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有朋友问四九年后的内部出版物有没有人进行完整的研究过？我说就我目前所知，似乎还没有。数量有多大？我说，也没办法得到确据，至少似乎没有统计过。有没有内部出版物的目录可供查询？我说以我所搜的目录来看，似乎没有这样的专门书目，但若是花点工夫的话，也不是不能拚凑出个大致的出版“地图”的。
四九年后的许多方面，人们的了解都是相当粗疏的。其原因，当然是有许多禁区，但是缺少有心人的研究，也是不争的事实。大家比较容易围绕着热点转，这是人之常情，但对于研究者来说，独辟蹊径，是非常必须的。我自己写过一篇文章《四九年后的内部出版物》，但无论从深度，还是从资料来看，都配不上四九年内部出版物所应有之位置。2014年8月17日于成都
四九年后反动的人，反动的书都是不少的，要罗列完毕绝对是个浩大的工程。比如二十五年前的事件过后，就列了两种人及其所著书的黑名单，在我原来的博客上亦能看到，这里先按下不表。但作为四九年后濒发灾难的一部分，新闻及出版的管制，是绝对值得好好研究的，而如今为止，也没有一种像样子的研究著述出笼，殊堪浩叹。
前不久到港，遇着八十年代即有通信往来的诗人孟浪兄，他来听我在中大的关于右派的演讲，要我为他写一篇比较有意思的思想随笔。自问想法是有一点，但思想是不敢说的，被骟得如此厉害，哪有多少思想呢？于是干脆就想起写一篇我们为什么没有思想能力和为何慢慢有思想能力的随笔吧——这两天正在写，名为《我的“反动”阅读生涯》——为什么没有思想能力呢？这就得追溯到四九年后，对于各种信息所采取的分级处理原则。
如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几乎是彼时的新华社记者，秉着党性及革命原则的告密行为。他们将民间的一举一动，乃至叹气不满等不良情绪悉数上达天听，和康乾时代贴心奴才作封疆大吏上报民间举动一样，没有什么分别。这种分级处理各种信息，分级收看各种书籍的做法，是名目张胆地搞知识的等级制度，公然的歧视，此点至今如此。官方高层可以看各种从港台及海外所出的报刊书籍，但平民百姓便没有这个权利，即便是在网络发达的今日，也是如此公然漠视民众的知情权以及求知的权利。
五十年代“一边倒”，六、七十年代“长期咬”，造就了许多奇观。五十年代的“一边倒”是官方的亲苏政策，许多人因为批评苏联而成了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诸种“分子”。哪知到了六、七十年代官方与苏联翻脸，便大加批评，两党互相比哪个更恶毒。五十年代因批苏而获罪者，真是冤哉枉也。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两党绝交濒濒嘶咬，这便是他们所谓的兄弟情谊。亲苏与反苏，都不是为了民族利益，也不是为个人利益，而是为党派小集团的利益而已，此点在官方与苏联和日本的关系上尤其让人看得清楚。反苏批苏过后，官方为了“供批判用”而“内部发行”了不少的灰皮书、白皮书、蓝皮书等，这些供批判的东西成了许多颇受蒙蔽的人的启蒙书，这也是极权者始料未及的。
我收书二十多年来，收了不少“供批判用”的“内部发行”书籍，这是四九年后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观，应该值得研究者好好梳理。前不久也买到了林贤治兄编辑出版的沈展云先生的《灰皮书，白皮书》，他对这些资料作了些搜集，虽然不够完备，但也可谓具备雏形。现列一个供批判用的内部出版物单子如下，肯定不全，但希望知情者大家添加，持之以恒，必然能为这段时间的出版物研究做些基础工作。所列暂不分灰皮、蓝皮、白皮、红皮，因为这是个急就而抄撮的三十种：
一：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二：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选》
三：曼捷斯特《光荣与梦想》
四：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
五：布热津斯基《大失败》
六：德热拉斯《新阶级》、《同斯大林谈话》。
七：艾特玛托夫《白轮船》、《艾特玛托夫小说集》
八：拉斯基《论当代革命》
九：萨特《厌恶及其他》
十：贝克特《等待戈多》
十一：叶甫图申科《〈娘子谷〉及其它》
十二：爱伦堡的《解冻》、《人．岁月．生活》（这本书对八十年代文艺界影响，我得到译者赠送的签名本）
十三：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十四：考茨基《陷入绝境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十五：张国焘《我的回忆》
十六：王西凡《双山回忆录》
十七：《郑超麟回忆录》
十八：陈公博《苦笑录》
十九：克茹亚克（凯鲁亚克）《在路上》
二十：三岛由纪夫《丰饶的海》、《忧国》
二十一：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
二十二：沙米亚金《多雪的冬天》
二十三：拉斯普京《活着，可要记住》
二十四：特罗耶波尔斯基《白比姆黑耳朵》（拍成电影，前不久我主持峨影频道的鉴碟栏目时还介绍过）
二十五：阿克萧诺夫《带星星的火车票》
二十六：加罗蒂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二十七：阿里亚蒂《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
二十八：西蒙诺夫《生者与死者》
二十九：加缪《局外人》
三十：米勒兰《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
2008年3月7日9：23分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