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 | 要闻解说: 茅于轼谈中共18大四中全会

首先对四中全会强调法治理念，茅于轼认为这自然是好事，他说：

茅于轼：依法治国是要政府守法？还是要老百姓守法？当然都需要守法，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不是因为百姓不守法，而是政府不守法，现在老百姓和政府的对立情绪比较大，所以有那么多的人上访。上访的大部分原因都是政府的人不守法，政府的人不讲道理，所以他们在当地投诉无门就跑到北京来上访。

所以要解决上访的问题，解决政府与百姓对立的问题，关键还不是老百姓守不守法，而是政府守不守法。

我的书被禁就是政府不守法。宪法里规定老百姓有出版的自由，一个政府机构怎么能够公然违反宪法，这就是政府不守法了。所以我希望四中全会能够纠正政府不守法的问题。而且是不是这个内容，现在还不知道。

毛泽东的时代是不讲法的，但是邓小平时代以后，还是不停地在讲法。在毛泽东时代以后就做了一次很大的修改，这就表现出中国还是有法律的观念，但是我们国家很长时间以来法治的观念就很弱，所以要一下子转变过来还很困难。老百姓也不懂得如何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往往是用一种野蛮的手段，包括烧政府大楼，烧政府车辆，打人等各种暴力而不是法律手段。政府也是这样，所以虽然有法的观念，但是在习惯和传统上观念很淡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长时期来解决，不是开一个会就能解决的，要通过很多实际的例子。国际上对中国的内政也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是用法管老百姓，而没有管政府的法，而西方的法主要是管政府的。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各方面进步都比较大，这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比较大，没有西方，中国自己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想出这些办法来。改革之后有很大的进步，但尽管如此，相对西方国家还是比较落后。特别是在依法治国，宪政和司法公正这个领域。

法广：中国第三季度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3%，这是五年来的最低点。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他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充满信心。作为经济学者，您如何看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

茅于轼：我觉得中国现在转入了一个中增长的阶段，也不会掉得太厉害，但是要恢复上去困难比较大，并不是没有可能。中国重新走上经济增长率达9%的轨道在我看来可能性非常大，但要解决几个根本性的问题，主要是土地和资本的两个要素的利用问题。

在我们国家，这两个要素的利用率非常低，也就是说“地不能尽其用，钱不能尽其用”。如果能够做到地尽其用，钱尽其用，达到9%的增长率是可能的。地和钱不能尽其用的原因是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土地市场是审批的，所以地价高得不得了，这就妨碍了各行各业的发展。

钱就是资本，资本也不是公平竞争的，而是由国家垄断，所以钱的使用效率非常低，表现为利息有高有低，高利息达30-40%，低利息为7-8%，高低利息同时存在，说明钱的使用缺乏效率。我们说了几十年利息市场化，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到现在，虽然有一点小进展，但是进展不大。

经济发展有三个大要素：劳动，土地自然资源和资本。如果这三个要素掌握好了，增长率就上去了。我们现在只有劳动用的还算好，资源和资本的利用都非常差，所以我说我们要恢复9-10%的增长率，是有空间的，但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从根本上讲，是要解放思想，扔掉老框框。中国每一次解放思想都可以让经济上一个台阶。如果不解放思想，而只在老观念里绕圈子，是绕不出来的。

法广：最近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点名，要求各出版社今后不得出版你和其他几位作家的书籍，这个事件有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茅于轼：没有进一步发展。中国很奇怪，一个部门公然违反宪法，下命令給各个出版社，而且我们的出版社也乖乖的听他们的话！我在微博上已经发出了抗争，当然没什么用，这是一个斗争，双方面都在显示力量。我们作家也在强烈要求出版自由，但是政府也有一点进步，但是比较慢。

法广：禁止出版你的书，有没有具体说明您违反了他们的那一条规定？

茅于轼：这就是很奇怪的事。我最近被拒绝出版的一本书，是请一个个人来评审的，他说这本书不能出。个人怎么可以说一本书是不是能出？这是谁给他的权利？但他说了这句话出版社就不敢出了，但碰巧有另一个人说这本书可以出。所以，中国还有什么法律？！一个人说不能出，就不能出。这个社会也没有法律的意识，谁给他授权说不能出书？他居然敢说这句话！

法广：您本人会不会采取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出版自由？

茅于轼：我没有时间和他们扯这个问题，我的时间太宝贵了！

感谢茅于轼先生接受法广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