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王绍光：社会建设的方向：“公民社会”还是人民社会？

　　 摘要：本文对风行一时的公民社会理论提出批评，指出有关公民社会的种种说辞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名不正，言不顺”；二是“名实不符”。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名不正”问题，指出这个概念的本义不清，中文译名更带有严重的误导性。“民间会社”也许是更准确的翻译。第二部分讨论“名实不符”问题，指出公民社会那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神效未必存在，并逐一戳破了围绕公民社会的种种神话，如同质的神话、圣洁的神话、独立的神话、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神话、民主动力的神话。在批评公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文章的第三部分论证，公民社会不应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方向，真正值得中国人追求的是构筑一个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人民社会。

　　 【关键词】公民社会　人民社会　非政府组织　非营利组织　第三部门

　　 最近这些年，“公民社会”这个概念似乎很火，仿佛它是个天然的“好东西”。“公民社会”好在哪里呢？按那些懵懵懂懂拥戴者的理解，它好就好在强调了“公民”、“公民权”，以及公民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从而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巩固。“公民社会”的理论复兴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南欧、东欧传至西欧、北美，最后传遍全世界。据这套理论的倡导者说，公民社会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甚至充分条件。①约二十年前，这种理论传入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②继而传入中国学界，很快也变成显学。③自此以后，国内外总有一些人拿着放大镜在中国寻找公民社会的蛛丝马迹。④

　　 然而，只要稍加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有关公民社会的种种说辞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名不正，言不顺”；二是“名实不符”，就连“公民社会”这个说法本身就站不住脚。换言之，公民社会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编造出来的一个粗糙神话，它在概念上含混不清，它那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神效未必存在。公民社会不应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方向，真正值得中国人追求的是构筑一个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人民社会。

　　 一、正名：“公民社会”还是“民间会社”？

　　 要对“公民社会”做出判断，必须先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⑤

　　 “公民社会”属舶来品，是从西文“civil society”翻译过来的。事实上，“civil society”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本身就是个问题。译法与概念的内涵紧密相关，概念的内涵不同，译法当然也应不一样。

　　 “civil society”虽然时髦，却不是个新名词。几个世纪以前，自然法学家就开始使用它了。据布丹、霍布斯、斯宾诺莎等人说，人类社会曾经历过所谓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没有外在的政治权威，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无拘无束。但也正因为如此，无法形成任何秩序。用霍布斯的话说，其结果便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久而久之，人们产生了建立公共权威的愿望。经过居民协议，大家决定以合同形式授权部分人来维持秩序，由此产生了国家。霍布斯把由国家保证其和平秩序的社会称之为“civil society”。此类思想家在运用“civil society”这个概念时，是将它与自然状态对比；难怪卢梭、洛克等人通常把“civil society”与“civil state”混为一谈。在这个意义上，“civil society”似应译为“文明社会”，以区别于野蛮的自然状态。事实上，“civil”在拉丁文、英文、法文、意大利中的本意就是“非野蛮”或“文明”。⑥今天依然有人在文明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如把某些社会称之为“uncivil society”。⑦

　　 在对自然法学派持批判态度的黑格尔看来，“civil society”不再是与自然状态相对的概念，而是与自然社会（家庭）和政治社会（国家）相对的概念；当人类的伦理生活脱离了初始阶段，但还没有进入高级阶段时，他们便生活在“civil society”中。他的“civil society”由三部分组成：市场经济、自愿组织、法治系统（包括警察、法院、规管机构、福利部门等）。最后这类组织通常被认为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但黑格尔认为它们的作用是保护个人与团体的利益，因此也属于“civil society”的范畴。虽然在概念上，黑格尔将“civil society”与国家区别开来，但他认为在现实中，没必要、也不可能把“civil society”与国家分开，因为在他的概念系统中，国家占据着比“civil society”更崇高的位置。在《法哲学》一书中，“civil society”又被称作“布尔乔亚社会”。布尔乔亚社会是人们活动的私域（private sphere），这里人们的身份只是市民而已。只有在国家政治活动中，即所谓公域（public sphere） 中，人们才是公民。因此，黑格尔的“civil society”似应译为“市民社会”。这也是长久以来被广为接受的译法。

　　 马克思把黑格尔的概念体系翻了个底朝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⑧用我们熟知语言说，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即是生产关系。马克思的独特贡献是，他在市民社会里，看到了阶级、剥削、不平等、冲突，并看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资产阶级为自己的灭亡准备掘墓人——无产阶级。

　　 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家，不管是自由主义者（如托克维尔），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对“civil society”的理解基本上仍然属于“市民社会”（即人们以私人或市民身份活动的空间），尽管他们对市民社会所处的位置及其在政治上的意义争论不休。

