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亚洲周刊10月9日 文/谢梦遥 罗悦轩 侯正昕

微信公号 特稿痴迷者

从许多角度来看，旺角都是一个最能展现香港草根阶层生活状态与复杂性的地标。这里是唐楼林立的拥挤住宅区，也是人流稠密的购物区，它比装满奢侈品店的铜锣湾更具多元性——主干道弥敦道上多是连锁的金铺，两侧街巷里则云集了价格亲民的小店，通过女人街、波鞋街、金鱼街这些街道别名，可以确认它们的主要功能。这里还是许多政党和民间社团的根据地，占中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香港学联，两处办公室皆藏身于旺角破旧的工业大楼里。

但旺角也是港产黑帮电影里反复出现的暴力街区，是寻欢客流连的隐蔽红灯区，是龙蛇混杂之地，是若干惊悚事件的事发现场——多次发生高空向人群投掷镪水事件，而就在几天之前，一个男人在茶餐厅用刀砍死了哥哥。这里遍布夜总会、麻将馆、桑拿浴室以及一楼一凤(合法的妓女个体户)。黑道掌管着这里的地下秩序，据说，他们控制着小巴线路、娱乐场所、毒品交易以及警方难以控制的一切。

这里是旺角。而它的最新一重定义是，民主支持者的占领区。

草根占领区

弥敦道的占领是在9月28日晚上出现的，开始时不到一百人。当时警察完全有足够警力驱散，但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港府的策略出现突变，改为“以柔克刚”，似乎是诱敌深入，打民意牌来施压。

这完全出乎组织者计划之外。占领中环在当天凌晨启动，以金钟的政府总部为目标，但很快变成了去中心化的一场民众运动。

与高峰期聚集十万人的最大占领区金钟不同，旺角并不占人数优势，最多时也不过几千名占领者。旺角有另外的战略优势。它补给方便——周围的食肆店铺即可买到水与食物，又清场困难——占领者不仅可以在横街窄巷里打游击战，警方也会忌惮催泪弹等武器伤及无辜。

随着时间推移，旺角本有的特质在弥顿道上的占领区显现出来。驻守金钟的普遍都是大学生，旺角则是成分复杂，集合老中青各个年龄层。一个名叫“Donald”的中二学生，站在街边用小提琴演奏Beyond乐队的《海阔天空》，这首歌这些天来已经成为占领区里的“军歌”了。他身前的纸板写着，“我不是乞丐。”

一个须眉皆白、身体干瘦到仿佛一触即倒的老人在地铁D1出口找到了安全所在。他蜷缩在人行道围栏与两个告示牌之间形成的狭小空间里。他已经89岁了。他的家在蓝田，地铁隔着11个站，但比起位于港岛东的金钟，旺角近得多，况且还能省下昂贵的过海费——这一点对他很重要。他的作息时间是奇特的，每天凌晨2点自然醒来，早上出门，天黑前离开，但这不妨碍他成为一名示威者。

占领区内亦不乏貌似“古惑仔”的纹身男子，三三两两地坐在地上，边抽烟边大声聊天。一个染着金发、身上挂着三四个金佛牌的青年在一处物资站帮忙，他总是面带笑容，有礼貌地提醒拍照者，不要拍到义工。

占领区的防线，由堆砌一起的小巴站牌、垃圾桶、竹制脚手架、交警使用的路障、建筑工地的废弃钢材构成。几辆重型卡车一度堵在最外围，防止车辆强行驶入。截停的双层巴士变成了民主墙，密密麻麻地贴上标语、感言与祈愿。有些标语在金钟很难见到，比如对梁振英过于赤裸的人身攻击。一个横幅写道：“Hong Kong is my country!” “左胶”（被认为思想僵化的社会主义者）也成为了攻击对象，其中三位代表人物头像打上叉，被做成了通缉令贴在墙上。大陆游客把这些现象当成了新增的景点，纷纷留影。

