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夏天，一位前同事交给我一个密封的档案袋，说我们公司——一家销售汽车及机器设备的国营公司——已经破产，我应该自己把档案送到人才交流中心。人才交流中心是一个政府机构，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管理中国公民的档案。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都有这么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他们的秘密档案。
在人事档案制度初期，共为四类人建立了档案：为干部、学生、职工和军人。这项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中国公民，主要由其档案所属的“单位”来实现此项控制。 数十年来，档案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工作调动、升职、入党、迁徙、分房等人生大事都离不开档案。
根据档案管理规定，我无权查看自己的档案，更不能打开这个袋子，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中国，很少有人能看到自己的袋子，只有政府和政府控制机构中的特定人士——某些党员——才有权查看，它是中国政府控制民众的秘密工具之一。和极权社会的许多秘密武器一样，人事档案系统的效用也在与日递减，“死档”、“弃档”日益增加, 不实信息比比皆是。尽管如此，人事档案依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装着谎言袋子甚至可能决定人的命运。
在那时，人才交流中心的档案管理费是每年120元（约合15美元）。我不想付这笔钱，也不在乎什么“法律责任”，回家后直接撕开了那个袋子，把袋中的每一页纸都看了一遍。
最早的文件是一份《入团志愿书》，1989年5月26日写的。当时我正在东北深山中的一个小镇上读初中，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青年学生正在抗议政府的腐败专制——这两件事并无关联，组织上也批准了我的入团申请。从此以后，这个袋子就变成了我的一部分，跟着我从小镇到北京，又从北京到成都，我至今难以想象，是什么样的系统和力量，才可以让这个袋子走过几千公里的路程，走过大半个中国，而我却对它一无所知。
这个袋子中有一些谎言是我自己编的。虽然档案中的许多表格都附有《填表说明》，要求我们“必须抱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填写本表”。但我实在算不上老实，高中毕业前填的《家庭情况调查表》，我说我的妈妈和姐姐都是党员，但她们不是，编造这种谎言的目的非常简单：家中有几个党员总不是什么坏事吧？在奖惩一栏中，我说自己获得过征文比赛和演讲比赛的大奖，这纯属虚构。这些谎言轻易就可识破，但从来都没人找我谈过，以至于我怀疑根本就没人认真翻阅过我的档案。
还有一些谎言是老师和同学帮我编的。在课堂上，我的老师都教导我们要爱共产党、爱中国政府，但作为成年人，他们知道这些评语将伴随我的终生，所以在私下里，他们也会为了自己的学生的未来，尽其可能地为我说好话，甚至还要冒一点小小的风险。
在《学年评语表》的“担任工作”一栏中，我高中的老师说我曾担任共青团的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以及某所小学的课外辅导员，这些我都没干过，我甚至不知道有那么一所小学。其实我当时并不是一个乖孩子，虽然成绩不错，但经常旷课，常常跟同学打架。
在《社会实践活动登记表》中，我的老师们说我曾参加学校的军训，还在1991年的春节去慰问过军烈属——这是共产中国最经典的好人好事——这些事我一件都没做过。
中国政府的档案制度绝对谈不上善良，但从我的档案中，还是可以看到中国人温暖和友善的心。比如我的老师们对我言过其实的褒奖我，但在另外一些时候，因为其随意、模糊以及信息不透明，来自他人的评语常常有可能变得险恶，甚至毁掉人的一生。
我的一位初中同学曾经因人事档案而遭受挫折，他是一位国企员工，1998年想谋求更高的职位，口试、笔试的成绩都很优秀，但最后还是失败了。他反复找领导追问原因，领导告诉他：其实我对你也很满意，但你的档案实在太难看了。他至今不知道自己的档案中写了些什么，但显而易见，他的袋子已经成了他人生中难以背负的负担。
汤国基的故事更加伤感。80年代早期，他是湖南益阳师专的一名学生，在就读期间，他曾致信媒体和政府，批评自己的老师及系领导。从1983年毕业后的20年中，虽然他才华出众，却一直找不到一份正式的工作，有些单位本来打算录用他，却总是一次次变卦，当地流传着他患有精神病的传言。直到2003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汤国基才知道原来这二十年的霉运都缘自其档案险恶的评价，一位老师这样写道：“（汤国基）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不宜担任教学工作。”
虽然纸质档案的作用在减弱，但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政府还是不乏新的手段。今年5月，政府宣布将推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这将是更先进、也更强大的秘密档案，《人民日报》的报道称：征信系统能够覆盖社会成员所有活动的方方面面，不留死角，包括公民的网上言行，都将记入档案。
假如一个人的网络言行被政府判为“严重失信”，那么这个人将面临重重的限制，“寸步难行”。可以想象，在不久的未来，如果某人在网络上发表了不利于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言论，那么银行将终止他的房屋贷款，交管部门会吊销他的驾驶执照，医院将拒绝治疗他的疾病。
在我的前半生， 一个阴魂不散的纸制档案袋时时跟随着我，记下我的每次迁徒和变动；在我的后半生，我会拥有一个电子档案，我可能不会知道其中有什么内容，但无论我走到何处，它都将是我余生沉重的负担。
慕容雪村为《纽约时报》观点与评论版特约作者，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原谅我红尘颠倒》及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等。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