　　 直到过去二十多年里，“civil society”才被赋予了“公民社会”的含义：它既是一片不许国家公共权威涉足的空间（私域），也是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基地（公域）。

　　 问题是，把“civil society”理解成“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其内涵与外延非常容易把握，而一旦被理解成“公民社会”，其内涵与外延却十分飘忽。

　　 定义“公民社会”的第一种策略是指出它不是什么：它既不是家庭，也不是国家，更不是市场，而是介于家庭、国家、市场之间的空间。那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把这片空间叫作“社会”，而要把它叫作“公民社会”呢？显然，并不是介于家庭、国家、市场之间的全部空间都可以被称作“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特指其中某些部分。那么，到底是哪些部分呢？

　　 另一种定义“公民社会”的策略是列举它的组成部分。2011年出版的《牛津公民社会手册》列举了六类组织，即“非营利部门”（the nonprofit sector）、“发展型非政府组织”（development NGOs）、“草根组织”（grassroots associations）、“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s）、“国际公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⑨不过，我们也许还可以想到其他与公民社会有关的种种提法，如“独立部门”（the independent sector）、“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慈善部门”（the charitable sector）、“志愿部门”（the voluntary sector）、“免税部门”（the tax-exempt sector）、“社会经济”（economie sociale）、“民间社团”（civil associations）、“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等。还有一种据说属于公民社会的组织，叫作“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或CSOs）。这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要知道什么叫“公民社会组织”，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公民社会”，而要了解什么叫“公民社会”，又必须知道什么是“公民社会组织”，此乃典型的同义反复。

　　 不少人以为上述类型的组织是一种近一二十年才出现的新现象，其实，它们中的不少是古已有之。在很多国家，宗教性慈善组织和民间互助组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英国便是一个例子。在有些国家，如意大利、德国和新加坡，那里的某些非营利组织的历史甚至比国家本身的历史还要长。还有必要拆穿一个神话，即欧美以外国家的非营利组织都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实际上，在接触西方文明以前，中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早就有土生土长的慈善和互助组织。日本的第一个现代基金会“感恩会”成立于1829年，比美国的第一个基金会早了近一个世纪。⑩东欧国家也有深厚的非营利传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非营利组织在东欧的崛起并不是史无前例，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早期传统的回归。

　　 真正的新现象是把本不沾边的各类组织统称为公民社会。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毕竟不同，在不同国家，看似与公民社会概念沾边的组织特征不同，叫法也因而各异。更何况，不管各种类型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交合，任何两者之间都不会完全重合。这样一来，哪怕有可能列出长长一串属于公民社会的组织类型，人们还是不清楚公民社会到底是什么。

　　 第三种定义“公民社会”的策略是厘清它涵盖的组织具备哪些共性。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以前叫作“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从“结构—运行”的视角归纳出公民社会的五个特征：组织性、非营利性、自愿性、民间性、自治性。11然而，这五种特征的内涵并不容易确定，该中心掌门人物萨拉门教授对它们的说法也不断变化；12更重要的是，这套标准未必与现实相符。

　　 “组织性”意味着公民社会必须展示相当程度的组织化、制度化。非正式的、临时性的、随意性的聚会应不能算作公民社会的一部分。萨拉门教授后来认识到，不能排除那些未经正式注册的组织，以及非正式的组织，但他继续强调这些组织必须有日常的会面，必须有会员，必须有参与者接受的决策机制与程序。问题是，现实中已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没有真正意义上会员的社团；13更不要提虚拟空间已出现的大量网上团体。它们算不算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呢？

　　 “非营利性”意味着组织可以赚钱，但只能用于完成组织的使命，而不能将利润分配给其所有者和管理者。问题是，中饱私囊可以采取各种形式，不一定非得采取分配利润的办法。近年来，由于政府拨款减少，西方（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多的所谓“非营利组织”卷入赢利性活动，致使“非营利组织”与“营利性组织”的界限越来越模糊；14与此同时，有关“非营利组织”的高管们薪水向大公司高管看齐的报道也不绝于耳。15最近媒体揭露了美国50个最糟糕“慈善组织”的黑幕，它们募得的捐款与拨款中平均只有4％用于受益对象，其余的钱全部用于其管理者与工作人员。更极端的是，最近被人揭发，著名的“善待动物组织”（PETA）屠杀了96％送给它保护的动物，而这家组织的年度捐赠收入高达3500万美元。16在严格会计意义上，这些组织并没有分配利润。但我们能据此认为它们也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吗？

“自愿性”意味着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是以自愿为基础的。这里的“自愿”缺乏严格的定义。问题是，在具有合作主义（corporatism）传统的那些国家（包括不少欧洲国家），工会、商会、专业团体等组织并不是完全自愿的；17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包括美国），人们参与宗教组织活动往往从不懂事就开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