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有难” by 变态辣椒）

律师在法庭上的工作就是说话辩论，从开庭陈词、举证质证，到交叉询问、结案演讲。林肯、甘地、丹诺、德肖维茨、巴丹戴尔、美丽岛律师，古今中外的伟大律师在法庭上不知留下多少精彩华章。被送上被告席的政治犯、良心犯，往往在法庭上有着同样精彩的表现：或者一身正气，让参与作恶的检察官、法官成为正义法庭和历史法庭的真正被告；或者滔滔不绝，让法庭成为传播自己政治信念的讲坛。

但是最近受人瞩目的许志永案和郭飞雄案的庭审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观：许志永和他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均全程保持沉默；郭飞雄在庭审前一天发出声明，为抗议法院违法，他将全程沉默应对，其辩护律师则拒绝出庭。于是有人批评被告和律师说，不应该放弃辩护的机会，律师沉默有悖职责，有悖于直接言辞原则，不利于查清事实真相云云，这真是冒充外宾的理中客言论。

在这类案件中，中国的司法百分之百被党和政府操控，法官只是在前台表演的牵线木偶而已。这是一个常识。有些时候某类律师也加入表演的行列，与公检法一起协同作恶。谢有明律师之于杨佳案，钱列阳律师至于高智晟案，都是如此。没有一个人权案件、政治案件、党关注的案件能够遵守程序、依法审判，而人权律师在这些案件中需要做的事情，除了研究法律、准备证据、法庭辩论之外，更重要的是控诉法庭以及公权力的违法行为，揭露当事人所受到酷刑虐待等权利侵犯，有的时候要向世人指出案件的政治迫害性质，点出案件的政治意义，等等。在这些方面，作为被告的政治犯和作为辩护人的人权律师往往形成共识，配合默契。

但在一些案件里，程序的非法或者法庭本身的非正义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或者结果早就没有悬念，按部就班的庭审成了对法律和正义的嘲弄，被告和律师的任何发言都没有意义，这时候，只能沉默。沉默可以成为最有力量的呐喊。

我的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做刑事案件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但曾经有一次在安徽亳州李学诗命案中作为被害人的代理人。这个刑事案件是另一种司法奇观：公诉人、法官、被告律师联合起来保护被告人，放跑罪犯、重罪轻诉、隐藏证据、威胁证人，合伙对付被害人。我参加了一次庭审就感觉到全无说话机会，无论如何强烈抗议都无济于事；后来再次开庭我就告诉被害人全程沉默，以示抗议。在2009年泸州法院的一个法轮功案件中，辩护律师唐吉田、刘巍受到多次刁难和挑衅，发言被法官无数次粗暴打断，庭审被旁听席上的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所控制，法庭已经完全失去了独立性和中立性，律师客观上已无法行使辩护权利，只能退庭抗议。郭飞雄及其辩护律师的选择也是如此。幸亏中国没有“藐视法庭罪”。不过在中国真正藐视法庭的其实是政法委、610、法官、检察官、旁听席上的神秘男子们。

法庭上的沉默其实更有深意。在法庭上沉默的同时，这些案件的律师通过网络媒体等渠道发布信息、揭露真相、公开辩护，这等于诉诸一个更高的、更公正的人民法庭或历史法庭。这可以看作是广义的公民不合作运动的一部分：拒绝参与官方选举，拒绝洗脑媒体，拒绝使用特务软件，拒绝入党入团或者公开退党退团，拒绝参加官方游行，不买彩票，等等，总之是不配合，不合作，不承认。多年来推广公民不合作运动的唐荆陵律师现在也被囚禁。

良心犯和律师在法庭上的沉默也是公民运动政治化的一个像征：公民运动不仅仅是维护法定权利，不仅仅涉及人权和利益，它最终无法回避民主宪政的追求，无法回避对新的政治合法性的寻求。个案维权、依法维权当然重要而且还会持续，但对民主化这个目标遮遮掩掩、欲说还休已经没有必要了：你否认，也没用；你不说，当局也清楚；你含糊其辞，当局却直来直去；你没有政治意图，当局也认定你有；你刻意非政治化，遇到的全是政治打压。伊力哈木被以重罪起诉、立人图书馆全军覆没、益仁平遭受重创、大量温和派身陷囹圄，都已经清楚地说明了问题。共产党“政治高于一切”的思维传统和工作传统，其实是由它缺乏合法性造成的；其实，并不是缺乏合法性，而是根本不具有合法性，也无法解决合法性问题。（参见滕彪：《零八宪章与政治正当性问题》）贼眼里到处是贼，抢来的东西最怕别人抢走，不跟党走就是反对派，一切不受控制的民间活动都包藏祸心，拿外国钱就是勾结境外反华势力，批评政府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公民聚餐就是搞政治串联，群体抗议必有幕后黑手，依法维权也是为了壮大反对力量。

既然如此，也到了该点破的时候了。法庭上的沉默就是对法庭合法性的挑战，也像征着对政治体制合法性的挑战。当要求官员公开财产都是“扰乱秩序”、当开网站发文章都是“煽动颠覆”，当参与选举都是“寻衅滋事”，当争取教育平等都是“非法集会”，这个制度还有什么正义性可言呢？政治犯和人权律师在法庭上的沉默背后，喊出的却是振聋发聩的话语。

有一种沉默是可怕的。文革期间的政治犯李九莲在狱中写下了下面的诗句：“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得到一声回响，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这种沉默是指向死亡的冷漠。但时代在变，要求政治变革的声音，在公民维权运动早已呼之欲出。政治犯和人权律师在法庭上的沉默，则是昭示希望、向着新生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