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资中筠：回归常识——访资中筠先生

　　 从“拥抱体制”到“回归常识”

　　 问：您在文章中反复提到“出世”与“入世”，现在来看自己的话，您觉得您现在是更“出世”一些?还是更“入世”一些?

　　 资中筠：我现在已经觉得，比我愿意的太入世了。其实，我原来的倾向性是容易逃避现实的，所以我在解放以前没有参加地下党组织活动，就是躲在图书馆里面，我觉得外头太黑暗了。我对国民党那时候的政治腐败都是很反感，但不去理他。

　　 我原来希望在退休以后，比较平静地多看一些我喜欢看的书，但是现在就像我讲的好像有点欲罢不能了，有些事情触动了以后使得我非常愤慨，就要想说。这样一来，也有一个循环，就是被人家推动，像你们又要来找我说，我就又得说，又有其它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去讲话什么的，就被推入了这个圈子。例如我写了一本研究美国公益基金会的书，我本来是作为研究美国社会的，结果就被卷进了中国的慈善事业圈子里面去了，就是这样有些被动的，就我自己的兴趣来讲的话，我总是很想能够平静一下，当然处于目前的社会状况，我觉得风花雪月已经太奢侈了，但是确实是有很多我很喜欢看的书，没有时间看。

　　 问：我们从您在毛时代的一些经历谈起。您在书中提到，有一段时间因为运动，您烧掉了钢琴音乐会的纪念册。

　　 资中筠：那是老早了，那时候是自觉的，没有人强迫的。“文革”的时候烧书之类的都是出于害怕，是强迫的。外面在砸“四旧”，红卫兵要进来(查)，我们现在这些(指客厅里的钢琴等–编者注)都是“四旧”，没有可以不被砸的，那时候放在我父母家里的一架钢琴也被搬走了。所以大家就赶快自觉的把可能惹祸的东西赶快烧掉，那是到文革的时候。

　　 我烧钢琴音乐会的资料是在1953年，是没有人强迫的。那时，我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接受了我这种人需要脱胎换骨的教育，下决心抛弃过去所有的一切。因为我自己的出身不是无产阶级，一定要加入到无产阶级中来，把过去这些东西都丢掉，甚至我觉得很惭愧。为什么呢?

　　 我的音乐会是在1947年举办的，那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实际上那时候天津的外围，离天津比较近的地方已经是解放军占领了，所以常常晚上戒严。。但是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局势，因为我完全不问政治。我的音乐会本来应该是晚上开的，怕晚上可能戒严，所以要改成白天，那时候我还稍微有点遗憾。

　　 后来我觉得我那时候真是没有觉悟。人家正在为新中国浴血奋战的时候，我在干这个，所以觉得特别惭愧，就把那些都给烧了–就是一本纪念册，上面有照片、节目单、请柬等等，决心与过去决裂。

　　 问：这跟您小时候受到的传统文化熏陶有没有关系呢?

　　 资中筠：我想也许有关系。因为你比如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个时候我们是经常要学习的，按照那个来改造。但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里面有不少正好很符合传统教育的。比如说要是处逆境就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就吃点苦，将来会怎么样;如果受了冤屈，就想委曲求全，顾全大局，我个人的冤枉算不了什么，就是不提倡个人主义。我们大概小时候的传统教育里面，确实也是不提倡个人主义，这个基本上跟西方的教育不一样。

　　 问：您在书中说这也是出于“慎独”。

　　 资中筠：“慎独”这个道德观念 是我从小就有的，就是从我的母亲、师长辈接受的教育。所谓“慎独”就是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也不能做坏事。所以我这个人特别诚实。诚实的结果也容易“犯傻”，比如说那个时候都要坦白思想，有好多人就有点保留就不说了，我就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古训“事无不可对人言”，我是向组织坦白一切，越坦白越槽糕。比如说“三反”、“五反”的时候给我父母的通信，家信全部都交出来。所以“胡风案”，舒芜把胡风给他的信交出来了，造成胡风这么大的倒霉，到现在舒芜仍是一个千古罪人。当然，他这个交信的过程和他原来的思想历程，不一定像我那么单纯，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等等，我不了解，我不评价他这个事情。

