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新闻专业的学生本学期开始学习时政评论课程,他问我:既然新闻已经是不客观的,评论更是主观的产物,为何还需要学习评论?进而,为什么还要有评论的存在?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疑问。因为我也有疑惑,大陆时政评论正在经历又一次大变迁,不知其何去何从。
粗略地看,时政评论的上一次变迁发生在新世纪之初,距今有十多年。在这次变迁中,那些从互联网早期振兴中崭露头角的人,凭借最早一批社科书记的营养,在互联网上获得声明。转而,他们进入报纸的评论版面,成为第一批专栏评论的作者。
在本次变迁中,可以观察到两条线索:一是启蒙话语勃兴,以“反官员反政府”为主要评论角度的评论作者借此保持批判性;二是网络作者向平媒平台的迁移尚无难度,无论是BBS还是博客写作,都与报纸媒体兼容并包,两下不唐突,并以后者为显耀。
这批评论作者的写作周期大概维持了十年左右。其中的大部分人已经转向,不再以时评作为主要的写作范围。因为平台环境紧缩,加之社交媒体的兴盛,这些专栏作者面临转型之困,有些人乾脆不做了。而在这个前后交接的阶段,评论的许多方面都在改变。
启蒙话语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话语形式,这种话语的反思大概经过了三五年的反复,最终坐稳了“武器的批判”这个流程。类似于公民社会、改良改革等等从启蒙话语里分流出来的评论倾向也受到质疑,在一些时候,遭到了强烈否定,以适应政治反对的需要。
除了话语上的挫折,另一个挫折来自于平台。原先那种从互联网积蓄名气,再去报纸开办专栏的评论人生存模式受到挑战。社交媒体为主导的网络发展左右了生态,评论人很难再实现像前辈那样的迁移。要么是社交媒体的碎片化,要么就是报纸平台的萎靡化。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以政治反对为基本立场的评论人群体逐渐显露,他们比“反官员反政府”的“两反”立场走得更远一步,那就是“反党”——这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而是文本选择上,简单来说,就是从逻辑上证明这个政权不可靠,必然要改换。
这种评论立场在启蒙话语衰微的时期里显得非常深刻,它逼迫受众反思自己立足的土地,反省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也洞察那些深入骨髓里的洗脑生涯。启蒙话语之后,这是一次“批判的武器”更新。然而,紧接着,它也遇到了难处,遇到了瓶颈。
随着政权飞速地再学习,体制内外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实际上,很难有真正的“体制外”。另外,在威权/极权的分野与差别判断上,评论人出现了一些分歧,表现在文本上就是评论无力或无感——就像是民众经历的是一回事,评论的又是另一回事,评论似乎无法为时代发言了。
这就是我想说的,“反官员反政府”的启蒙话语之后,“反党”也已经远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评论的针对性在减弱,评论之为评论的必要性也在降低。究竟是“武器的批判”还是“批判的武器”似乎都不重要,或者说,都没有“不经思考的生活”更重要。
评论在激发需求方面,进入了十多年来的低潮期。随着异见被严密地排斥出国内社交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存在着无意义的呓语——一种将喧哗误认为批判性的话语泡沫。在大多数人已经投降或准备投降的条件下,“反党”的评论立场也不敷使用。
作为职业写作的一个种类,这才是时政评论写作真实的危机。当启蒙话语受到否定的时候,一方面,它的馀脉仍在报纸等落后媒体上维持虚假存在,另一方面,政治反对并没能取代启蒙话语延续稳定的批判性。这种新旧交替所形成的话语废墟特别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