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人与行动者的区分对后者不重要，但对前者却非常关键。如果知识人不选择转换身份、参与抗争实践，那么他们就必须认识到，相对于行动者，自己仅仅是局外人：只有行动者才能决定抗争实践的具体策略。尽管局外人可以提出建议，但他们不应干涉局内人的行动，更不能认为自己有资格规制、导引局内人。”
文/韩乾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革命与改良之争是近几年自由派知识人的热点话题，可以推测，只要革命或成规模的组织化抗争尚不存在，这一争论便要一直进行下去。八九之后，体制重新控制知识分子，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者就共同拥抱了国家主义的改良主义，双方的区别仅在于对改良实践的不同理解。近二十余年来，改良逻辑都一直是学院派话语的核心，在连篇累牍的精致理论背后，遮掩不住的是知识人群体依附性的生存状态以及议谏式的言说心态——这两点在逻辑上就预先决定了革命观念不可能进入学院的视野。这意味着，革命与改良之争首先并非一个学理性的话题。
具体而言，改良逻辑的问题，首先不在于它力图抓住一些并不存在的机会、利用一些并不存在的空间，而在于持有该逻辑的知识人错误地理解了自身在政治转型中的角色。一言以蔽之，改良派知识人一直认为自己能够规划政治反对的整全方案，乃至率领自由派力量与体制进行温和（甚至合法）的博弈，并最终“倒逼”对方进行自由化转型。抛开其整全方案不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些知识人始终试图以自己的理念规制、导引实践：他们认为，由于实践需要知识的证成，因此知识先于实践，知识人先于行动者。但是在此处，他们陷入了一种立场混乱：既然政治转型是一个实践问题，那么作为天然的非行动者的知识人在实践技艺的层面上就应该遵从行动者的主张，而不应试图指挥他们；如果不满足于此，知识人就必须转换身份成为行动者，参与到实践之中，而这自然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就政治反对这一总目标而言，反对者是否要自我阉割以求得生存空间，这显然是一个实践问题，而并非是理论问题。用己方的温和与退让换取对方的温和与退让，祈盼双方就此进入和谐的良性互动，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正是上文所述知识人的那种生存状态与言说心态的产物。而仅从实践考虑，改良逻辑给行动者所设置的上限毫无道理：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行动者应该怎么做，而在于行动者不应受到非行动者之观念的预先约束。在此处，革命与改良之争并非反映为两种实践主张（温和、合法的抗争与激烈、非法的抗争）的争论，而首先应被理解为关于政治反对之上限的争论。显然，既然改良派知识人认为存在某种上限，那么他们就有义务证成这一点，但这恰恰是非行动者无法做到的；而相比之下，反对那种上限者并不需要证成自己的主张。
这种证成的不对称性驳斥了改良派知识人对自身主张的一种辩护：他们往往强调，自己并不反对革命，但改良与革命总体而言可以并行不悖。这种观点混淆了整全性的改良/革命的概念与实践层面的温和/激烈的概念。在实践层面，对于不同的情境，当然可以适用不同的（温和的或激烈的）乃至并行不悖的抗争手段，这里并不存在争议。但它同时也是只有行动者才能考虑并回答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温和与激烈仅仅是实践方针，而不是整全性的政治反对方案。认为行动者总体而言必须自我阉割，或必须避免与体制发生激烈冲突，或必须采取“倒逼”的方式进行反对的观点，都犯下了严重错误。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能够统领政治反对之全局的整全方案：就像不存在改良方案一样，也不存在一种革命方案。但是，上述不对称性表明，既然改良方案站不住脚，革命就必须成为一个选项。在理论力所不逮之处，真诚的知识人所捍卫的应该是两个否定性的观点：不存在能够预先排除革命的因素，同时，也不存在能够将政治反对限定在改良范围之内的因素。
知识人与行动者的区分对后者不重要，但对前者却非常关键。如果知识人不选择转换身份、参与抗争实践，那么他们就必须认识到，相对于行动者，自己仅仅是局外人：只有行动者才能决定抗争实践的具体策略。尽管局外人可以提出建议，但他们不应干涉局内人的行动，更不能认为自己有资格规制、导引局内人。但另一方面，这种身份区分被限定于政治反对者内部，因而并不是纯然实证性的：它以政治反对的基本立场为前提，因此，无论局外人距离抗争实践的距离有多远，他们都不应该是中立的；相反，既然行动者已经将其意志付诸实践，知识人就应该予以道义上与话语上的支持。实际上，在我看来，这种支持与正是知识人的义务所在。