　　 就我个人来讲，那个时候只要运动一来，你必须把你跟被审查人的关系，跟他的来往全部都交出来。就像现在有人被“双规”了，被审查了，你必须站出来，不然你就等于是包庇罪，同时自己也应该借机会交代自己的错误，你也是有罪的，每个人都有一种原罪感。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的心态 ，现在的人是不能理解的。在有了觉悟以后再回头看的话，有一些事情是非常不对的。不过那个时候做这些事情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有的人确实就是很坏，完全是卖友求荣，或者是为了自己向上爬。但是有的人是真信。你们大概是看过《牛虻》，他真的就是自己去向神父坦白，他完全相信神父，结果客观上是出卖了革命，出卖了他的朋友。我后来常常想到牛虻，我还算好，没有朋友被我“交代”，使人家特别受罪，幸亏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在那种思想状态之下，不见得不可能发生。这是我的想法。回过头来看整个思想过程，在当时是这么一种情况。

　　 我觉得现在的人很难了解那几代知识分子的心情，外国人也很难理解。我觉得外国人看问题就比较简单化，要么你就是左派，要么你就是右派;要么好像你就是跟体制站在一起的，要么你就是反体制的。实际上，事情要比这个曲折复杂的多。

　　 问：除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外，造成您这一代人蒙昧的原因还有哪些?

　　 资中筠：我好像在《知识分子与道统》那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都说了，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因为一方面觉得国家是最重要的。那时候觉得祖国前途光辉灿烂，个人前途也光辉灿烂。那时候还接受了以自苦为极，越苦越好的观念，我觉得没吃过苦是自己觉得很惭愧的事情。特别是你要参加土改，下乡啊什么的，就更自觉有愧。因为我过去从小就是在大城市长大，而且是在租界长大，没有接触过农村。等到去了以后，发现我原来的生活跟他们差距那么大，真的觉得再怎么吃苦我也觉得是心甘情愿的。

　　 问： 参加“土改”那个时期，您开始拥抱体制，到五七干校的时候，您开始反思了。您的这种思想的转变，跟当时的政治环境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吧?

　　 资中筠：这是一个政治形势变化以后出来的事。那时候整个国家都是政治，不像现在很多(事情)完全跟政治无关。那个时候没有一件事情是跟政治没关系的，包括你的日常生活，包括婚姻，包括跟父母和家庭的关系。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叫做“在一切领域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个时候所有的日记随时都可以被人家来查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都不写日记了。连家信都跟政治宣言差不多，前面都有一段语录，好像随时要被公开来看的。心里有一些想法是不敢互相说的。

　　 问：您的家庭是受到的影响大吗?

　　 资中筠：因为我母亲给我写的信基本上没有一句是对党不满的，所以我没出卖她，假如她有的话我也等于出卖她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交信也是要表白跟我家里来往没有反动言论。那个时候是1952年，刚刚解放不久，他们也很拥抱这个新时代，所以信中一直是鼓励我要好好工作，争取入党。所以我说我没有最终对他们带来任何不利，因为他们自己的那些信里没有写过任何足以获罪的话。

　　 我认为很对不起家里的是，后来我跟他们特别疏远，就是划清界限了，等到运动来的比较紧的时候，我就基本上不回家;运动松的时候，我再回去看他们。后来我就发现我们基本上已经不能够很亲密的互相交流了。

　　 问：运动也阻隔了您与家人的关系，能否讲一讲这其中的细节?

