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薄熙来事件以来，尤其在习近平登大位之后，中共的反腐运动愈演愈烈，高官落马的消息不断传出。出于对中共官场腐败的痛恨，民意中对于习近平的反腐斗争自然是一片叫好之声。习近平也似乎要借民意之力，把反腐运动一路飙升，大有效仿毛太祖，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意味：在清除了新“彭罗陆杨”（薄徐周）之后，再趁胜进军，直捣新“刘邓”司令部（江系老巢）。
从战略角度讲，毛整肃“吏治”的文化大革命是彻底失败了。但在战术意义上，毛的确成功地清洗了他在党内的政敌，在他的有生之年，把他属意的，以四人帮为核心的文革派扶上位。尽管文革被中共否定，但死诸葛吓退活司马，毛的地位仍然在中共屹立不倒，余威在身后30多年依然震慑着整个社会。如果习近平也要发动一场新“文化大革命” – 整肃中共官场的毛式运动，他有成功的希望吗？且不做道义上的判断，仅仅说在这场皇帝与朝廷的对垒中，谁更可能胜出。
首先，习皇的威望和能力，无法与毛帝相比，这是不言自明的。毛通过延安整风，已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神明和皇帝 –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列主义，是中共的指导思想：党内决议，毛有一票否决权，没有党主席的批准，一切党的决议都不能发布。毛通过14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几乎绝望的境地，把一群农村放牛娃，庄稼汉，和城市里边缘化的小知识分子，带进北京城，摇身一变成为省部大员，于是全党对毛充满“皇恩荡荡”无限感激之情。解放后的一系列党内斗争都是，只要毛一发威，众封疆大吏，只有唯唯诺诺，俯首领命的份。习有这样的资本吗？没有，只是一个刚刚即位的小皇帝而已。他的唯一资本，就是“习主席”这把上方宝剑的权力制高点，和“反腐”的道义制高点。如果以10分作为皇帝大战群臣的最高实力，毛发动文革时有9分实力在手，习最多只有4分。
在争斗的另一方面，今天的群臣，早已不是昔日毛手下的老红军，三八式的干部群体，而是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的全新一代人。下面对毛手下的干部做一个分析，以对比今天的干部群体，说明今昔“文革”的前途为什么可能大不相同。
常听说毛率领的革命队伍，是一只充满共产主义革命理想信念的队伍，就是凭着这种信念和革命意志，取得了革命胜利。其实，这只是自我贴金的意识形态说教而已。以笔者阅读的党史资料，和在京城的诸多接触，我以为，在中共建政时的干部，大抵是三代人，或说依时间前后，参加中共革命的三批入，他们的背景和思想大不相同。
第一批是1921-1927年间中共的建党者和早期参加革命的人，他们多是中小知识分子。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因主要出于理念，或对当时社会状态不满，或充满革新躁动，类似今天的“愤青”。还有一些人，纯出于际遇，如瞿秋白，张太雷，刘少奇等人，是因为读了俄语学校，而加入了苏共主导的20年代的中国革命。这一批人中，或脱离中共，或在长期内斗和革命战争中丧生，只有极少数硕果仅存。少数幸存者在党内位居高位，以文职为多。
第二批人是在1927-1937年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加入中共的人。这一时期，中共转入农村，把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正统“共产主义革命”，转变为中国传统式的“农民起义”和“封建割据”。这一时期参加革命者，以贫苦农民，及少数贫苦手工业者为主。他们构成中共建政时的省部级高层干部队伍，尤其是执掌中共军队的900余位开国将军，几乎全部出于这批人。他们是毛帝手下掌权的主要高级干部群体。
这批人在参加革命前，基本没有关于“共产主义”的概念，所谓的革命理想，都是以后被训练和灌输的。他们加入革命的基本原因，是对于在农村贫苦生活不满，寻找出路。笔者在多年前，听到过一位老革命讲他参加红军的缘由：就是不喜欢种田，像当下的年轻人一样想出去闯闯。第一次国民党军队路过，想走，被母亲拉住了。第二次过红军，母亲没拉住，跟着队伍参加了革命。还有很多参加红军者，带有相当的胁迫性质。在大革命时期，南方农民运动在共产党的鼓动下，风起云涌。其实在中国传统的，乡绅主导的农村社会，邻里矛盾是会有的，阶级矛盾并非十分尖锐。但在某种策划煽动下，这种矛盾可以升至你死我活。（这种经历，文革一代都有切身的经历和体会。在文革爆发前，学校里并没有尖锐的师生矛盾。但在一夜之间，可以发生打死老师的事情。）于是在土地革命中，有诸多被当时农村人认为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地痞加入的贫苦农民的翻身解放中，大量惨无人道的惨剧发生。