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刻我们进入了一个时代，在其中仅有的真正的确定性就是永远的不确定，仅有的安全就是不安全。
——安德烈·布朗齐《平衡的诗学》
先是有人撞开几个大洞，然后其他人试探着自由出入。再然后，成千上万的人从两边涌向对方。3.6米高、连绵不绝的混凝土墙被迅速淹没了。墙的东侧，那横亘百米、布满了地面触发报警器丶金属围栏丶铁丝网报装置丶猎犬区域丶铁轨阻挡器丶边防哨所丶探照灯和了望塔丶照明区丶控制区丶金属围栏丶车辆阻塞沟的死亡地带，也被人群淹没了。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
在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怀有共识的幸福时刻里，这可能算是最幸福的一刻。由禁锢到自由，由沉闷到变革，墙作为上一个时代的罪恶象征物，戏剧性地倒下，是非黑白从人潮的奔涌方向就可以辨明，清晰直接。连学者都顾不上斯文地高喊起来：历史迎来了“绝对真理”，二元辩论可以就此终结。
一片欢庆的气氛里，勃兰登堡门旁的柏林墙西侧，一块大木板上，无名者留下了笔迹优美的散文：“柏林墙被掘开了，但是，这并没有伴随着胜利的凯歌，只有沉重的记忆带来的苦涩思索”。
整个东边的世界，都在废墟之上，陷入苦涩的反思：为什么偏偏是主张整个人类拥有解放和幸福的政治理想构筑起了高墙，把人从地理上、生理上、心理上隔绝开，画地为牢？
曾经的边境检查站与部分柏林墙体被设立为博物馆。“柏林墙”建成之前，每年有几十万人逃离东柏林，而建成之后的28年里，每年只有不到一万人成功逃离。这个正式名称为“反法西斯防卫墙”的屏障，从未对任何一个西边的人进行过火力拦截——因为根本没有人试图闯入。但它却射杀了有名有姓、试图走出去的201名东德公民，至于在边境被打伤、捉捕的东德人则不计其数。
曾经的东德秘密警察办公室，如今也开放做博物馆，供全世界參觀。這里是比140公里长的实体墙更具体的“柏林墙”，它无限延伸到社会文化和个人生活之中。28万全职或者兼职的秘密警察，緊盯着1700万东德居民——這個比例意味著，平均每70个人之中就有一个肩负使命。1991年之后，德国“有控制地开放”了所有秘密警察档案。此后的20年里，有290万人次申请查阅了当年对自己监听、监视、告密乃至审讯的档案。在2008年的一次抽样调查中，45%的人承认，查阅这些档案造成了巨大的感情冲击。至于一度流行、获奖无数的电影《窃听风暴》里，那个秘密警察良心发现的动人故事，档案管理局信息部主管在接受访问时说：“很遗憾，这种情况我在真实世界里从没听说过。”
连曾经最日常的生活方式，也因为新世界的审视显得荒诞起来。2006年柏林新开放了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缩写，即东德）博物馆，那里收藏东德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已停产的食物、餐具、服装、课本、徽章、画报、电视节目……还有普通人的照片。其中，砌砖工人在1988年工作的场景被拍下来，旁边写着，他完成10年教育、2年专业训练以后，薪水是1110到1370马克，而当时一间三房公寓的月租是109马克。展览充满互动性，你可以走进普通东德人家的客厅，可以打开抽屉，看东德小学生的作业，可以把头钻进一个黑箱子，看当年那些充满政治宣传口号的电视新闻——作为中国人，这些物件扑面而来的气息，异常熟悉。而这种熟悉，也令人不安。
不少东德人不喜欢DDR博物馆，他们不会花6欧元的门票去看，因为“这曾经是我的生活。不需要博物馆来告诉我，它是什么样的。”
1989年12月，中国留学生刘小枫站在柏林墙边，也和许许多多德国人一样，拿起铁锤敲下几块碎片，小心收藏起来。“对我来说，我收藏的不仅是柏林墙本身，更是这个世界本身，这个时代本身，以至我自己。不管是这个世界还是我自己，都是碎片——涂有各色油料的碎片。”刘小枫在笔记中写。
不过，破碎的是东边的世界。柏林墙的西边没有BRD（联邦德国的简称）博物馆。因为历史完整地站在了这一边。他们愉快地拿碎片做起了生意。
150公里的柏林墙留下了45000块3.6米高2米宽的墙体。德国媒体估算，其中大概有一半被捣毁，另一半，除了一些保留下整块运送到世界各地作为艺术品拍卖、收藏，大部分则变成了上亿块小颗粒碎片，在市场上流通。“地球上每15个人就可以拥有一枚”。