在长度超过500米的占领区里，四处支着尼龙帆布的帐篷，用于摆放物资、设立医疗站以及开辟公民演讲的空间。人人可成为扩音喇叭后的演讲者。在10月2日的晚上，同时有6个公民演讲在进行着，没有高台，讲者与听众处于在同一水平线——金钟从来没有这样的景象出现过——那里的年轻人只是坐着聊天，像参加一场庞大的校友聚会。

最大的一顶帐篷位于亚皆老街与弥敦道交汇的十字路口，这顶帐篷下的演讲台也成了人气最旺的地方，需要排长队等候上场，因此它也多了一条规矩，每人只有享有两分钟时间——前立法会议员谭香文也没有获得破例。然而，总有人有办法绕过这个限制，有三个男人一起排队，把争取到总计的六分钟，用来播放了一个类似广播剧的讽刺音频，组织者没有阻拦。

有人传授经验，一位IT从业者分享如何防止手机通讯应用被监控，他推荐了一款只需蓝牙即可联网的应用软件，以预防警方中断集会区的网络信号；有人讲述经历，一个男人言辞激烈地回忆9月28日晚，但信息颇为可疑，他信誓旦旦地说特首梁振英“曾申请使用真枪实弹来对付示威群众”；有人理想远大，“我们不止要梁振英下台”，一个瘦弱的青年高扬起手，身体微微颤抖，“我们还要捉拿梁振英”；有人勇气可嘉，一个讲普通话的貌似大陆游客的男人，批评占领运动，在起哄的掌声与嘘声中艰难完成了演讲；有人似乎只是为了喊口号过瘾的，一个脸上始终带有受惊吓表情的中年女人，从拿过麦克风的一刻起，就变成了一个肉体复读机，她喊一句，人们喊一句，喊足两分钟后，她意犹未尽地离开了。

自发而来的民众构成了主流，这其中包括了一名叫James Bang的韩国人。他在9月29日早上起床后看到新闻，立即决定请假飞到香港担任义工。但政治力量并非完全退场，如果仔细观察，你可以看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在主持着一个演讲台，另一处帐篷下，围拢着一群黑衣青年，统一的T恤上有着“普罗政治学院”的标志——那是黄毓民脱离人民力量后成立的组织。而人民力量的几位熟面孔坐镇的帐篷，就在隔壁不远。没有政党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号。

在意外卷入占中风波之前，旺角与政治已相安无事多年。1984年的4月与1989年6月，旺角曾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均有车辆被推翻与纵火，商店被抢掠。但这一次，示威者与其他几个占领区的人们一样，展现出了和平文明的一面，连一扇橱窗都没有打破。

路面保持着大体的整洁，有人将黑色的垃圾袋贴在墙上，还不忘做好垃圾分类，将可回收与不可回收的垃圾区分开来。一个男人拖着垃圾袋在人群走反复巡游，用慵懒的声音喊着：“回收垃圾，回收假普选，回收689（指梁振英，港人讽刺他在选举委员会仅获689票而当选特首）……”

夏秋之交的香港依然湿热，白天温度超过30度，晚上温度略降，但如果在拥挤的人潮中站上一阵，依然很快汗流浃背。街道有些位置正对商场入口，冷风可以吹出来，但那里坐下的人并不会明显增加。更多的参与者，像是刻意选择苦行，他们宁可不要这份凉爽。

在这里，乌托邦似乎有了雏形。人们共享水、药物、物资与街道。一个在广州中医药大学读书的人甚至设立了一个“中医救治站”，他强调，“义诊服务只限集会人士”。当义工发现充电器不足，贴出告示后的一个小时内就收到了一大包总计120个的充电器，里面还有一张8000元的收据，但始终没人知道捐赠者谁。在这种群体性的道德感召下，就连曾经闯过解放军军营的港独人士，为了保持运动的纯洁性，也放弃了以往必定举起的港英旗。“我是来支援的，已经在这里睡了三晚了。”“香港人优先”发言人招显聪对亚洲周刊说。

一个名为“基督徒学生运动”的组织向人们逐条讲解非暴力抗争的原则，但旺角的街头氛围似乎并不适合做这件事，没有人驻足超过2分钟。几位青年用三张写有“吹水区”A4纸张铺在地上，就自动形成了一个露天的讨论区，他们坐在地上，把报纸卷起，像话筒一样传递，轮流发言。有人准备发言，却没有接过那个“话筒”。旁人提醒，拿到“话筒”才说话，是这里的规则。

