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呦呦鹿鸣；微信账号：youyouluming99
最近，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做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篇讲话，让鹿鸣君很为他着急（呵，皇帝不急太监急）。
先介绍一下，中国社科院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合称“三院”，级别很高。如果鹿鸣君没有记错的话，社科院院长职务有由“副国级”、“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的先例。比如，胡乔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铁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奎元（政协副主席）。
因此，王院长讲话，事关一国大要，绝不能等闲视之。王院长长篇讲话的要点是这句：
“我院的研究人员不仅仅是普通学者，而是党的思想理论文化工作者，更是党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战士，决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一个‘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
前面政治正确，说到后面，王院长就露底了。“不能把自己降低到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这是一个党员该说的话吗？
这段话是7月29日讲的，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到了9月，王院长辖下的《中国社会科学报》连续刊文，为之背书，“王院长旋风”第二波又来了。
就让鹿鸣君来当《国王的新衣》中的小孩吧：“王院长，你错了！结结实实地错了！”
（一）第一错：数典忘祖
王伟光院长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77级，专业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硕士学位论文题为《马克思论人的本质和他的科学世界观的形成》。
王院长难道不知道么：马克思就是一个自由撰稿人。马克思的第一篇文字发表在《德累斯顿报》上，被他嘲讽的人权势很大，下令各报禁发他的这篇文字，《德累斯顿报》被勒令停刊。马克思转而给科隆一家报纸《莱茵报》撰文。到了伦敦后，没有工作的马克思又为《纽约论坛报》撰稿，虽然他经常抱怨《纽约论坛报》稿费还不够他订报用的，但他仍然一篇又一篇，坚持写了10年。
《卡尔·马克思》一书作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说：在马克思作为报纸撰稿人的时期，正是其文章所热情捍卫的价值观念，形成了以后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参考消息》）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高殿堂”的领导，王院长在《学术自传》中说：“要立志做马克思主义的秀才，要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指南……曾用了整整10年时间，认真阅读、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
很明显，10年时间对王院长还是远远不够的。鹿鸣君请王院长先去学习一下《纽约论坛报的稿件：卡尔·马克思文稿选》。
否则，王院长今天要求学者们不要把自己降低到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去，百年之后、黄泉之下，如何面对自由撰稿人马克思同志呢？祖师爷赏了你这么大一个饭碗，你竟……唉（当然，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有黄泉。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我们再说中国。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是靠枪杆子，更是靠笔杆子。
青年毛泽东工作变动不居，也是一个“自由撰稿人”。1917年4月1日（注意，这是在中共成立之前），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为《新青年》撰稿，他还为上海《时事新报》、长沙《大公报》撰过稿。
很多年后，毛泽东曾经很骄傲地问新华社的编辑：你们说，谁是新华社“首席记者”啊？他给新华社写的文章难以计数，每天一篇也是常态，大战之际常常埋头撰稿，比如《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撰稿，是“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也是传统。建政之前，中共其他领导人，比如瞿秋白、周恩来，也曾在各类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文章。关于这一点，王院长虽然位高权重，也有必要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虚心请教。
今天党的总书记习近平，曾用笔名在《浙江日报》写了专栏232篇。最近，中央领导出访，也常常在国外报刊上发表署名文章。
《左传》说:“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鹿鸣君建议王院长好好学学“共产党领袖撰稿史”。如果真没有时间，就把社科院的课题经费中拨一笔给“呦呦鹿鸣”，我们微友们可以考虑成立一个课题组——《党的领导人撰稿史及社科院院长学习问题研究》，帮助你学“习”。
