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许知远在一席北京现场的演讲摘录。）
坦白说，我对这种表演式的谈话，是非常心生抵触的。
不知道大概有多少年了，我们进入了一个高度表演性的时代。每个人都努力在某个瞬间某个时刻呈现自己人生中特别有光彩的一面，如果不够有光彩，就用美图秀秀。但我觉得我始终有很大的抵触，你人生中的那些灰暗的部分呢，那些挫败的部分呢，那些糟糕的时刻呢，那些暧昧的时刻呢，它们该怎么呈现？
我一直以一个知识分子自居，但在这个时代做一个知识分子怎么面对这些高度的表演性？如果你想把你的思想传达出去，你一定需要加入这种表演式的东西吗？
我特别喜欢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马奇说的一句很有趣的话：我只推敲我的想法，我不推销我的想法。我始终希望能这样要求自己，但基本上做不到，尤其是当开了一个书店以后。有时候我被迫像一个推销员一样，谈论我们的想法。
刚才在路上，坐出租车的时候我在想，今天来讲什么。因为我对所有的问题都是从来不准备的，我特别希望在谈话的某一个瞬间，你谈话的内容不是经过你严密的设计，而是在某一刻我输出一些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东西，那一刻既让你们吃惊，也让我自己吃惊，我想这是所有谈话和交流的魅力。它们不是确认你已经知道的东西，而是发现你尚未知道的东西。所以我就在想，我到底能讲什么呢？
在路上路过北京三环，路过CCTV大楼，这个城市几年以来变得越来越丑陋、越来越庞大、越来越令人窒息。德莱塞当年写《嘉莉妹妹》的时候就是描绘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前往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在城市里感觉到茫然无措，她面对这个巨大的新秩序时的崩溃的过程，我想你们很多人可能都有类似的感受。
因为中国正处在一个“嘉莉妹妹”的时代。如果你们此刻穿入北京的地铁，面对着CCTV的大楼，那种高度的无力感，我想会抓住每个人的心。在这一刻，你怎么样确认自己寻找到自己呢？
当然北京不仅是这样一个故事。它同时又是另一个看起来生机勃勃的故事，我们十年前不可能想象，阿里巴巴这样一家公司的诞生，我们也不能想象百度这样一家公司的诞生。如果你看此刻的欧洲和美国，你会感觉到他们最雄心勃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已经缔造好的一个巨大传统之下，而中国这个传统刚刚开始这个城市尽管压迫人心，但它依然像19世纪初的巴黎一样，可以吸引无数的外省青年他们想在这里获得一席之地。
所以，它变成了一个双重交织的故事，同时可能还有第三重。我们在面临一场可能历史上不多的几次巨大的技术革命的浪潮，我常常感慨，我相对稳定的有秩序的内心生活，一下子突然被微信摧毁掉了，我不知道多少人被微博微信摧毁掉了，每天你看着如此众多的信息，突然间向你涌来而且同时发生。
这让我有时候想起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雾都孤儿生活在19世纪的伦敦，你可以享受到工业秩序兴起过程中的巨大力量，生产力的巨大提高，但同时你要容忍伦敦上空的浓烟，容忍必须要失去的内心的秩序和安宁感。我想此刻也是吧，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信息时代的孤儿。
新的信息革命它产生了巨大的浓烟，笼罩在我们头上，它既给我们各种新的刺激可能性，同时让我们觉得无比窒息。有时候我经常在想，北京这个城市在很多地方都看起来是堵塞的，我们如何表达自己的权利，我们如何寻求正义的权利，我们对真理的渴望，这些看起来非常正常的标准都被堵塞，同时在另一方面又是高度通畅的，每个人在运用起自己的手机和微信系统时那种高度的流畅感，可能像一个崭新的人类学实验一样。
所以面对这样的几重状况，我们该怎么去想象呢，怎么去面对它呢？我想这时候可能又跟我们的书店有某种关联了。
不知道多少人看过漫画《史努比》。书里的主人公莱纳斯每当内心焦虑的时候他就会抓住他的毛毯，那一刻他就获得了镇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全毛毯，对我个人来说，可能书籍是这样的一种安全毛毯。
我去任何地方经常会带一本书或两本书，它们似乎变成了我抵御外界的一种方式。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到保罗•策兰的诗句的时候。他说，我来自一个充满书与人的地方，他是一个犹太人，罗马尼亚的一个难民，犹太人是面对一个巨大动荡的世界，因为过去2000年以来，他们处于一种不断的受挫败的一种状况，他们无法获取正常公民所获取的一切东西，所以他们笃信教育因为教育可以随身携带，书籍变成这样一种文化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们帮助他在一个高度流动的世界中建构他们的内心。同时书籍也是帮助他们发现一个巨大世界的一种最重要的手段，所以我想对我来说，书籍是这样的安全毛毯，而书店就像一个一个巨大的毛毯库一样。
书籍是沉睡的，它是沉默的，它是不语的，它把那些在你的生活中看似缺席的声音重新涌到你面前，我想这种缺席感，缺席的声音、沉默的声音可能是此刻中国我们最需要的声音，因为在过去十多年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昔日的政治秩序和新涌现出的大众文化，已经构造出一套非常严密和强大的一个大众文化语系，而个体在它面前变得非常的脆弱，我们听不到边缘的声音，也不尊重边缘的声音。
当我们谈到这个传统断裂的时候，传统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死去人的声音，死去人的权利。我们都不尊重它们，所以有没有可能通过这些书籍，构造一个缺席的声音，被忽略的声音、边缘的声音。