政治反对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性的事业：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区分仅仅在这种实践目的之下才有意义。这种实践目的要求政治反对者对抗争实践持一种内在视角，亦即，将政治反对视为“我们自己”——反对者及其共同体——的事业，而不是任何第三方的事业。该视角预设了反对者应当成为激进的乐观主义者。在此处要澄清的是，激进与乐观的态度并非基于实践中的工具理性权衡——在实践策略的层面上，激进与保守、乐观或悲观，均应立足于具体的实践境况；而在非实践的层面上，激进与乐观却是政治反对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换言之，这种纸上谈兵的激进与乐观不是实践主张，并且也（首先）不是一种理论性的主张，而是一种无条件的希望，一个不顾一切的标识，一个在地图上一挥而就的指示箭头。地理大发现初期，欧洲航海家们对如何到达东方世界一无所知，但只凭探索的热情就足以使他们行动起来。激进与乐观的态度与此相似：这些态度不能指导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仅仅是心理学的。
某种意义上说，知识人的处境的确是近乎悖论性的：粗略的看，作为政治反对者的知识人与作为局外人的知识人是两种相互否定的身份：前者要求参与，后者反对参与。这种相互否定使得知识人群体难以以合理的态度面对政治反对的事业：他们要么试图以改良理念规制行动，要么干脆对政治反对保持沉默乃至漠不关心——换言之，要么僭妄，要么中立。我们看到，自我定位的问题对知识人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如上文分析所示，这种挑战并非是学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正由于身份定位并非是一个理论问题，知识人群体才难以正确回应它。或者让我们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知识人对心理主义的反感恰恰是一个心理现象，而在某种程度上，这进一步导致了一些心理问题）。既然八九之后（乃至文革之后）的知识人境况不是学理所能解释的，那么今日的知识人的身份混乱就必定有其历史根源，并且，该根源将随着未来的体制变化催生更多非学理性的负面后果。
作为局外人的知识人依然有“参与”实践的方式，这便是想象：想象自己在书斋之外、在广场之上、在行动者的行列中拥有一个位置，进而以这种想象为基础而进行言说，比任何深邃的理论表达都更有价值。想象中的参与固然不是真正的参与，但依然好过不参与：尽管可能过分严苛，但说到底，对于政治反对的立场与事业而言，不参与实践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种优点。换言之，知识人这一身份伴随着天然的缺陷，与行动者相比，他们可能需要付出更大的心智努力才能站在相对正确的位置上：虽然他们的思考比行动者的更加复杂，但在政治反对这一实践境况中，这种复杂并不必然优于后者的单纯。也正是由于这种缺陷的存在，对知识人来说，首要的是避免错误，而不是在理智上取得多少成就。
革命与改良之争归根到底是知识人错误自我定位的后果，它揭示了这一群体尴尬的真相：他们不仅善于解决争议，而且也善于在无争议之处制造争议。在极度困难、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愈发困难的环境中，知识人是最脆弱的：他们一方面在生存上严重依赖于体制，另一方面却被要求有最高的独立性。这两点的冲突撕裂了他们。更进一步，这种独立性与中立的立场经常被人们混为一谈。实际上，在当下的政治态势中，独立性必定反对中立：如果独立性果真是知识人的美德，那么它就恰恰意味着不中立，亦即选择站在行动者一方。“中立”并非是非政治的，而是极为政治的：它恰恰是现代政治（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极权主义）不得不承诺与标榜的东西；既然体制承诺了中立，那么保持中立就是服从体制。在这种情况下，不将敌人视为敌人，或者不将朋友视为朋友，均等同于自杀。这正是他们亟需体认到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