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希特勒属于右翼还是左翼,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限于篇幅,未能展开,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考刘军宁《希特勒与纳粹,姓左,还姓右?》(http://weibo.com/p/1001603737747121674592)与叶子风《左派奋青希特勒》(http://book.douban.com/review/1598888/)。

有一大学生问我:你是左派还是右派?

我反问:你认为希特勒是左派还是右派?

他答:当然是右派,极右!

我:……

于是说起一段往事。我所受到的法学与政治学教育,习惯将斯大林归于极左,将希特勒归于极右。对此,我们花岗岩般的头脑,只知接纳而不加辨析。后来终于出了一次丑,我在微博称希特勒为极右,被一位朋友迎头痛击,他道:请你说说何谓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的施政纲领是什么,但凡能说出所以然,都不会将希特勒划入右翼。
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全称“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与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一样,国家社会主义正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支(国家社会主义同样有其分支,包括国有社会主义、王朝社会主义、战争社会主义等),自然属于左翼。希特勒的政纲,如自称劳工阶层的代表,以资本家与资本主义为天敌,主张国家至上,推行计划经济,将私有财产强行国有化等,皆属左翼政权的一贯行径。

需要注意,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由于注入了种族主义保守而疯狂的血液,导致面目异化,不易辨其是雌雄。同时,希特勒一向视马克思与共产党为仇雠,欲斩尽杀绝而后快。《我的奋斗》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尤其是施以妖魔化与阴谋论,刻意强调马克思的犹太人身份以及与犹太民族的关系,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如宣扬马克思只是“为了谋犹太种族的利益”,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不过是犹太人对世界金融的垄断”等。这一切,则使希特勒与彼时的左翼区别开来,甚至被径直推向了右翼阵营。

然而,从本质上讲,希特勒还是该划归左翼。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只是手段,国家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才是实质,前者服务并依附于后者。对于希特勒的极权,刘军宁说:“极权主义不分左右。凡是极权,都是左翼。”而且,按照当时的左右之分,希特勒更接近右翼的丘吉尔,还是左翼的斯大林呢?答案必定是后者。

希特勒被归于极右的政治光谱,除了其本身的原因,如对种族主义的利用、对马克思的仇视,还缘于二战之后(甚至早在二战之前),欧洲左翼兴盛,如在英国,战功卓著的丘吉尔,败给了左翼的艾德礼,只能将首相的权柄拱手让人,可为明证。他们担心与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和纳粹党发生牵连,遂将其说成右翼,以期划清界限。左翼不愿沾染祸水,便强迫其流向右翼;唯恐左翼被污名化,则不惜将右翼污名化,这在冷战时代,司空见惯,可叹贻害后世,误导了好几代人。

我一直力证左右之争不足为凭,这正是鲜明一例。左派与右派之分,源自法国大革命,欧洲可谓其发源地,然而,在其发源地上的这一旧闻,足以呈现左与右之间的界限是何其模糊、纠结,甚至被完全颠倒。在人力的操纵之下,左派希特勒被塑造为一个极端的右派,我们对他的厌恶、恐惧与批判,虽瞄准了人,却瞄错了方向,所有的火力,都投向一个虚妄的影子,以至种族主义被撕裂,它所包裹的国家社会主义却完好无损;以至希特勒与斯大林被对立起来,他们的共同的手段、特征与方向(通往奴役之路)却被忽略、遗忘。

中国的左右之争,系从西方舶来,其虚妄、极端,往往更甚于原产地。西方的左派,将希特勒从左派扮成了右派,中国的左派,倘需要右派作为斗争与革命对象,纵然泱泱中华之大,实无右派可寻,那就凭空创造一个右派出来。人家是指鹿为马,我们是无中生有。1930年,胡适曾嘲讽陈独秀等向壁虚造了资产阶级,事实上,中国明明“资本主义落后”(这一点连陈独秀都不否认),“本国的银行资本不过在一万五千万元以上,在一个四万万人的国家里,止有一万五千万元的银行资本,资产阶级只好在显微镜底下去寻了”。这样的左右之争与主义之争,“好像捉妖的道士,先造出狐狸精山魈木怪等等名目,然后画符念咒用桃木宝剑去捉妖。妖怪是收进葫芦去了,然而床上的病人仍旧在那儿呻吟痛苦”。

“反右”期间,更不乏虚造右派的故事。打右派,有名额,有指标,有些地方,实在找不着一个符合标准的右派,只能由大家投票推举一个出来。投票之际,有人忽然内急,如厕归来,便成了右派,被送去劳改,命运从此急转直下。原以为这是虚构的电影情节,不想后来读史,确闻其事:“志愿军文工团员刘家政,1957年被荐四川大学干训生,‘反右’时,未有任何鸣放言论,但她所在支部须完成两个右派指标,大家讨论至深夜,皆沉默无语,刘起身去上厕所,回来后被宣布为右派,从此,受尽苦难,投水自尽、上吊自杀均未遂。”

左右被虚造、被颠倒,可见左右之争的底细,正有不堪的一面。话说回来,今日中国,左右之争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左与右的含糊与错位,而是缺乏公共争论的平台与底线。譬如左派要平等,右派要自由,现实则是,平等与自由都没有,争什么;左派要大政府,右派要小政府,打个比方,右派希望政府的刻度保持在一公分的位置,左派希望政府的刻度保持在十公分的位置,现实则是,政府的刻度高达三十公分,这样的左右之争,有何意义,它们应该一致对外,先把政府从三十公分的高度拉下来再说。

关于左右之争的幻象,我打过好多比方,如两个乞丐争夺一张画饼、两个太监争夺一个充气娃娃,这里再说一个鲁迅先生讲过的笑谈:两位近视眼要比眼力,无可质证,便约定到关帝庙去看这一天新挂的扁额,他们都先从漆匠处探得字句,然而答案并不相同,于是关帝庙前,一人说彼,一人说此,相持不下,只好请路人仲裁,那人望了一望,回答道:“什么也没有,扁还没挂呢。”

还有一派,企图调和、平衡左右,于是在左右之间,建构中间派、第三条道路等。窃以为,在左右之争缺乏明确的界点,缺乏平台与底线的情境之下,此举更加虚妄。如果说左右之争是幻象,中间派(有时被嘲讽为“骑墙派”)不啻是做梦。

破解之道,不是平衡左右,而是打破左右。如禅语所云: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世间事,包括政治,其实大都不必以左右权衡。

所以,对于那位大学生的问题,我愿意重复亚当·米奇尼克的答复。有人问米奇尼克属于左派还是右派,他借朋友之言回答:“我们不是来自左派的或右派的阵营,我们来自集中营。”

2014年7月31日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