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潘知常：从《三国演义》到“三国气”

　　 一、“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三国演义》上场

　　在讨论了《水浒传》之后，自然就应该轮到《三国演义》上场了。

　　关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2003年前后，我都已经各自做过一次讲座，题目是《【水浒传】：暴力美学的盛宴》和《【三国演义】：问天下谁是英雄》，后来，我把这两次讲座的记录稿收入到了我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这本书里。应该说，多年来我关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基本想法，都已经在这两次的讲座之中了。即便是到了十年后的今天，不论是关于《水浒传》》还是关于《三国演义》，坦率地说，我的看法也都还仍旧是大体如前。

　　不过，我也必须要说，近年来，随着思考的深入与视野的拓展，我也慢慢对这两次的讲座有了一些不太满足。我慢慢觉得，关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我还有一些话想说，而且，这些话也还值得一说。例如，在十年前的讲座中，围绕着《三国演义》，我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导致乱世的原因何在？如何促成乱世的结束？由谁来促成乱世的结束？而今来看，这三个问题当然很重要，也确实值得讨论。不过，围绕着《三国演义》，也确实还有一些同样极为重要的问题亟待予以讨论。

　　例如，我过去的思考主要是围绕着“乱世”的，这当然也是《三国演义》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相较之下，应该说，《三国演义》更为关注的问题却毕竟并非如是。《三国演义》当然关注“乱世”，但是，《三国演义》更关注“英雄”。而且，《三国演义》对于后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也是它所关注的“英雄”。

　　换一个说法也许更容易讲清楚，如果只是说“英雄”，因为这个词汇被说得太多了，附加的涵义也太多了，因此反而不容易了解《三国研究》的本意。相比之下，倒是文革的时候中国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京剧《红灯记》，里面有一句著名的唱词，要说得更为形象：“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也许，在解读《三国演义》所关注的“英雄”问题之时，“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这句话会更加有助于我们去深入了解《三国演义》所关注的“英雄”问题的深刻内涵。

　　《三国演义》对于“乱世”的关注是有理由的，《三国演义》对于“英雄”的关注更是有理由的。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2132年间，大的“内忧”有二次，一次是公元三世纪的三国内乱，一共九六年，后来的三国归晋，只有十一年安定，接着又是南北朝的五胡乱华，结果，一共乱了三百九十四年。还有一次是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一共乱了八年，对后期的中国社会的衰落产生了关键影响。大的“外乱”则有三次。一次是五胡乱华，三百多年；第二次是蒙古族入主中原，一共九十八年；第三次是满清灭明，这就更厉害了，一共是275年。

　　中国人常说，“乱世出诗人”，中国人也常说，“国家不幸诗人幸”。这句话用在这五次“乱世”上，应该说，也大致不差。“外患”的三次，因为异族入侵，汉族作家的生存环境过于残酷，因此只有满清灭明那一次，有剧作家孔尚任的剧作《桃花扇》在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时横空出世，但是，由于作者的动机是：“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零涕，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结果，越是想“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却越是反而没有能够真正写出国破家亡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其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只能算是二流。也因此，相对来说，“内忧”的两次，作家的表现真是要优秀得多。首先是“安史之乱”那次，那我们就都很熟悉也很自豪了，我们有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杜甫以他的不朽诗篇为之写照。其次是三国的内乱，那，我们就要说到《三国演义》了，正是《三国演义》，为中国三世纪的那场内乱写下了自己的反思。

　　在乱世中，一定不要做一个高尚的人

　　我必须要说，不论是孔尚任，还是杜甫、罗贯中，他们都确实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也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全部美学努力。正是因此，他们也理所应当地赢得了历史的尊重！