杀了人家父母，奸了人家妻女，分了人家家产，搞得乡里家破人亡，这样的“翻身农民”无异向共产党递了投名状，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社会中，已无立身之地。除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把“世界颠倒过来”之外，已别无出路。这部分人，构成了中共队伍中最坚定，最忠诚的部分 – 再艰难困苦，也打不散，拖不烂，一心只有跟着共产党走。而最后居然革命成功，再入相出将，更造就了对共产党的死忠。笔者年轻时曾有一位朋友，其父是北京的一位局长，小八路出身。在经过文革的折磨之后依然对党忠心耿耿。朋友作为年轻一代，很不以为然。问起原因，他父亲说，如果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就没有我这个局长，我现在还是一个放牛的。
第三批人是在抗战后参加革命的所谓“三八式”。这部分人的来源比较多元化。有几万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他们一般家境不错，纯粹是出于理想和理念加入革命。也有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农民，他们也会有与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农民类似的情节，但当时的阶级矛盾更趋缓和，主要是民族矛盾和抗日战争带来的灾难。文革前，这批人只有少数升至省部级，绝大多数位居中层，在司局处级的位置上。
在文革中，造反派批斗老干部是非常残酷的，一些老革命被打残，走资派的妻子儿女受到株连，有些人甚至家破人亡。但是在残酷革命年代造就的他们的“党性”，不会使它们背离自己的党。最大的反抗，也就是自杀。“自绝于党”后，还不忘在遗书上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在那个时代，有躲进外国领馆以求生的老干部吗？有偷渡边界投靠苏联，或香港，台湾的老干部吗？没有。其实偷渡香港并非难事，也只有一位音乐家马思聪那样做了。更不要说有敢于愤而公开反党，反毛主席的老干部，从来没有发生过。
回过头来再看今天的中共干部群体，在邓小平扭转“革命”方向，走向“经济”，江胡执政20年后，已经完全物非人非。
中共今天的高官群体，基本上成长于50，60年代，在文革后期，或者后文革时代参加工作，入党做官的一代。他们的社会出身是多元化的。大多数人都有相当的文化背景。许多人有大学学历，有专业背景，至少也是如假包换的高中毕业生。他们走进社会，一睁眼看到的已是后革命时期的官僚体制和官僚特权。他们是精明的一代，投机的一代。他们心里都很明白他们的自身利益所在 – 沿着官阶向上爬，爬得越高，名利的收获越大。他们用不着“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拼搏，也没有战场上严酷的“自然选择”机制，只需巧令言色，在官场上厮混。他们把自己染成红色，完全是因为在体制内的生存需要，而非与体制合为一体的自然结果。
他们与老一辈的最大区别，是老一辈要使用中共的体制获得自身利益，也只有依赖这个体制，才能够带给他们身家幸福。于是，在攫取的同时，有感恩和维护中共体制的自然冲动。而新一代人，在当今的环境下，已经有多种途径可以选择，去谋，出国等出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们与中共同生死，共命运的忠求自身利益。如果官场失意，还有重操旧业，下海经商诚度，远非老一代中共干部可比。已是副部级的王立军一见危险，采取的对策是出走美国领事馆，是这种差别的最好注解。
回归本文主题，在习皇与官僚集团的争斗中，这些新一代官吏，还会像文革中那些走资派一样，乖乖低头认罪吗？他们会真心因为是党的决定和纪律，就对习近平主席顺服吗？他们心怀怨恨，还会像老一辈中共干部那样以大局为重，为了党忍辱负重吗？完全不会。如果说面对毛皇的铁腕，官僚集团的实力只有1分。那么对于习皇的整肃，官僚集团不服输的反扑可以有6分。
看今天习皇反腐的恶斗，一场当今皇上对决官僚集团的大戏已经拉开。纵观中共历史，一旦撕破脸，从没有妥协或调和的先例，必是你死我活。形势到了今天，只有两种结果，或是习皇胜，或是官僚集团胜。
一方是在20多年里成长壮大的官僚集团，占据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绝大部分资源；一方是登基不到两年的幼帝，手中凭借着一只“东厂”和几个握有兵权的哥们儿；习皇的反腐前景是相当不确定的。
图穷匕首见，如果哪天传来某人死于非命的消息，我不会感到惊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