柏林所有的纪念品商店都在卖这些碎片——人人都想留下一点不复存在世界的纪念品。而它们之中的90%，来自一个建筑工出身的商人帕夫洛夫斯基，卖了20多年柏林墙的他对媒体说：“对我而言，柏林墙就是商品，就是生意。”对峙的年代，西边的墙体曾经画满涂鸦，而东边的墙体则在死亡地带的隔离中一片灰色，“但是大家都想买有颜色的”，帕夫洛夫斯基说：“我就找人画上颜色……反正石头是真的，大家只是选择不同的记忆。”
花上4到6欧元，买一块涂鸦柏林墙做的钥匙链、饰品或者冰箱贴。没有人再抱着刘小枫那样“收藏自己”的心情收藏那些五颜六色的商品碎片了。历史逐渐远去，这一个世界一路向前狂奔，那一个世界，眼看就要消失在身后了。
但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终结。不过十几年后，“绝对真理”就迎来了彻底的挑战。
它不得不死亡两次：9·11之后，民主自由式的政治乌托邦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挑战了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乌托邦。有学者预言，也许很快还有第三次：中国和俄罗斯式进化中的威权政治与自由经济的结合体——新权贵资本主义，或许会彻底改写上世纪末的普世规则。
荷兰建筑师库哈斯在70年代对柏林墙的研究中说，柏林墙作为一个特殊的建筑物，把城市分为“好的一半”和“坏的一半”，它让“沦陷在坏的一半里的人们着迷于各种各样的徒劳的逃亡计划”，同时，也使“对好的一半热爱太甚的人自愿成为它的囚徒”。
墙作为一个有形敌人的存在，令人们几乎忘记了，墙的另一边并不是黄金世界。日益加剧的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阶级和阶层的不公正；连同腐败、金钱和特权一起，正在阻断西方国家民主的血脉。以研究战后欧洲史著称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病逝前不断诘问：二十多年过去，我们把追求物质上的自我利益变成了一种美德——这种追求，如今构成了我们所唯一幸存的集体目的意识。“我们知道各种东西的价钱是多少，但对它们的价值几何却一无所知。我们不再质疑一项司法判决或立法行为：它善吗？公平吗？正确吗？它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或更好的世界吗？”在朱特看来，这是“尽管它们不能轻易回答，但我们必须再次学习提出这些问题。”若非如此，曾经胜利的世界，必然沉疴遍地。人们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因于“墙”，一起欢庆墙的倒下，却忘记了，历史不会一劳永逸，不仅消失的东西会还魂再来，曾坚固的价值基础也会支离破碎。如同那些被一锤子一锤子敲下的柏林墙碎片，这恐怕才是世界的真实缩影。
更何况，那曾经以长城命名的柏林墙，正在其它地方重新崛起，越来越强。
这一次，人们要面对的问题更加沉重：拆掉高墙，也不一定迎来历史的胜利，没有黄金世界，我们没有乡愁可以依托，也不能耽溺于简单的幻想。
齐泽克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反共者容易提出简单的问题——如果资本主义确实比社会主义好，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仍然这么悲惨？——并得出一个同样简单直接的回答：因为我们仍然没有真正进入资本主义，仍然没有真正的民主。前共产主义者仍然以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形式变相地掌权。我们需要另一场清洗，革命必须重复。人们不难发现，这与旧的共产党政权将其失败归咎于‘残余力量’的持续影响是非常相似的。”
但不幸的事实却是：“当反共英雄继续沉湎于建立在公正、诚实和团结基础上的新社会时，前共产主义者已经毫不费力地适应了新的资本主义规则。更为吊诡的是，在新的后共产主义条件下，反共人士主张一个真正民主的乌托邦，而前共产党人支持一个追求市场效率、充满腐败和存在肮脏诡计的残酷的新世界。”
这正是我们熟悉的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