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散照

何兵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1951年3月，中央发出指示，镇压反革命。对于手持武器、聚众暴乱的，杀害干部、破坏工厂轮船的，土匪首领继续抵抗、不愿投降的……，应处以极刑或长期徒刑，绝不宽容。但不以反革命为目，私人仇杀和偷窃的，要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决不应乱打乱杀、错打错杀。死刑及长期徒刑，应经法院审讯和判决。判决后，经省政府主席或省政府委托之专员或其他负责人批准后，方得执行。

但什么是“反革命”？指示没有定义。1951年2月，国务院出台《惩治反革命条例》，进行了弥补：“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条例治罪。”反革命的本意，是指推翻新政权和破坏人民民主。

毛主席要求镇压反革命：“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毛泽东：《关于镇压反革命》，《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7页)如此才能获得社会同情，又保存大批劳动力。由于缺乏明确标准，控制下属的简便方法就是数字管理。毛主席给出了上限标准：乡村已达人口千分之一(在西北地区为千分之零点五)、城市已达千分之零点五者，应即停止大批地杀人。(毛泽东：《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158- 159页)时任瑞金专署专员的朱开铨回忆，当时瑞金县30多万人，由于控制严格，杀了三四百反革命。(朱开铨：《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84页)

指示要求，死刑应经法院审讯和判决，但许多地方没有法院。1950年10月，北京第一家区法院才成立。全国法院人员短缺，文化水平低。1950年7月，河北省法院干部799人，大学毕业55人，占6 .8%———估计主要是国民党法官。中学毕业248，占31%。小学毕业496，占62%，占干部的主流。(司法部统计处编印：《司法统计资料》，1950年7月)史良1952年向周总理报告，全国法院280 0 0干部，国民党旧司法人员约60 0 0人。部分地区，旧法官中反动党团、特务分子占64%，太原高达83%。这些人政治上不可靠，50%以上有贪污行为。(史良：《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1952年8月)国民党法官政治不可靠，贪腐。共产党法官不懂法，而镇反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在全国铺开了。

究竟打得准不准？上海档案材料，记录了若干案例。袁凤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具体罪名是“妓院恶坝”。她的“血债”是，以火烧红的砖头加醋，烫妓女下部致死。罪行看上去骇人，但案卷材料反映，实际是该妓女下身生毒疮，袁用土法医治，致死，并非有意虐死。开设妓院，在我国已有几千年传统，与反革命不粘边。但她还有“污蔑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情节，被判死缓。

周招弟，戏院老板，据说生性霸道。主要罪案是阻止无票的乡民入院看戏，激起矛盾，被联名举报“查门票吓死小孩”。另据说一名男子被周殴打，数月后去世。提篮桥区法院判处死刑，市法院改判无期徒刑。意见下达后，提篮桥区强烈不满，称其“民愤大”，最后军管会以“恶霸”、“有血债”罪条判处周死刑。她的行为，其实都构不成犯罪，与反革命更无关。但她有一个“扫帚星”的绰号，被认为是“民愤大”。(袁凌：《反革命恶霸的诨名》)没有人去细考，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打死男人？查门票怎么会吓死小孩？相书上的“扫帚星”，是指不吉，克夫再嫁，与民愤或反革命有啥关系？

正规的法院没有，基层如何组织审判？当时各县成立了人民法庭。1950年10月，湖南攸县成立人民法庭，下设10个分庭。审判长是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成了副审判长，其他审判员系机关干部或群众。这些没有法律知识，没有审判经验的人，在镇反中，处决了212个反革命。后人总结说，人民法庭第十分庭，未经批准，宣判执行死刑24人。后检查认定错杀6人，可杀可不杀的13人。(刘宗良：《解放初期的攸县镇反运动》)中央指示，死刑要经省里批准，实践中，区法庭未经宣判，执行死刑。

因为没有标准，量刑极为混乱。上海辅仁中学校长杨于慎，因为“冒充民革党员，抗拒登记”，在镇反高潮中，被判处死缓，后改无期，又改为1 3年。最终判决下达的1952年8月，镇反高潮已过，刑期缩水为5年。(袁凌：《档案里的反革命：边界何在？》)

安徽砀山县将一般不法地主、地痞流氓乃至所谓“破鞋”也逮捕起来。桐城县将16名拟处死刑犯，报地委审批。地委批示“继续补查”，该局未看批文，竟主观臆断，已批死刑，将16人处决。霍山县将未获批准死刑的5名反革命犯处决。(《安徽省志·公安志》)

1951年5月，中共皖北区党委执行中央的收缩方针，已核准的10 0 0余名死刑犯，凡未执行的，一律停止执行。那些没被执行的，捡了条命。官方总结说，三年镇反运动中，安徽共捕反革命分子11万余人，处死刑者，3 .2万余人。(《安徽省志·公安志》)

为配合镇反，诗人袁水拍写了首歌词“镇压反革命”。歌中唱道：“杀得对，抓得准，不杀不抓不安心。大家快起来，坚决彻底，干干净净，全部肃清，肃清那反革命。”“文革”中，他自己被挂上“反党分子”的牌子，游街示众。他愤而自杀，被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