　　就以《三国演义》为例，前面我已经讲过，三国是古代社会2132年中的第一次大动乱，从三国的建安开始的魏晋南北朝，一共394年，而且，在公元156年三国开始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大约是5000万，可是到了公元280年，三国结束时，全国人口就只剩下了大约1600万了。仔细想想，这是何其悲惨的景象，几个世纪都是乱世，而且在三国的时代每一个四口之家都只有一个人能够死里逃生！所以，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三世纪”一百年的乱世，古代社会2132年中的第一次大动乱，这实在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而钱穆先生说过：中国是以历史为宗教的；毛泽东也喜欢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修史如修长城，因此，对于三国动乱的思考，也就特别为人瞩目。

　　例如，清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确定了《史记》至《明史》的24部正统的纪传体史书为正史，这是所谓的二十四史，再加上北洋政府加入的《新元史》，被正式确认的史书只有二十五部，可是，在这当中，关于三国的，就占了一部，这就是陈寿《三国志》。而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在公元451年去世的，那个时候，应该说距公元三世纪还不是太远，可是却已经找到了研究三国的著作共“二百十家”，有人统计过，计经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不过，在这当中，影响最大的而且反省得最好的，无疑当属《三国演义》。学术界一般都这样来加以评价：它是自《三国演义》成书600年来，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小说，也是自《三国志》成书1700年来，最接近历史的小说!对于这个评价，我是完全赞同的。

　　《三国演义》是面对三国乱世这一世纪之痛时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三国演义》，重要的是“演义”。所谓“演义”，其实也就是借助讲述三国历史来通俗化地阐释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与阐释。顺便说一句，在这一点上，600年前的《三国演义》甚至比今天中央电视台上的“品三国”还要更加超前、也更加深刻。

　　具体来说，《三国演义》全书有120回，但是只要细数一下就会发现，其中90%的内容都在写“乱世”，而全书百分之百的内容都在阐释一个问题：“世”也在“人”为。我们经常说，事在人为，其实，“世”也在“人”为。“乱世”是“人”为的，“乱世”的拯救也是“人”为的。而《三国演义》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与阐释正是通过对于“乱世”中的种种“人”为的理解与阐释来实现的，这就是，“乱世”是如何被“人”为出来，“乱世”的拯救又应该如何去“人”为？

　　由此出发，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历史上的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会在《三国演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什么文学的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会在《三国演义》中应运而生。原来，罗贯中是要借助于他们来表达自己对于“世”在“人”为的洞察，也在借助于他们来表达自己对于在“乱世”中“人”应该如何去“为”的理想。

　　例如，历史上的曹操被文学化了，成为一个“人”为出“乱世”的典型，罗贯中通过曹操的形象而要告诉我们的，是做人不要做这样的人，因为正是他的所做所为导致了乱世。为了能够更加明确地说明这一点，我们看到，罗贯中不惜浓墨重彩地将曹操阴谋化，而且，甚至连身高都被重新安排了。我们看到，刘备身高七尺五寸，张飞身高八尺，关羽身高九尺，那么，曹操呢？身高却只有七尺。

　　同样，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也被文学化了。相对于曹操的被彻底的阴谋化，他们是被完全的道德化了。刘备本来只是个小军阀，根本不在三国历史的一线，，可是，因为它出身汉室，易于被塑造成拯救“乱世”的典型，结果，本来督邮是他亲自打的，现在为了塑造他的道德形象，也不能让他打了；而本来他并非三国风云人物，现在却成了“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诸葛亮、关羽也是如此，就前者而言，赤壁是假的，北伐是失败的，就后者而言，斩华雄、过五关、华容道都根本没有，可是小说里却非要安在他们身上，为了什么呢？就是要塑造拯救“乱世”的典型，并且要让他们的所“为”在后世有永远的警世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三国演义》的写作不但是为了“继往”，更是为了“开来”。“三国乱世”是具体的，但是，“乱世”却是普遍的。人们都说，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清末，中国创造了两项世界记录，到现在也没有哪个国家能打破，一个是农民造反的次数世界第一，一个是朝代更迭的次数世界第一。毛泽东也总结过：在中国历史上，动乱几乎是七八年来一次。全世界的情况也如此，根据印度学者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一共5164年，其间战争14513次，只有329年是和平的，死亡人数是36,4亿人，损失的财富如果折合成黄金，可以铺一条150米宽、十米厚的环绕地球一圈的金带。而《三国演义》的关注也恰恰在这里，它希望自己能够为在当下的和未来的“乱世”中的“人”为提供借鉴。