旺角有过许多街头规则，对于占领者来说，最新的一条是，不能“抽水”（指擅自抽取利益）。一个叫“社会主义行动”的组织因宣传物上标有价格（25元一本），而被人们团团围住痛骂，需要警察赶来维持秩序。以至于一个外国人委屈地向人们喊：“你们既然争取民主，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宣扬自己的观点？”

突袭

一些人眼中非暴力不合作的绝佳例证，在这座城市中的另一些人看来，不仅毫无意义，还具有着现实的破坏性。弥顿道街心隔离带的小树苗，成了事发现场的最显而易见的受害者，由于太多人攀住它们跨越马路，或者站在其上，不少树苗“死于非命”。

占中运动给香港这座城市造成的部分后果是，所有港岛湾仔区和中西区的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一周；270条巴士路线受到影响，占整体巴士服务网络47%，其中27条暂停，95条改道；逾200条小巴路线受阻，逾80条暂停服务；多条主要干线被堵塞，皇后大道东曾出现近五公里长车龙。

不仅公共服务，经济也受到了影响。香港食品及饮品行业总会称，业界在三个占领区中环、旺角和铜锣湾区的生意额每日损失逾5000万元。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称，大部分司机的营业额大减三至五成，有些的士甚至出现了亏本经营。香港旅行社东主协表示，每日减少约200个内地来港旅行团。周大福集团散布全港的87家门店中，有1/3暂停营业。铜锣湾的新联发药房10月1日上午只做了不足港币100元的生意，而去年国庆期间，他们每天的生意额就有好几万。而噪音滋扰、交通不便、警力耗费等问题，远非公开的统计数字可以显示。

民间的反弹力量在10月3日首次出现在了旺角。相比金钟，旺角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近，受到的影响也更为显著与直接，同时，白天留守旺角的示威者稀少，这或许是此时此地成为突破口的原因。上午9点，约10名旺角商户到场抗议，拆去帐篷与路障，抱怨“占中”令他们连日无法做生意，无力支付高昂的铺租。随后，大批旺角商户及居民陆续加入，与示威者发生多番推撞。

某种程度上，即时电视新闻报道，促使了更多的反占中者前往旺角的战圈。原本被占领的街道，被逐渐夺回。及至下午3点后，街头已有上千名“蓝衫军”，他们多身着蓝衣，戴蓝丝带（这表示对警方执法的支持）。原本被占领的街道，被逐渐夺回。

至此，原本在热烈的运动中被媒体冷落的问题逐渐浮现，占中到底代表了多少民意？警方投放催泪弹，引发很多原本中立的港人对占中运动的同情，但随着占领的蔓延与持续，对生活的影响愈发凸显，在利弊权衡之后，民意是否又会倒向反占中的一方？

下午四点之后，爱港之声、爱港力、爱港行动、保卫香港运动等“爱字头”团体也陆续到场了。得此别称，是因为这些团体的名字多数有“爱”，而他们也始终站在建制一方。“差佬唔清場，我哋自己清！”爱港之声的主席高达斌，站在梯子上喊出“最后通牒”。高达斌不认为，人们是被“爱字头”动员而来的，“我们的成员只有几十人。”后来他对亚洲周刊承认。

标志性的一幕出现在了六点，4辆沦陷多日的巴士，通过警方开辟的一条通道离开了。而此时，除了弥顿道与亚皆老街十字路口那个大型帐篷，其他均已被清拆。不到50个最后的占中者被重重包围，他们手臂挽住手臂，面朝外站着。

由于绝大部分的警力集中于金钟和中环，现场的300名警察在混乱中艰难履职。他们在中心帐篷与“蓝衫军”间拉起警戒线，并护送占中者自愿离开。场面一度看起来有失控之势，“蓝衫军”四方八面起哄，与那些赶来支援的穿黑衣的占中支持者四处推撞。有两名占中支持者被打得头破血流——这个数字后来被高达斌用来证明反占中者并不像媒体说的那么暴力，“在晚上10点前，聚集这么多人的地方，这么鼓噪，只发生了两件比较激进的事情”。

