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前，一位意大利农妇对她儿子说：“快逃，祖国来了”。

这句话收录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帝国的年代》中。

最近，苏格兰公投，《新科学家》杂志赶热闹，发表了一篇文章叫End of nations，作者是Debora Mackenzie，简单翻译一下要点——

193国家

试想一下，一个国家不复存在的世界。想象一张没有色块区分的地图，描述一下我们平常做的事情——贸易、旅行、科学、体育、维护和平与安全——但不要用国家这个概念。试着描述一下你自己，你有权至少选择一个国籍也有权改变国籍，但你不能没有一个国籍。那些地图上的小色块都是一个“国家”，那里的人民拥有主权。联合国说，世界上有193个国家。

越来越多的人想要自己的“国家”，从苏格兰独立运动到中东的圣战分子。从加沙冲突到乌克兰动荡，每天的头条新闻都多少和国家这一主张有关。然而，国家未必是料理我们日常事务的最佳尺度，我们需要用全球化的尺度去处理食品供应和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问题，而从小一点儿的尺度来说，城市和区域自治能比一国之政府更好地服务人民。

150人

在18世纪之前，并没有真正的“民族国家”，伦敦经济学院的John Breuilly说，如果你在欧洲旅行，边界线上没有人管你要护照，人们有种族和文化的身份，但这不定义你所居留的那个政治实体。早期人类以家庭方式漫游，继而聚集为采集和狩猎的一大群，大约1万年前，我们开始形成村落，大家协作获取食物并保护自身安全。牛津大学教授邓巴（Robin Dunbar）的考古发现，说古时候的人一般与不超过150人保持联系，这也是现在FACEBOOK上我们一般维持的“朋友”的数量。打仗的时候，朋友会一下子多起来。康涅迪克大学的Peter Turchin说，小尺度的社会中，10%到60%的男性公民死亡都与战争有关。更多的盟友，意味着更高的存活几率。古代时期的欧亚帝国，都是随战事来临而成长壮大，战争中失败的一方会被敌方吸收，获胜一方的疆域和人口就不断扩大。

8个层级

邓巴教授所说的150人尺度也被逐渐改变，人类社会发明了层级。几个村子在一个首领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几个首领的邦落又在一个更高的首领下聚合。这些联盟不断夸张，带来更多的层级，在Peter Turchin看来，最低一级的普通人和最高一级的领袖，隔着中间各种层级的6个首领。也就是说，咱至少有8个层级。

这些联盟继续扩大并有了更多种形式的集合，为了对付层级多的联盟，对手也会用层级的方式构建自己的联盟，社会变得复杂起来。层级越多，打仗获胜的可能越高，但要养活的人也越多，于是就要有灌溉技术的进步、粮食储藏的进步还要有统一的宗教。城邦、王国、帝国这些玩意接踵而至。

但这些玩意还不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一个被打败的城市可以臣服于一个帝国，而其居民并没有国民身份。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历史学家Andreas Osiander说，作为政体所需形态的国家与人类文明同样悠久——这样的观点未必靠谱。

50万军队和2000治安兵

一个重要观点是，农耕社会并不需要什么政府管理。一个社会，十有八九的人都是农民，他们种地，自己管理自己，政府收点税，保证治安，有基本的法律维护边界安全。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有50万的军队跟外国人作战，国内只有2000个治安兵。18世纪，荷兰和瑞士都没有中央政府。19世纪，许多到达美国的东欧移民都说，他们来自哪个村子，而不是哪个国家。

在现代社会之前，John Breuilly说，人们“垂直地”确定自己的身份，谁给他们定规矩，他们就服从谁。在本地市场之外，他们很少“平面”地和他人发生关联，别的地方的人归国王管，大家老死不相往来。这种体制和今天的国家很不一样，很多老帝国在现代地图上呈现出不同的色块，而在当时，国民可以自由出入那些司法管辖区。那是管理松散的社会，前现代的政治组织只有一些基本功能——种粮食、打仗、收税、维持秩序。罗马帝国虽然很大，但全体臣民的相关性很小。中世纪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兴修水利工程，随着贸易的增加，政府机构开始增多，分散的领地主将更多的权力让渡给中央政府。但这时候的君主制国家还不是现代国家。