　　由此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尽管相比之下《水浒传》的文学价值要更高一些，但是《三国演义》的传播却要更远一些。例如，中国戏剧将近十分之一的故事素材都来自《三国演义》，二十四史中，三国的历史并不起眼，仗打得大的，死人多的，名人美女辈出的，很多都超过三国，但是，三国却无异最为人们所知，可是，《三国演义》却让三国一举成名。那么，其中的原因何在？就在于它的目的更不文学，他推出的人物都是大众偶像型、公众偶像型，从美学上说，这些人物形象并不是“这一个”，而是“这一类”。不过，也正是因为它的目的更不文学，因此，它的潜台词也就更加明显。简而言之，就是要表达自己对于在“乱世”中“人”应该如何去“为”的理想。毫无疑问，在此意义上，《三国演义》的所思所想是非常宝贵的，而且，也经受住了历史岁月的考验。遗憾的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也随着中国的逐渐融入世界文明以及西方美学眼光的加入，其中的美学缺憾现在也日益暴露了出来。

　　那么，其中的美学缺憾何在呢？请允许我借用一个西方的例子来加以说明：熟悉西方文学史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史的读者都知道，同样的生当乱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中曾经一再追问：“如果上帝死了，人是否什么事都可以做？”“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高尚的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答则可以用“斩钉截铁”来形容了，因为他坚定地说：如果上帝死了，人也绝对不能什么事都可以做；即便是身处乱世，也一定要做一个高尚的人！那么，倘若我们现在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中的一再追问来追问一下《三国演义》的作者呢？请问：在乱世中，人是否什么事都可以做？在乱世中，是否还一定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令人遗憾的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答案一定会令我们大为诧异，因为它的回答竟然是：在乱世中，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在乱世中，一定不要做一个高尚的人！

　　我不得不说，在中国历史上，人性中最为幽暗的东西、最为丑陋的东西就是通过这样的答案得以公开招摇过市，并且大行其道！

　　在我看来，这，也正是《三国演义》的美学缺憾！

　　二、从“权术崇拜” 到“崇拜权术”

　　“宴无好宴，会无后会”

　　当然，《三国演义》提出在乱世中人什么事都可以做，提出在乱世中一定不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倒也并不是说《三国演义》就干脆提出要做一个坏人，那当然完全不符合《三国演义》的实际情况。事实上，《三国演义》倒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在乱世中就可以做一个坏人的，在这方面，《三国演义》在字里行间到处都洋溢着道德正能量，例如，对于曹操、对于司马懿，《三国演义》就都是予以毫不留情的否定的。在《三国演义》看来，他们不但从做人的角度来说是做了一个坏人，而且也做尽了坏事。我要再强调一下，这个方面倒恰恰是《三国演义》的美学贡献。有些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用曹操的奸诈、毒辣来证明《三国演义》在提倡奸诈毒辣，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却也仍旧不能认为《三国演义》就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三国演义》的美学缺憾并不表现在曹操司马懿这些人的身上，而是表现在刘备诸葛亮关羽这些人的身上。

　　说得更清楚一些，《三国演义》的美学缺憾在于：它并不反对在乱世也要做“好人”，但是却反对“做好”一个“好人”。做“好人”却不必“做好”“好人”,做好人却不必去做好事。只要是“好人”，就做什么都是“好”的。尽管一笔写不出两个权术，但是，因为好人与坏人的不同，此权术与彼权术就也又有不同。在曹操、司马懿那里，因为他们都是《三国演义》刻意塑造的“坏人”， 因此，对于他们的权术，《三国演义》是完全否定的。小说对于曹操和司马懿的鄙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