两个群体一旦对比，“蓝衫军”显得远为冲动与粗鲁。当警方像掩护关键证人一样——四五个人保护一个，带占中者离开时，他们齐声喊“老鼠”、“香港之耻”，也有人投掷水瓶。“香港每天损失多少钱你们知道吗？”有人奋力喊道。

“如果不是你们拦着，我们早冲过去，打死他们了。”一个举三面五星红旗的男人对警察说。他看起来并不凶神恶煞，像个普通的蓝领工人。他说拿三国红旗是代表党、政、军，还说起毫无根据的八卦，“习近平被刺杀过三次。”语言之间，他对国家主席充满崇敬。

站在反占中人群里，听他们彼此倒着苦水——他们似乎并不认识，多是中老年人，但也有年轻情侣。有人说学生有本事就去占解放军营，“不要在这里骚扰我们的生活”。也有人不无讽刺地说，他们要展现悲情，就应该一个个地跳楼，才算是英雄好汉。在这种氛围中，一个保持一言不发的中年人就太难引起注意了。他说他是工程师，下班后打车赶来。他说话时会露出友好的笑容，是当天少有的能够保持心平气和的反占中者。

一个矮胖的女人在尖沙咀上班，她说她需要到处走访，原本一程可到达的地方，需要转车两次。“现在旺角店铺多贵啊，一个月十几万。他们搞到没生意！”一个发型像个小伙子自称是看店铺的女孩粗声粗气地说，她手臂有纹身，看起来脾气不太好，当有几个表示支持示威者的女学生出现在外围时，她号召其他人一拥而上喝骂，那几个女孩很快吓跑了。

每个反占中者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有一个人的理由格外宏大，“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一个胖乎乎的有点像书呆子的台湾人说——为证明身份他展示了他的台湾护照（但拒绝透姓名），他说他是在深圳工作的律师，支持中国共产党，特意由深圳赶来旺角。“这帮占中的人，他们的领导都是外国人，背后操作，给他们钱。谁想让香港变成乌克兰那样。”他振振有词地说着，“我知道西方帝国主义是非常可怕的，他们想要通过这些年纪小不懂事的学生去操纵香港政治，搞乱中国，让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路受到阻碍。”他看起来不存在精神问题。

尴尬的是，他完全站错了位置。入夜后，许多的占中者赶到旺角支援，两个阵营不再泾渭分明。这个讲着国语的台湾人站到了占中的人群里。他喃喃不休地发表见解，但没有人找他麻烦。

他加拿大读大学的香港同学也来了，那人从事外贸工作，反占中的理由是担心经济。“这样不行，乱了，都乱了。”他反复地说。在他看来，“都是学生在捣乱。香港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也不喜欢内地。”但他可能忽略的是，这样简单归类，可能和那些排外的狭隘本土主义者在逻辑上如出一辙。

5个南亚裔的中学生也加入了反占中人群。他们喊口号和接受采访时用粤语，和自己人说话时则用母语。他们认为弥顿道的占领影响了上学的交通，但也承认，学校里大部分同学是支持占中的，“我们是少数派。”其中一个尖下巴的男孩尤有不安的因子，他和占中者扭打起来，被警方严厉警告后，他还不断地向对方比出中指。

“你搞一两天，我都支持你，但搞了这么久，现在不出来（反对），让他们这样占领，今天占领弥顿道，明天占领大埔，整个香港不都被他们玩完了。他们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啊。”一个在报纸写马经的高个白发老人说。他刚从一场推撞中被拉扯出来。问及谁先动手，他承认是他。“我就是好恨，替我老婆不服。”说到这里，他胸脯仍然因激动而起伏，脸上却露出难过的神色。他妻子在旺角的酒楼担任侍应，“她好辛苦，每天9点要提前出门，12点下班没车坐，要打车回沙田，一天挣几百块，要坐的士？”他下午4点看到电视直播就马上赶来。他写了纸条放在桌上留给儿子，让他放学后自己吃饭。

