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许知远：从孙中山到邓小平

　　 当一辆饰有黄黑两色绸带的白色灵车在1997年2月24日上午由301医院开上长安街时，很多人想起了1976年的1月15日。我们至今仍很难描述周恩来的去世所带来的全国性悲痛，更无法辨别成千上万拥挤在长安街两旁、在寒风中瑟瑟颤抖的中国人是在为周恩来本人还是在为自己长期抑郁的情绪而泪流满面。

　　 尽管在此之前的7年里邓小平惟一的头衔仅仅是国家桥牌协会名誉主席，他也成功地实现了1985年接受迈克·华莱士采访时的承诺：“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这会有助于实现现行政策的连续性。”但他的去世依旧带有某种突然性。他遗憾地错过了4个月后的香港回归，他也没有看到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更进一步的改革举措，还有2000年小康目标的实现……

　　 当然，更深刻的原因是，人们永远不能习惯于伟大人物的逝世。尽管邓小平已经93岁了，可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一个能够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带出混乱、贫穷的人足以永垂不朽，更何况他在88岁时依旧可以“南巡”。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几乎完全离开了公共视线，但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流言仍强劲地影响着香港与台湾的股票市场。

　　 告别

　　 当邓小平在1997年2月19日逝世的消息最终被确认时，它激起的世界性的反应值得理解。当他与其同伴在1949年指挥百万大军进行渡江战役时，同代人中只有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蒙哥马利等人指挥过如此庞大的军队；当他在1956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时，世界的政治舞台是由毛泽东、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卡斯特罗、戴高乐、丘吉尔、阿登纳、尼赫鲁组成的；当他在1978年再次复出后，他与里根、撒切尔、基辛格、密特朗相互握手，并比戈尔巴乔夫更早地推行了中国式的“新思维”——改革开放，他有足够的理由说69岁当选总统的里根很年轻；而当他去世时，婴儿潮一代的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成为新世界的三驾马车。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世界各国对于邓小平的悼念超越了惯常的外交辞令，尽管对于杰出人物的评价常常局限于那几个名词与形容词，邓小平却还原了这些词汇本来的庄严面目。科菲·安南说他“不但在自己的国家，而且在国际社会，将作为中国现代化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而受到人们的怀念”；克林顿称“中国今天的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的重要作用在很多程度上是因为邓先生决定使他的国家对外部世界开放”；叶利钦说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改革的宣告者和设计师”；奥尔布莱特在与英国外交大臣里夫金德会谈时得知这一消息后说，“他是一位历史性人物”；即将离开香港的彭定康与奥尔布莱特作出了类似的判断；科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金正日则称他的功绩“永放光芒”，卡斯特罗呼应为“对建设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做出宝贵贡献”。乌克兰总理拉扎连科的吊唁之辞兼具了所有评价：“我们生活在大变革时代。许多领袖出现在国际舞台，而离去时未能在社会历史上留下明显的足迹。有些能对某些国家的发展进程产生影响。只有极少数特别杰出的、非凡的人物不仅能改变伟大民族的历史进程，而且能改变当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伟大领袖。”

　　 对邓小平的悼念在2月25日达到了高潮。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有一万人参加的追悼会上，身穿黑西服、胸佩白花的治丧委员会主席江泽民在演讲中几次因激动而啜泣。大约有3000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默默哀悼，而北京火车站的大屏幕前，至少肃立着500人，他们耳边还传来高音量的汽笛鸣叫声——全国各地的车船与工厂的汽笛全被拉响了。很多街道呈现出与忙碌的90年代截然不同的空旷感，路透社记者写道：“许多商店关门，大街上只有少量骑车者、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行驶。”

　　 在那一周里，几乎中国所有的报纸、杂志都以黑色作为设计的主色调，并刊登了新华社长达5000字的悼文。很多媒体力图捕捉邓的逝世所蕴涵的隐喻——领袖的病逝总是带来某种变革——它可能朝向好的方向，也可能导致动荡。

　　 政治分析家则倾向于将邓小平的去世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去世联系在一起，因为邓与毛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更为匹配。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就可以看到邓小平归属的是“致力推进中国现代化”这一漫长的传统，这种追逐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中国，在邓小平前面的是孙中山和毛泽东。

　　 正如大多数历史学家宣称的，惟有了解历史，才能理解现在。在试图定义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的去世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之前，我们必须知道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病逝时的中国。

　　 孙中山

　　 孙中山在1924年的最后一天乘坐火车到达北京时，他的病情已进一步恶化。尽管当时并未诊断为癌症，《纽约时报》已匆匆在1924年5月15日宣称，中国的革命领袖——孙逸仙已去世。

　　 前往北京的目的除了就医外，被革命弄得身心疲惫的孙中山真心希望与那位号称“基督教将军”的冯玉祥达成协议，后者刚刚控制了北京并将末代皇帝驱逐出紫禁城，并具有明显的亲苏倾向。

　　 十多万民众拥挤在永定门火车站欢迎他的到来，在当日发表的《入京宣言》中，孙中山再次重复了他的救国论——“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力，乃为救国……”在过去的大半生中，他已经尝试过各种救国之道。他先是放弃“医民”而转向“医国”；他在28岁那年试图向李鸿章呈上长达8000字的改良中国的建议，并坚称：“以中国之人力材力，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李鸿章的冷漠无疑加速了他走上一条更为激进的道路，1894年11月24日，他成立了“兴中会”，而两个月前结束的甲午海战几乎宣告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正式破产；尽管孙中山自幼就接受了西式教育，13岁就远赴檀香山，并笃信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他仍不自觉地从传统中国中寻找理论依据，他的著名口号“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取自朱元璋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就连“兴中会”的宣言亦沾满骈文色彩。