　　 资中筠：从1950年代“三反”“五反”运动中，我父亲是一个受冲击的对象，报上大幅标题写着“大奸商”。从那以后我就一再被教育要(跟他)划清界限，让我揭发他，但是我实在揭发不出什么东西来，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对他工作上的事我一无所知。而他的为人，从来都是清正不阿、特别讲原则、讲规矩。另外，他在家里面他从来不说反动的话，从来都是拥护共产党的，所以我什么也揭发不出来。最后只好说，大概他的表现都是“伪君子”，这当然交不了账。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不再跟他们来往，所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非常疏远了。

　　 但是后来我父亲又(被)落实政策了，结论为“完全守法户”，又恢复了他的工作，政协委员也恢复了。他是政协委员，是爱国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我有的时候不太想得通，就是高级的共产党领导对他很好，因为他是统战对象，但是我们单位的党组织又要求我跟他划清界线，我觉得对待他的态度是有矛盾的。人家就说，对于你，是自己思想和感情的问题，说你的思想到底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对于他，那是统战问题，是个策略问题，对他待遇好一点，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时候)我就处于这么一个状况。后来恢复了他的工作后，我不时去看望他们。到改革开放以后，已经没有顾虑，只要有时间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去探望，生活上要对他们有所照顾，都有。但很遗憾的是一直到他们去世没有再恢复那种亲密的交心的亲情。这是我始终遗憾并且内疚的。

　　 问：后来是什么原因让您开始怀疑这一切了呢?

　　 资中筠：不是因为生活苦才怀疑的，而是因为我到某个时刻觉得太荒唐了，那种逻辑太荒唐了。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叫腹诽，就是肚子里头可以想想他大概是不对的。比如说陈伯达出事的时候，今天还是庙堂之上的，明天就就是阶下囚了，陈伯达是在林彪事件之前被打下去的。然后姚文元写了一个报告说他最近读了哪几本书，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毛做了批示一直传达到干校要我们学习，姚说他看了《史记》，《天演论》，还有《五灯会元》(就是佛经的故事)，还有《孙中山选集》，反正那么几本书，然后说有些心得，那个心得说所有的资产阶级的要害是人道主义。毛主席就批示说你近来读书很有成绩，坚持下去必有好处，之类的话。我忽然觉得那几本书我都看过，也不至于说全国就有一个人替大家看书，就看了这么几本，还要最高领袖批示作为大家学习的榜样我忽然有一种滑稽感。当时有这种滑稽感，就觉得好像不太应该的，很不敬的感觉。从那时起，我觉得这事不太对头了，特别是林彪出事以后，我再也不相信他了。你今天是党章里面确定的接班人，明天就变成了“反革命”，把他批得一塌糊涂。接下来“批林批孔”，这更加荒唐了，林彪和571工程跟孔子的任何事情都没任何关系。后来又听说原来是为了影射周恩来，那时候把古代的周公作为反面人物。但是周公其实不姓周，人家姓姬。我当时觉得整个乱了套了，特别特别荒唐。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近乎黑色幽默的故事。那个时候说秦始皇是法家，反对秦始皇的都代表被打败的没落贵族思想，所以张良是反动的旧贵族代表，张良不是要刺杀秦始皇么。后来我一个同事出国工作了8个月，回来以后发现在官方宣传中张良怎么变成正面人物了，那时候又肯定张良了。因为张良是辅佐汉高祖的，而汉高祖、吕后，都被认为是“法家”，那位同事问我，怎么张良又变好人了?我说你出国那8个月里头，他可能改造好了。事情已经荒唐到这个程度了。

　　 那个时候就搞了工农兵注四书五经，出了一套供批判用的《论语》，然后又出了一套《韩非子》是被认为应该推崇的。当然大家都看不懂的就要注，工农兵注的本子是以某某工厂的名义出版的。其实那些被改造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地方，就是干这个事的，“废物利用”，去注这些书。反正总而言之这些事都已经荒唐到极点，所以那时候开始我觉得不能信他了，确实是这样，越来越荒唐了。

那时候的解释是人到了老年就会糊涂，就说他老糊涂了，斯大林晚年也有。再进一步在我心目中完全肯定毛是错了，还是因为批邓。因为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得到了大家的拥护，他说的话都是常识性的话，他出来以后要整顿。正好大家心理面认为已经不能这样下去了，他做的事情是要恢复生产，工人应该有肉吃。那个时候凡是提物质待遇是要被批判的，他就说工人这个热量是不够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