问及反占中者对普选看法，他们纷纷回答，只要有钱赚就行。一个妇女语出惊人，“如果这就是民主，我宁可要独裁。”有人表示曾在反占中街站签名，但没参加游行。

在8月17日进行规模浩大的反占中游行中，传媒发现了许多收钱参与的例子。同样的质疑也指向了此次反占中人士。一个红面膛的中年人主动谈起这个话题：“我们没组织，没有人给钱，我们自发的。”他反而指向那些占领者，“他们是收钱的，500元到800元一天。”但问及信息来源，他含糊其辞。那位写马经的高个白发老人表达了异议，“收钱就好难讲。”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打起圆场，“上面那些人一定收钱了，黄之锋就收钱了。”事实上，这同样是缺少根据的说法。

那个红面膛的中年人说，“那些传媒是不会访问我们的。”确实，香港的主流传媒普遍对占中持有同情立场，这难免会让一些事实无法完全展现。比如，虽然大多数占中者表现克制，遭遇冲撞时高举双手，但也有人主动挑衅，口出不逊，甚至动起拳脚。

媒体断章取义现象也存在。一个主流报纸（并非苹果日报）的记者采访高达斌，他表示旺角也有黑社会，生计受到影响也会出来，但新闻砍去前后语变成了，“高达斌不保证过几日会有流血事件”。

10月3日晚的故事，以一种剧情逆转的方式收场。中心帐篷始终有占中者坚守，警方保持着中立态度，没有强迫他们离开，同时阻止反占中人士的冲击。而越来越多的穿黑衣的占中支持者从街巷与地铁出口涌来，在“蓝衫军”的包围圈外，形成一个更大的包围圈。

“爱字头”团体在晚10点后就撤退了。“我们不会去冲击他们了，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后来，高达斌告诉亚洲周刊，“别让他们说我们是暴徒一样，去攻击他们，我看他们守得多久”。旺角是三教九流的搵食(讨生活)之地，很多人认为，那些地下秩序的掌控者，终归会用法外手段驱赶入侵者——不论它是另一支黑帮，还是搅了他们的“生意”的民主人士。

午夜之前，那些零散的反占中人士成了少数派，被数千“黑衫军”反包围在内。当警察带他们离开时，他们此前对占中者的嘲笑与侮辱，被反施己身。人数占了上风的“黑衫军”很少污言秽语地咒骂，但他们举起手机拍摄反占中者的脸，像是在开批斗大会。

那一夜至黎明，旺角在混乱的“巷战”中度过。很多时候，人们挤在一起，很难分清是谁属于哪派阵营。警方共拘捕20人，其中最少有8名人士有黑社会背景。既有“占中者”，也有“反占中者”。基于此，两个阵营互相指责对方借助了黑社会的力量。

在混乱结束之后，旺角重归占领区。大规模的群体对抗未再发生，旺角总来变得和平——如果不计是10月4日深夜一小批人冲击警署被胡椒喷雾驱散。尽管一些义工决定撤离去金钟，但在中心帐篷的四周，新的帐篷和物资站又纷纷设立起来，公民演讲也开始了。此前的风波，让一些人更坚定地要占领下去，有人甚至搬来床摆在街上。零星的反占中者仍会在这里出现，但总免不了遭遇以一敌百的局面。

谁也不知道这场占领会持续多久，“爱字头”何时重新动员，以及不同派系的黑帮彼此间的张力会如何影响这里的局势。在金钟，学联与占中三子尚有一定影响力，而旺角完全是去中心化的，无法通过逮捕领袖来驱散群众。但隐忧是，这里的占领完全没有退场机制。

在10月3日冲突最激烈的那一夜，站在街旁的一名教堂神职人员，可能是在躁动的人群中，唯一安静站着的人。“人民打人民，好可悲，为什么要自己打自己？”她表情悲戚，语气轻柔地近乎哀求，“我在祈祷，祈祷上帝能给香港平安。”

(卓茗参与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