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余英时：我的中国情怀

　　 1978年10月我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离开出国的时间己整整二十九年了。从东京飞北京那几个小时，心情真是有说不出的激动。那正是我的”中国的情怀”全幅流露的时刻。但是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萦回在我的脑际却是丁令威化鹤归来的神话，那时我才真正体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的意思了。我们是代表美国官方的学术访问团体，接待我们的当然也是中国官方的学术界。接待的热情和诚恳是令人感动的，可以说做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但是既属官方交往，”官腔官话’彼此都是无法避免的。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却真感到有些”难以为怀”了。后来承接待人员的好意，让我有充分的机会和家人亲友相聚，听到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当然也更加深了化鹤归来的感受。

　　 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在中国先后旅行了整整一个月。我们的任务是访问汉代遗迹，所以足迹所至大致以”秦时明月汉时关”为主，在洛阳、西安、兰州、敦煌、昆明、成都等地各停留了两三天。在旅途中，我特别察觉到我自己的心清与同行的美国朋友们迥然不同。他们所全神贯注的是怎样通过这次访问来改进他们的专题研究，或证实或修正他们已有的”工作假设”。中国对于他们只是一个客观研究的对象。我虽然也有此客观的一面，但是我的心情主要是一个千载后的子孙来凭吊祖先所踏过的足迹。从西安到敦煌这一段火车行程尤其使我神游于千载之上，时时体念到汉唐时代的祖先怎样开拓了这样一个规模弘大的国家，创造了这样一个延绵不绝的文化。我的心情不但与美国同行者完全不同，甚至和伴随我们的中国朋友也截然异趣。这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意识己相当彻底的政治化了。他们透视中国史所运用的一些概念范畴，如”奴隶”、”封建”、”阶级斗争’等，对我而言是非常陌生的。例如在西安霍去病墓前，我们看到著名的”马踏匈奴”的西汉石雕。但是这个石雕的正式名称却变成了”马踏匈奴奴隶主”。我们再三地端详，始终无法看出马足下那个模糊不清的匈奴具有何种社会身份。这个标签也许和”民族政策”有关，但是这毕竟是歪曲历史声迁就政治现实。我想如果古人一旦复活过来，他们无论如何也认不出现代史学家所描写的便是他们当年所实际生活过的中国了。

　　 二十年前我曾研究过汉代的中外经济交通，河西走廊正是我的研究重点之一。但当年只是纸上谈兵，对这条”丝路”并没有亲切的认识。这次从西安经兰州去敦煌才使我了解祖先创业的艰难。这是程伊川所谓的”真知”。在兰州至敦煌的途中，我有《河西走廊口占》一诗。诗曰:

　　 昨发长安驿，车行逼远荒。

　　 两山初染白，一水激流黄。

　　 开塞思炎漠，营边想盛唐。

　　 时平人访古，明日到敦煌。

　　 诗不足道，但可从其中看出一点我的”中国情怀”。

　　 从敦煌回来，要在清晨3时左右乘汽车赶到柳原。残月在天，在横跨戈壁的途上先后遇到多起骆驼车向敦煌的方向行进，也许是赶早市的村民吧。我当时不禁想到:这岂不是两千年前此地中国人的生活写照吗?除了我们乘的汽车，两千年来的敦煌究竟还有些什么别的变化呢?至少以这个地区而言，汉代的敦煌是比今天要繁荣热闹得多了。我的”中国情怀”禁不住又发作了，这也有诗为证:

　　 一弯残月渡流沙，访古归来兴倍赊。

　　 留得乡音皤却鬓，不知何处是吾家。

　　 限于访问团的性质，我们的行程基本上不包括我少年时代所熟悉的江南。其中虽预计在南京停留一天，访问紫金山的天文台，但又因班机延误而临时取消了。以我们的学术任务而言，此行可谓了无遗憾，即以开扩眼界而言，此行也收获至丰。但是失去重到江南的唯一机会，对我个人而言，则实不胜其惆怅。所以在离开北京的前夕，我曾写下这样几句诗:

　　 凤泊鸾飘廿九霜，如何未老便还乡。

　　 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

　　 这显然又是我的”中国的情怀’在那里作祟。

　　 尽管二十九年后化鹤归来，发现’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忘情于故国，而往往要以世外闲人，与人话国事，说些于己无益而又极讨人嫌的废话。我曾屡次自戒，而终不能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二记载了他的朋友所说的一段佛经上的故事。这个故事说: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周亮工的朋友接着发感慨说:

　　 余亦鹦鹉翼间水耳，安知不感动天神，为余灭火耶！

　　 这个美丽的故事虽出于印度，但显然已中国化了。”知其不可而为之”，”明其道不计其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些话和上面那个神话在精神上不是完全一致的吗?不过不及神话那样生动感人罢了。大概”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几个字可以说明我在这一方而的”中国情怀”吧!

　　 一九八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