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郭美美被北京警方“揭盅”，国内各种正人君子纷纷跳将出来展开漫骂，有骂郭“卖肉的”，有痛斥她自高身价的，迄今已经一周过去，而各种“揭批”工作似乎才刚刚开始，各种媒体可谓是“咬定青山不放松”。
还有人兴冲冲地论证说，《玉堂春》时原苏三跟客人的首次交易费用是12万元人民币，包年每天约为4万元，而唐朝长安名妓天水仙哥掀开帘子让客人看一眼，也要价约4万元人民币，连白居易凭他全年的工资也只够看两眼。而在当代，因为“约炮”信息获取的便捷化，妓女的定价已经直线下降，唯普通劳动者的三两倍而已。郭美美一次性交易能够拿到几十万元，是因为她懂得并运用了一系列的当代营销技巧。
看到这里，我发现当代中国人的无聊，甚至可以说，中国人相当无耻。就算郭美美是一个“卖肉的”，值得讽刺挖苦吗？南方民谣云：“一不偷二不抢，怀里搂着共产党；不占地不占房，工作只要一张床；不生女不生男，不给政府添麻烦；无噪声无污染，只是偶尔喊一喊；不集资不贷款，自带设备搞发展。”嘲笑郭美美，不是恃强凌弱的小瘪三，就是被当局牵着鼻子走的蠢驴，还在那里欢快地嘶鸣着。
出卖肉体者，虽然道德上不甚光彩，但毕竟也算是靠诚实劳动致富者。卖肉者中，不免也有一些出于贪慕虚荣者，但总的来说毕竟是社会弱者，因为出身于社会下层，既无金融资本又无社会关系，只好以青春为筹码，且行且寻人生转机。
但环顾中国，出卖肉体者固然不少，而出卖灵魂者尤多，可以说是遍布国中，不卖灵魂者几希。刚刚被判死刑的所谓民营企业家刘汉，持有境内外上市公司5家，拥有全资及控股企业30多家，据说身价三四百亿元，不过现在证明，他不过是周永康在四川的一个马仔。涉及周案的还有一批男男女妇企业家，平日里风风光光，现在面目被戳穿，原来也只是周家的一只只白手套。从副部级的李春城、冀文林，到中央委员级的蒋洁敏、李东生，这些人在党内是高级领导干部，在人民面前是权力行使者、为人民谋幸福者、马列主义宣讲者，但光环退去现出原形，他们一个个不过是周永康的乾儿子、龟孙子。
所以这些人，包括民营企业家、中央企业CEO和中央委员们，他们日理万机又风风光光，但说穿了不过是替周永康挠痒痒、舔屁股、抠脚丫子，全心全意让他爽。这些人动机比郭美美纯良？人格比郭美美光明正大？策略比郭美美讲究？结果比郭美美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我看是恰恰相反。相比之下，郭美美卖肉不卖灵魂，她的人格还算是“独立”而“自由”的。即便她有害于嫖客，毕竟于社会危害极小。
可能有些人会庆幸自己不是周永康的马仔和白手套，自己拥有体面职业，一路行来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官、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学、商共六大类国民身份，有谁敢说自己是道德上的赤子？中国的知识分子，拿着所谓社科基金，说了多少昧良心的鬼话？调查郭美美的警察，曾经多少次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就是那些以挖掘郭美美真相的记者，说穿了不过是在争抢主人扔到桌子底下的骨头。社会上称记者为“妓者”，无非是说这是一群没有节操的人，他们是一群权力的走狗、帮忙圆谎者、到处找红包的无原则吹捧者。
相比之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应当是最具有独立人格的一群人，但其实不然，他们一向习惯于跟权力勾勾搭搭。他们向郭美美付钱，很可能比他们孝敬爹妈的钱还多，却将“春宵”奉送给掌权者。他们并不比郭美美拥有更多道德正当性。
就算是周永康、徐才厚，做到大家公认的大爷，家里金山银山，但他不仅曾经有过长期当孙子的经历，而且就是现在，怕也未必没有需要经常孝敬请安的爷爷。一百八十多年前，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讲演中断言，中国人“个人敬谨服从，相应地放弃了他的反省和独立。”除了最高统治者，中国人其实都是“贱人”。人们的灵魂不是没有，就是被卖掉了。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还进一步论及中国说：“皇帝对于人民说话，始终带有尊严和慈父般的仁爱和温柔；可是人民却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逼他们掉到水深火热中去的生活的担子，他们看做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卖身为奴，吃口奴隶的苦饭，他们也不以为可怕。”这里总结的是古代中国，但中国的专制体制至今未稍变化，人们吃奴隶苦饭、做“中国贱人”的命运如故。
皇帝仁慈，这只是黑格尔万里之外的想像。专制制度无论顽固还是开明，人民注定是可悲的。专制制度建构了奴隶身份和奴隶人格，反过来，奴隶人格也在建构专制制度的今天和未来。吃着奴隶的苦饭，每个人却乐呵呵的。这让皇帝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于是就有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很多人也继续相信，自己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并且觉得自己职业体面、伟大光荣正确。
诋毁郭美美能够在中国掀起高潮，这也是说明，中国人实在是无以为乐，于是齐心协力要从一个女子身上挤出一点快乐，用打鸡血的方法滋补一下大众苍白的人生，苦中作乐，得作乐处且作乐。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自甘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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