国家是他们的了

1648年，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多年战乱，承认当时存在的各个王国，这是迈向现代社会的一步，“国际法”这个概念就萌芽于此，但国际international这个词要等132年以后才出现。

1776年和1789年，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诞生了第一批民族国家，国家的同一性不再是由统治者来界定。Breuilly说，1900年，法国人基本上都认同自己是个法国人了，早些时候，英国人也都有自己是英国人的意识，但这些认同并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1918年，哈布斯堡皇族完蛋，欧洲国家基本上是按照文化和语言重新界定，民族国家粉墨登场。工业革命、钢铁生产、开矿，都需要新型的政府管理，小城邦逐渐消亡，大帝国也分崩离析。

在1789年，法国半数居民并不是说法语，1860年，意大利统一时，只有2.5%的居民说标准的意大利语。都柏林大学的社会学家Siniša Maleševic说，现代国家都经过一番“国家建设”，国民要被教育得有“国家意识”，于是才有了Benedict Anderson那个著名的概念——想象的共同体。

这种国家意识的教育强调一点——官僚体系的发展是管理复杂的工业化社会之必须。1880年代，普鲁士成为第一个向失业者提供救济的政府。这也宣告何为一个普鲁士人。他们需要官僚机构去做这个事情。这意味着管理层级的中间部分迅速膨胀，人们更多地和“国家”捆绑上了，而以往与村庄和教堂的联系变得薄弱了。他们享有投票权，并且头一次认为，国家是他们的。

180次内战

国家就这样一步步在欧洲成型，这是不是工业革命后人们管理自己的最佳形式呢？Breuilly说，现在也想不出别有他途。人类学家认为，早期社会，文化多元主义更为普遍，多语言的现象更普遍，人们以宗教、文化、背景确定自己不同的归属感，单一的国民身份认同是简单化的。单一民族国家体系常常行不通——自1960年以来，全世界有超过180次的内战。这些冲突大多归因于种族。今日的叙利亚内战就是如此。

二战之后，欧洲国家的殖民地纷纷独立，按照民族主义的神话，他们都需要一个权威，一面旗帜，一个政府和联合国的承认，而实际上，他们也需要一套复杂的官僚系统。

回到中世纪

国家以族群划分并不靠谱。许多种族划分是混杂的，并且随政治气候改变。那些捷克苏台德地区的人，二战前愿意加入德国，战后却转变立场。现在位于乌克兰的那些说俄语的人，大概也同样脆弱。

各位学者们给出的意见是，发展当地社团的权力，向比利时和加拿大人学习，或者向坦桑尼亚人学习，坦桑尼亚有超过120个民族，有100种以上的语言，包容性能让生活在一地的不同族群的人和睦相处。

牛津大学的Jan Zielonka说，欧盟的出现，挽救了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小国，那些想从布鲁塞尔要回更多权力的国家，将会削弱自己的竞争力。不过，欧盟可能预示着，民族国家之后新的世界图景。欧洲各国之间更加相互依赖，各国的中央政府也许会削弱，但以城市、区域为架构的各类非政府组织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有点儿像是“回到中世纪”。未来的政治权力架构不再像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遗产，欧洲这个诞生现代民族国家的地方，会更像是中世纪，管理当局会重叠，主权会分散，身份认同将多元化。

当然，层级也会变化，G7、G8或者G20也是一个管理层级，联合国也是一个层级，但在管理全球性问题上，G7似乎比联合国的作用更大。现存的许多官僚组织都显得头重脚轻，负担过重，难以应对新的问题，面临新时代，新型的全球管理架构将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