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 刘远举

中国广电总局对传媒和互联网内容的管控禁令，在行业内已是耳熟能详，见惯不怪的了，比如，禁止黄金时间播出境外动画片，不准在电视中使用GDP、NBA等外语与缩写，娱乐节目每周不得超过三次，一部电视剧最多只能在两家卫视播出，叫停网络热播美剧等等。

近期，广电总局对互联网电视（OTT）市场的政策骤然收紧。所谓OTT即“Over The Top TV”，意思是基于开放互联网的视频服务，终端可以是电视机、电脑、机顶盒、PAD、智能手机等等，如PPS、悠视网、乐视等平台的内容传输到消费者的屏幕上，还有2010年推出的Apple TV、Google TV都属于这种模式，当下市场上出现的各种的盒子，则是OTT业务最热门的形式。

当前中国互联网电视播控集成牌照共有7张，分别掌握在央视CNTV、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上海文广、杭州华数、湖南卫视、南方报业手中。目前，乐视网、阿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涉足视频内容业务，都需要在这7家中选择合作者。

在此次严厉的管控行动中，广电总局提出了明确的整顿要求，要求7家播控平台牌照方在一周内进行整改，整改内容包括：取消视频专区，不允许商业网站以节目服务平台形式与牌照商进行服务专区合作；禁止第三方视频APP插件；关闭OTT的回放功能等内容。另外，广电总局已明确未来不会再下发互联网电视集成牌照，内容厂商只能在已有的7家牌照商中寻求合作。

一系列堪称史上最严厉的OTT监管政策，立即引起了市场的反应。7月16日、17日乐视公司股价大幅跳水，两天累计跌幅超过20%。除了乐视，原定16日发布的阿里天猫魔盒2并未如期发布，转而发布了阿里家庭数字娱乐生态合作伙伴，其中更突出了与华数传媒的合作关系。

不难预见的是，即使此次整改过后，牌照商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内容合作方在利润分成中的比例，恐怕会进一步降低，由原来的5:5，可能会变成3:7甚至更低。所以，不可否认的是，广电总局的严厉管制政策，实际上发挥了维护牌照的价值、甚至牌照租值的作用。

如果从三网融合角度看，OTT业务的出现，各种盒子如雨后春笋，是互联网企业对电视屏幕的进攻，本质上是起到了电视屏幕网络化，电视屏幕内容市场化的作用。前者侵蚀了广电网络的价值，后者消除了内容牌照的价值，长此以往，所谓三网融合，就是广电网络、内容牌照被消融。

与互联网企业的草根野蛮生长不同，广电系的企业发端于国有政府部门，多年蔓延的裙带人际网络更紧密、更快速地把企业的市场利益转化为部门的权力冲动。所以，当互联网企业侵蚀广电牌照利益的时候，招来广电的强烈反弹也就毫不奇怪了。

不过，事情本不该这样。

不管从传播形式、显示技术、还是制式标准来看，广播电视可看做互联网电视的一个特例，而非如广电强调的是广播电视形态的一种。从职能上看，随着新技术的兴起，信息产业蓬勃发展，工信部本身应该涵盖更大范围。从行政级别上看，广电总局仅是副部级单位，而信息产业部则是正部级。所以，三网融合，从技术形态的新旧、范围的大小上看、未来的方向来看，都应是互联网占主导，更为强势。

但是，虽然广电成为“第四运营商”也久拖不决，然后，比起第四运营商的呼之欲出，广电总局打压互联网企业向电视领域的扩张的态度更为激进，而每一项禁令背后，都伴随着三网融合博弈中广电系统的巨大的利益，可以说，把是一桩具有中国特色的宣传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而能够成为生意的背后原因，则是意识形态的庇护。

电视是最普罗大众的媒体，所以，对电视屏幕施以更严厉的监管尺度，是合乎国情的，在政治上也是合逻辑的。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电视很难在市场化上有较大的突破，广电总局出手管理，自然也心安理得，既符合其宣传的定位，也符合维护系统利益的生意。

从体制架构看，工信部仅仅是国务院诸多职能部委之一，而广电总局的宣传管理职能则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意识形态管控权力的具体实施部，负责内容的管控。意识形态领域的行政行为政治属性强，法律属性弱，行政命令更加得心应手。

不管再强的网络，再新的技术，终归是为了传输内容，而意识形态的管控，落到实处，就是内容的管控，而这正是广电的传统优势。最早控TV，后来控IPTV，再后来控视频，现控盒子，未来必须控屏幕，未来的未来必须控显示。其实，除了TV，其后都是信息产业中的新生技术，而广电则顺着内容蔓延到一切新生技术上，进入新兴技术领域，进入工信部的领域，成为摘桃子的人。

TVOS就是一个广电系统涉足信息产业的典型例子。TVOS是广科院研发，而广科院又是广电总局的下属企业。近日广电总局要求，今后各地有线运营商发布的OTT机顶盒等终端，应安装使用TVOS1.0软件，不得安装除TVOS外的其它操作系统。如果说这些管制还多多少少有些安全、意识形态因素的话，一边是众多视频因禁令下架美剧，另一边是央视付费频道开播美剧《冰与火之歌》，就是完全的霸道生意了。近日又有传言，现在正在参考海外电影引进制度，研究是否对网络海外剧播放权采取配额制。

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厉行反腐，众望所归。本质上，所有的腐败都是从市场中寻租，所以，反腐的最终目的是要把这些可寻租之处，归还给市场，归还给公众。只有当这些租值释放到市场之后，这样腐败才无从生根，经济才能健康发展。

近日，李克强在山东与新注册小微企业主座谈时，对政府相关负责人说，“要继续减少前置审批，让企业放开手脚，不能像赛场上的障碍栏一样，跨过一栏还有一栏”。不过在文化领域，视频网站却大山压顶，翻过了一座山，又有一座山。遗憾的是，比起其他领域，互联网视频市场始终受着诸多钳制。

内部人控制、追求部门甚至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举动，虽然打着意识形态的大旗，但最终却背道而驰。李克强总理在多个场合强调要促进信息消费，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加快发展4G，大幅提高互联网网速，在全国全面推行“三网融合”，实现“十二五”后三年信息消费规模年均增长20%以上。但是，制约信息消费的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内容,网络速度仅仅是信息消费的手段，真正刺激消费者消费的是信息与内容本身。所以，当内容市场被用来当做部门牟利的手段时，那些群众喜欢的信息消失了，那些方便快捷的信息消费手段被取缔了，信息消费自然也就枯萎了。

如果说绩效合法性是讲政治中的关键一环，那么，在为了讲政治的而催生的意识形态管控支持的生意中，不顾大局，追求部门利益与权力，却必然会侵蚀经济发展，“讲政治”最终发展为“不讲政治”。

但即便如此，技术终究为自己开拓一切。随着智能电视的出现，即使没有盒子，电视也将与平板、手机、电脑有更紧密的联系，成为这些智能设备的一块附加显示屏幕。更重要的是，目前，网络是一个监管最少的领域，最重要的原因则是，经济对网络的依赖与监管是矛盾的，简单的说，流量越大，监管的难度成倍增加。

而这一切，仅仅是发生在数据链路层的变化，而在可见的未来，网络物理层的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变迁会更大地改变社会信息的传播结构——正如马克思所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似乎，信仰马克思，就该明白信息监管的最终消灭。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其实更是一个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