　　 1895年，与孙中山同乡却在当时更具影响的知识领袖康有为及其学生梁启超采取了“公车上书”的行动，就像16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一样，时年37岁的康有为通过刻意误读而赋予传统经典以新含义，并因此吸引了大批被旧空气窒息的新知识分子与官员。他在1889年写作的《孔子改制考》将儒家创始人孔子塑造成“变革的爱好者”，试图将西方科学引入儒家。《马关条约》的签署是“公车上书”的导火索，这份18000字的奏章征集了1000多名正在京城赶考的考生的签名，这或许是自东汉太学生集体干政以来最大的知识分子运动。

　　 而孙中山则在同一年表现出伴随其终身的暴力与梦想气质。有关孙中山的暴力倾向至今仍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李鸿章的拒绝接见只是表层的原因。自29岁以来，孙中山鼓动了一次次惨烈的革命，有时甚至是无谓的牺牲。或许他的潜意识与另一位革命者谭嗣同不无相似——通过流血来唤醒民众意识。他不相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梦想，深信推翻清王朝是实现复兴中国的前提条件。

　　 对于1895年流产的广州起义，当时的英文报纸《环球电讯报》这样报道：“他们计划以夺取广东的胜利为开端展开全国性的起义。为此，革命者从香港发出400只平底小渔船赴广东准备发动革命。但这个秘密计划很快被泄露，清帝国主义当局立即逮捕并处决了15名首要分子，余党则设法逃脱。”

　　 在未来的30年中，孙中山一直在试图克服自己在这次夭折了的行动中表现出的弱点，却未获成功。他终身都未能建立起一个严密的组织，从兴中会、同盟会到国民党，他只是名义上的领导者，组织的行动也常常泄密，在面临背叛时，他束手无策，只能选择流亡他乡。在他逝世时，他仍只拥有广东这块根据地。他从未能理解“权力”的真正含义，尽管他被普遍视作“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却没有能力将中国引上一条富强的道路——这需要更强有力的领导者。

　　 总统

　　 1911年春天，湖南长沙18岁的毛泽东在学校的墙上贴上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蓝图：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广东黄花岗72烈士的牺牲刺激了这个年轻人，他和朋友们用剪掉辫子与上街示威来抗议清政府。

　　 到了10月10日，被无数毛泽东这样的青年敬仰的孙中山终于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领导者。这场革命充满着戏剧色彩，它由原本效忠于清政府的设在武昌的新军发起，并推举了勉强同意的保守派黎元洪为领袖，而孙中山此时正远在美国。尽管各省的独立行动有力地声援了湖北的革命，但习惯于王朝更替的中国人并不知晓这次“造反”有哪些新含义。像鲁迅所写的阿Ｑ一样，青年以割掉辫子的行动象征与旧秩序的决裂，但谁也不清楚新秩序意味着什么。张国焘的父母禁止14岁的儿子外出参与革命行动，也禁止他立刻剪掉辫子，因为“他们一方面觉得大清帝国有点靠不住了”，但同样有大量的传闻显示“孙文不过是一个草药郎中”，他能够主宰新中国吗？

　　 就像列宁通过瑞士的报纸才知道1917年3月俄罗斯的暴动，孙中山彼时正在科罗拉多丹佛市继续为革命做着募捐活动。美国舆论对他持有怀疑，10月10日的《纽约时报》社论称孙的募捐工作不会成功，而第二天又有一家报纸认定：只有袁世凯是惟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

　　 直到10月12日上午，孙中山在赶火车去堪萨斯城前用早餐时，才在一份当地报纸上知道这一事件。在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的描述中，孙中山意识到新政府的命运很可能由列强决定。他火速赶往华盛顿而非中国，在被当时的国务卿诺克斯回绝私下会见时，他又前往伦敦，但英国外交部只给出了“中立”的信号，接下来，他在法国总统克里蒙梭那里也毫无收获。西方主要国家政府将孙视作“流亡分子”，在他们眼中，“孙大炮”的绰号暗示了他蕴涵的破坏性与不稳定性，而非中国人欢迎的革命精神。

　　 在1917年4月8日的苏黎士车站上，列宁的朋友、后来的苏联教育部长AnatoliLunacharsky记录下这位流亡领袖所说的话：“终于，终于，我将抵达我出生的地方，我一直在为它做准备，我准备整整一个政党，没有它，我们的生命将是不完整的。”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在结束16年的流亡生涯终于回到上海之时，他所受到的欢迎颇具象征色彩。当国内一些报纸纷纷揣测他从美英法带回了军舰与大批贷款之时，孙却对记者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着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7天后，孙中山得到了17联省的支持，尽管他“不名一文”，除了一个松散的革命组织并无军队，然而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他比旧朝廷的袁世凯与新革命的领袖黎元洪更值得担当新政权的大总统，即使它是临时的。

　　 1912年1月1日场面隆重的就职典礼既是孙中山一生的巅峰时刻，也标志着转折的来临。未来的中外历史学家无一不承认孙是现代中国之父，正如列宁之于苏联、凯末尔之于土耳其。尽管孙中山本人常被反复无常、缺乏领导力的攻击所困扰，但他对于未来中国的方向却保持着一致的清晰——建立现代制度。他在1905年即已提出了将国人改造成现代公民的意愿，在辛亥革命后他也表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

无人能够预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时未来中国的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