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今天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应该回到邓的时代看他的主张，他是一个定调者，后来的三任，都是跟随着他的调子在唱，无非是轻重缓急，欢快的，还是沉重的。
人际交往当中，有这样一种玩弄花活儿的人，喜欢用炫目的技巧来包装自己的言辞，但是邓不是。除了客气，邓的每一句话基本都有所指。如果有谁觉得他的话就是说说而已，那难免要吃亏，对这样的人，要反对，要说不行，得趁早，等到几年后说他提的条件细则不公，他的硬手就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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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个文件是他对香港表态最重要的文件，紫色部分是邓小平的原话，红色部分是拆解：
今天没有别的，同大家见见面，快两年时间没有见面了，应该对你们道道辛苦嘛！
你们委员会工作了一年零八个月，靠大家的辛苦、智慧，工作进展是顺利的，合作是好的，这样香港会过渡得更好。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示范。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起草工作还有三年时间，要把它搞得非常妥当。
今天我想讲讲不变的问题。就是说，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就是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
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世界上一百几十个国家，那时我们恐怕还是在五十名以下吧，但是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那时人口是十二亿至十二亿五千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至一万二千亿了。
在2013年的数字是,13.6亿人口，人均6629美元，9.24万亿美元。
注意“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力量不同可能就意味着策略的调整。
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它不同于一般的小康社会，而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如果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在几十名以下，但是中国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那时，十五亿人口，就是说国民生产总值是六万亿美元，这是以一九八○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计算的，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不仅国家力量不同了，人民生活也好了。
（他说的六万亿按照1980年的美国和人民币接近于1:1.5，今天是7左右，那就是25万亿美元以上，才算中等发达。也就是说现在还没发达，还得按照既定方针办）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什么条件呢？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为什么我们对学生闹事问题处理得这么严肃，而且是迅速处理呢？因为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我刚才说，变不变要从我们整个几十年的目标来看。
（学生闹事指的是1986年和1987年的，还不是后来的事儿，这是他一贯的态度）
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如果到下一个五十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所以我说，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当然，那时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还要讲一个不变。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开放政策不变，大家很高兴，但是一看到风吹草动，又说是不是在变了。最近胡耀邦同志的事情出来后，有些人又怀疑是不是变了，总怕变。他们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了另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人们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包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你们看我这个讲法对不对？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
（这段看起来是陈词滥调，其实很关键，他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领导不是你每年过来述职一次的。）
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是建筑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的。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也是带有片面性嘛！
看中国的政策变不变，也要看这方面变不变。老实说，如果这方面变了，也就没有香港以后的五十年不变了。要保持香港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保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
（你们要不被“大领导”，就必须要忍受“小领导”，这话当时的香港精英听得懂，老百姓估计就呼噜呼噜放过去了，所以到真的领导来时，两头惊诧，一边是：泥马，原来是这样啊，另一边是，哇靠，不是说好的吗？你们头一天认识我？）
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
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所以请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释这个道理。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五十年不变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
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在下世纪达到中等发达社会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象我们这样穷的国家要奋斗出来更不容易，没有开放政策、改革政策，竞争不过。这个你们比我们更清楚，确是很不容易。这个“不变”的问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纪末、下世纪还要议论。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
（果然还要议论，还是热议呢）
现在有人议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收。我要说，我们的物价有点问题，对基本建设的投资也收紧了一点。但问题要从全局看。每走一步都必定会有的收，有的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总的是要开放。我们的开放政策肯定要继续下去，现在是开放得不够。我们的开放、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胆子要大，要坚决。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有些人看到我们在某些方面有些紧缩，就认为政策变了，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
“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有些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国大陆变成资本主义，叫做“全盘西化”。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的思想是片面的。不懂得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
（这是个狠话，好多人估计就是觉得当是陈旧思想放过去了，其实就是“别试图输出什么观念影响另外32个演唱会所在地，不然的话你们会先从不变变成变的）
美国记者华莱士曾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大陆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台湾，为什么台湾要同大陆统一？我回答说，主要有两条。第一条，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一个半世纪了嘛！从鸦片战争以来，包括台湾在内，中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第二条，台湾不回归祖国，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
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一旦台湾和大陆统一了，哪怕它实行的制度等一切都不变，但是形势就稳定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海峡两岸的人都会认为是一件大好事，为我们国家、民族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邓提一国两制，最终是为了台湾，这里的荡出一笔去聊台湾，其实有用意，你们担心我们共产主义统一，那我们请三民主义的兄弟来做见证。他们是监督者，我们如果粗暴，说话不算话，他们就走人了。这个设想其实不错。但是估计邓也没想到台湾这几年会这么糟糕，经济不好，民粹力量强大，雄心也衰退，格局下去了，从民国变了本岛了，这个大哥在有些事上也是忍着大骨架的老二的。别说照顾东方之珠小兄弟了）
还想讲点基本法的起草问题。过去我曾经讲过，基本法不宜太细。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这个问题，请大家坐到一块深思熟虑地想一下。
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议会选举，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搞议会选举，但是我们中国大陆就不这样搞，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
2008年的习访问香港，和香港名流在一起，细看左一，是后来成了行政长官的梁。
“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
这是这段的主题句，他们一直也都是在和“工商业知名人士”对话的，希望利用地方上的权势者和长老士绅实现领导。和家财在这的人聊，和选票选出来的人聊相比更可预期。
礼贤下士这种事没有哪个本地权贵会不喜欢。
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
（能读透吗？“其实”二字的后面，才是关键想说的。你别认真，等到2037年跑去竞选县长去了。）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
但是，是不是特别行政区本身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
(但是二字一出现，就要特别注意，尤其是这种严谨的讲话者。）
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
（这几天的事，都可以被算进“希望香港不会出现”的里面）
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后手，撒手锏，本地权贵士绅组织的政府必需要出面自己打，面临着“你管不管得住？管不住我替你管管。”的压力，还要被本地人怒骂。）
总的来说，“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基本法是个重要的文件，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律，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它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
这篇文字之外，还有一个谈话是《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1984年10月3日的，里面提到几段，很有意思：
我讲过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我说，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这话说得很明白。这也是为什么梁在一直保证局势没有失控。造谣说军队动的人就是希望更乱。
在过渡时期后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业推荐一批年轻能干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不参与不行，不参与不熟悉情况。在参与过程中，就有机会发现、选择人才，以便于管理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一九九七年后在香港执政的人还是搞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不做损害祖国利益的事，也不做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所以不能笼统地反对参与，也不能笼统地反对干预。
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
梁是青年才俊，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上海当顾问，住房公积金制度就是他介绍给朱镕基的。后来也一直是中央喜欢的人。
注意，是推选，他没说票选，他还说了配比，一硝二磺三木炭，左翼的尽量少，有点右的，多选中央的。这种精确配比，这能是直选结果吗？设计师预设了一个理想结果。
所以他一直表态上都没提过直选的事。中间双方各自相信自己的解读，最后打成了一团，设计师则早早想好了计划，本地管不了，我们来帮着管呗。
所以，当初，跑路的人，最，最，最明智。
拖了这么久才明白大家的价开的不一样，就未免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