情绪，以求维持现行体制不变。

　　 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尽管无疑将会令当局背上更加沉重的政治包袱，为社会留下了更加严重的安全隐患，使国家未来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但是维持体制不变的政治目的总算暂且达到了，虽然若干不祥之兆已经开始显露。当前的问题是，不难发现，这些做法已经和正在为社会带来哪些后果，从而使人民付出何种代价。

　　 一是公民权利与人格尊严方面的后果与代价。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设法控制人们通过传统媒体、出版物和新兴媒体等舆论公器自由表达意见与看法，这就得压制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设法禁止人们联合起来公开抗议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和控告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活动，这就得压制公民行使集会、游行和示威的宪法权利；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设法尽力限制NGO的发展和削弱公民的自治能力，这就得压制公民行使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设法使司法独立不能走到脱离于一元化领导体制之外的地步，这就得牺牲法律、公正和正义；为了稳定的需要，在现存体制无法隔绝腐败的情况下，只能推行应试教育，这就导致扭曲青少年的心理与人格、阉割其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并泯灭其创造性；为了稳定的需要，也必须设法在高等院校中设置知识讲授禁区，严防启蒙思想在校园内传播与扩散，这就得推行奴化教育，使莘莘学子终生绝缘于公民教育；为了稳定的需要，还必须设法进一步加强对国内的思想控制、舆论控制与信息流通控制，这就得对若干敢于冲决管制罗网的公民罗织罪名，严惩不贷，以儆效尤，使那些先觉者或被囚禁或被限制人身自由，或生活于恐惧和缺乏安全感的制度环境，使那些被成功洗脑的民众安于愚昧无知和不开化的智识状态。

　　 二是财政与经济方面的后果与代价。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在全国各地加强监控和广泛部署警力，扩大原有的警察队伍规模，这就得花费大量钱财；为了稳定的需要，还必须专门设置或成立新的监控机构，并招聘或雇佣耳目或某些专职人员，这也得花费大量钱财；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为这些人员配备必要的警械与武器装备，以及专门的通信、联络和交通工具，这更得花费大量钱财；为了稳定的需要，又必须进一步加大日常和夜间巡查密度与频率，为此支付特别费用，这又得花费大量钱财。根据财政部今年3月25日公布的2014年中央财政预算，公共安全支出为1389.15亿元，比去年的预算执行数增加了7.1%，这是自2009年开始公布以来公共安全支出预算连续第四年增长，5年间增长约70%，这样的结果不足为奇，人民的负担继续加重的势头恐怕也不会就此终止。与此同时，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极力维持高幅增长的GDP，以提高就业率，这就得不计经济效益和违背经济规律过度投资，并频频干预市场，从而导致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扭曲和危害经济社会秩序；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这就迫使政府实施天量投资刺激经济计划以推迟经济衰退发生，结果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和重大隐患，进一步加重国家未来的经济困境；为了稳定的需要，还必须维持庞大的宣传媒介，这就得投入巨大的财力和资源，使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乃至网络等宣传机构足以承担撰写、采编、印刷、发行、投递和传输等繁重任务。

　　 三是环境与生态方面后果与代价。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把与就业密切相关的GDP作为考核、提拔和任用干部的重要指标，这就势必导致各地不加甄别地引进和开发各类生产企业，其中某些类型的加工制造或生产活动，由于其高耗能、高污染、大量排放有毒或有害物质，往往对产地周围的水土、空气及自然环境与生态构成严重破坏和污染，因而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属于被列为禁止生产或限制生产清单的产品或行业，但是在中国大陆却可以肆意开工，并且开足马力，昼夜生产；此外，对作为维稳经费来源的税费征缴的强烈需求，以及监管机构的腐败与渎职，导致了默许和纵容对矿藏林场滥采滥伐等非再生资源的掠夺性生产活动；为了稳定的需要，也必须禁止自行成立各种行会组织，结果之一在广大农村地区使从事农业与养殖业的农民群体因分散与孤立而处于弱势地位，迫使其为增加收益而在农业生产中超剂量使用农药以提高粮食和经济作物单产，在养殖业中同样超剂量使用添加剂以缩短动物生长周期。所有这些，当然远不止于这些，例如现行土地制度下由于耕地过度利用带来的土壤污染等问题，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在国内急剧导致了一场广泛的环境与生态灾难，使国人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栖居于此的家园不再宜于居住和生存，除非有能力选择国外移民，否则人们不得不继续呆在生态与环境日益恶化的国内，在聚集着损害人体健康与威胁生命安全的产品与物质的环境包围中度日，在饮食被污染的饮用水、有毒素的食品的生活中维持生命，在超标的PM2.5值、污浊的雾霾天气中呼吸与喘息，奔波和穿行。

　　 四是社会伦理道德、社会风气与公共安全方面的后果与代价。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设法压制国民的政治权利，堵塞其在事关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问题上表达愿望与意见的渠道，这就使人心中滋生挫败感、压抑感、无助感和异己感，在人际关系中制造了猜忌、疏离、孤独和冷漠；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抑制国民维护人权的愿望与活动，对因利益受到损害或权利受到侵犯起而抗争的同胞进行打压，这就在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制造了仇恨、敌意、对立和冲突，导致戾气和怨恨滋生并寻求转移性释放与发泄；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拖延对种种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改革，这就导致各级权力机构和各种社会事业单位普遍陷于腐败的泥潭，引起连锁反应，使各行各业群起效尤，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彼此欺诈，相互坑害，道德底线被一再冲破；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使用种种利益和好处收买官吏队伍的效忠，这就势必导致从政环境恶化，各人为在等级制度中爬得更高或在职务晋升中求得胜出纷纷相互倾轧，尔虞我诈，并且造成人身依附、行贿受贿和奴颜婢膝、阿谀奉迎之风盛行，从而使人自我作践，自贬人格；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实行政治高压，动用一切行政手段与社会资源，镇压和控制表达权利诉求或公正诉求的抗议活动，这就严重损害国民的社会公正感，促使少数人制造事端，走向犯罪，或发动恐怖袭击，报复社会，结果使部分民众沦为无辜的受害者，使大众缺乏基本的安全感，普遍生活于恐慌和焦虑之中；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培养、鼓励和奖赏奴性、驯服与盲从，抑制、排斥和打击个性、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这就势必导致个人心理畸变、人格分裂和精神萎靡；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诱使人们加入自己对其教义完全不信仰的组织，宣传自己对其根本不信服的理论，大讲自己从来不相信的谎言，以致人人心口不一、言行不一、表里不一，这就无法使人保持诚实、正直和诚信，不可能不变得虚伪、虚假和诡诈，而一个充斥和盛行“假大空”政治语言的政体，不仅盛产伪君子和双面人，而且势必影响并促使社会伦理道德发生败坏、堕落和沦丧。

以上种种，表明现行体制及维稳机制是制造社会全面危机的主要推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