如今回想起来，它无意中成为单向街最初的一个起点。这样一个小小的书店我们躲在圆明园的一个角落里面，跟一个废园紧密相连，这个废园充满了记忆，充满了残破之美，充满了不断被强调、但从未被真正理解的耻辱。
我们挨着这个废园，然后在里面开始了第一场小小的谈话。大概八九年前，西川在那里读他的诗。我想这是一个很小的行为。我们从未期望它变得非常被接受被肯定，但是最终你会发现，所有这些被忽略的声音，它们都自有其魅力，你误以为它们不存在，但是它们会一个个重新涌现出来，这是我在过去几年中非常强烈的感受。
如果说从1992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高度物质化的时代，一个高度功利化的时代，整整这二十年间这个国家像丧失了灵魂一样在盲目往前奔跑，而过去两三年里面，我非常清晰感觉到，这种灵魂逐步的复苏。
在经过多年的面目不清的盲目追赶之后，我觉得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社会丢失的是什么。我们怎么重新唤醒这些事物？有没有可能构造一个又一个空间，使个体不用面对纷繁的大众社会，而进入一个他们各自部落式的社会，在这个部落式的社会中，各自建立起标准。这个标准有美学上的，有道德上的，有知识上的，当这些部落和群体都建立起这些微小但是稳定的标准之后，他们之间又彼此的竞争和碰撞，他们逐渐会形成一个我们渴望的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和标准，我想这是一个最让我憧憬和渴望的一种状态。
其实我现在最大的困惑，其实是失语，我刚才虽然讲了这么多，其实是失语。我觉得我现在的失语就是找不到一种不一样的语言方式和感受方式来描绘，此刻的中国社会也好，我自己也好。
卡尔·克劳斯曾说，所有语言的背后，是一种道德精神。我在描绘中国失语的时候，或者找不着语言的时候，我想背后是一个巨大的道德精神上的匮乏，我想不仅我如此，我觉得你们也一样如此甚至更如此，在我们整个的精神系统里面，其他的坐标跟人性相关的坐标，刚才我说的道德上的审美上的这种坐标，被空前地铲除掉了，所以我们现在都生活在一个，表面上可以自我说服的一个功利主义系统里面，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好更快更强或者更富有，但这个系统对于深藏那套更强大的内心的不满足来讲是非常脆弱的，它们随时可能被冲翻的，但何时冲翻我也不知道，以什么样的形态冲翻我也不清楚，但我相信这么多年以来，它一定积累了巨大的这样的能量，它们等待着被唤醒，它们可能以妖魔的方式出现，也可能以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的一个动力方式出现，我不知道。
所以，这种感受是目前让我最困扰的，最失语的，因为在我们的语言系统中，我们始终应该有一种模糊的、暧昧的，甚至有一点神秘主义的交流。只有这种交流的存在，我们整个的生活才可能达至某种平衡，否则就是一个高度倾斜的、压抑的。
我想整个中国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也好，跟整个中国巨大的国家形象也好，都正在陷入巨大的身份焦虑。这个身份的焦虑背后是一个整个个人的和社会的意义系统的缺乏有关系，怎么样去重构这个社会的意义系统，变成了此刻最重要的一个挑战。
在一个高度功利化的社会里面，机械化往往会成为我们思维的最重要特征，人在机械化思维之后，人们就变成了一个说明书式的人生，而说明书每个程序需要信息来填补，所以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深入的交流反而变得更加困难了，大家会着迷于所有的表象的这种交流信息式的解答，但所有内在的渴望和感受反而完全被遗忘和忽略掉了。
我想这是你们每个人在用微信的时候最强烈的感受，尤其你们用微信，或者你在谈论这些信息革命的时候，就像吃了大量的炸薯条，似乎满足了饥饿感，但其实什么也没有满足。
沉默、留白、暧昧和漂移不定，我觉得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部分，它们无法被清晰的表达，它们甚至可能仅仅可以留给自己，因为最本质的交流你只能跟自己发生。所以，我讲这一切看起来都是一个反讽。
有时候我在想，可能一本书或一个空间，一场谈话，如果能让在座的某一些人陷入了沉默，那一刻他什么也不做，就是沉默，我相信可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你们来这儿的年轻人都是非常好奇的年轻人，对许多事物很好奇，我觉得过去几年以来可能中国的知识界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我们讲了大量的怎么去建立一个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怎么样去寻求公正，但很少有人讲，一个好的社会是建立在一个有内心生活的社会。我从来不相信，没有内心生活的个体，不管他们多么懂那些表面的原则，他们能够创造出一个他们值得生活的社会。
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好像都挂在了身体外面，因为你没有自己内在的空间，所以你被不断的各种涌来的信息的灰尘也好，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侵蚀，然后让你不断的陷入各种躁动不安。
你们能为自己创造一个空间吗？那个空间是沉默的，是镇定的，是有自身标准的，是自得其乐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我们读了那么多书，想了那么多事情，最终要我们回到的一点，如何和自己相处，如何成为一个自足的个体？
2014.07.22 一席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