微友们时间都很宝贵，但是，作为一个党的同志，“先进”帮助“后进”，也义不容辞呀。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党培养了这么多年的同志荒废了学习。你说是不是呢？
（二）第二错：无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现在，鹿鸣君请王院长来一起学习学习十八大报告。
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王院长这话，首先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
向现代化目标前进的中国，正进入一个大分工时代，已经、正在、将要诞生许多不同的职业。这些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用自己的劳动为社会贡献力所能及的力量，其中，就包括“自由撰稿人”。
“臭老九”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且不说社科院研究员不比自由撰稿人，比贩夫走卒们“高贵”多少，即便是贵为正部级领导干部的王院长，同样也是“公仆”。
中南海新华门大大的几个字——“为人民服务”，请王院长多看几遍，毛泽东在开国庆典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录音，也请王院长多听几遍。就算你不把它们当真，也要熟稔于心，当一回事。“人民为我服务”“我们这个职业的人民站起来了，其他职业的人民趴下去了”毕竟很难说圆，不是么？
说到高低贵贱，鹿鸣君对王院长还不熟悉，不能确认他本人是否真的像名字一样“伟光”，具有高贵的品格——这年头名实不符的人多了去啦，周永康没有永远安康，刘志军不是志在军队而是志在红楼和铁路——希望多少还是名符其实一点的好，多尊重其他职业的人一些，平等之心多一些，就离“伟大”“光荣”更近一些。
一个人高贵不高贵，不取决于“高贵的职业身份”，而是取决于是否有高远追求和文明素养，言行举止是否礼义廉耻、一以贯之。这一点，希望王院长能够明白。
（三）自由不是敏感词
王院长的话，也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
“自由撰稿人”之所以让王院长不高兴，或许是因为自由二字，让“王院长”们没法用体制内的那一套管住他们的人身。但，这不恰恰是改革开放的手段和目的吗？
几十年前，所有人都是“单位人”，生老病死吃喝拉撒都在“单位”里，这些年来的改革，就是希望把人从“单位”中解放出来，变为“社会人”，让社会释放活力。与之相应，社保、医保、教育等系列改革都围绕这一目的。
如果不是给农民“自己决定种什么”的自由，我们就不会有小岗村这个符号，不会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没有改革的启动。如果不是给企业“自己决定生产什么买卖什么”的自由，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王院长成为恢复高考第一届大学生，难道不是也因为改革开放吗？
（包干之前的小岗村，包干，就是给农民自己决定种什么的自由）
一些人，往往喜欢偷换概念，一提到自由，就把它等同于所谓“绝对自由”，等同于“无法无天”，等同于“无政府主义”（请参考9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呼应王院长的《科研机构不能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乐园 》一文）。
可惜的是，自由从来不是这个意思。自由是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越是崇尚自由的人，越是尊重其他人的自由，而尊重其他人的自由，意味着尊重彼此的权利边界，意味着尊重法治秩序。他们深深地知道，只有在一个法治秩序之中，自由才能真正实现。
因此，自由不是敏感词，自由不是没有秩序，自由也不是要革谁的命，自由只不过是每一个人排除非法干扰，最大程度地实现他/她的可能性。
中国如果不改革开放，恐怕已经被开除球籍了。难道我们要否定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回到之前那种僵化社会中？
（四）没有哪个职业等于“无政府主义者”
除了与平等、自由相悖，这句话也危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每一个词：一个靠官僚来人为划分人群等级的社会，一个不尊重文字的社会，不尊重思想的社会，不可能友善，不可能和谐，不可能公正，不可能民主，不可能文明，不可能敬业，不可能诚信，也可能爱国，不符合法治，也不会真的富强。
自由撰稿人是什么呢？就是向媒体投稿赚取稿费的人。他们的文章如果不好、没有见地、缺乏信息和穿透力，就不会被采用，被采用了也没有人看。
这是靠本事吃饭的一群人，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个职业，只是因为以写字为谋生手段，而不是因为政治理念。他们不是天然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不是天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成了领导干部不等于不会叛国叛党，同理，当自由撰稿人也不等于反党反社会主义。
“自由撰稿人”只是自己决定给哪家媒体写，怎么写字，如此而已。写字和种田，本质都是耕耘。和其他职业一样，自由撰稿人不是洪水猛兽，不是政治标签。将某个职业扣上政治帽子，恐怕是别有用心。
以上都是批评，那么，王院长说出这番话呢？王院长应该怎么办呢？王院长真正的责任是什么呢？“呦呦鹿鸣”将在下一篇《二驳王伟光院长》中阐述。请点击右上角——“查看官方账号”后关注后续。也请大家在回复中谈谈你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