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文汇报；图片作者：李东波
推动环境信息公开，披露污染信息，可以监督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不作为或胡作非为，但它同时也会触及污染企业的利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Peter Lorentzen 、 John Yasuda 和匹兹堡大学的 Pierre Landry 最近发表的一篇研究发现，大型污染企业为了保护其既得利益，会阻挠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制度创新。
从环境保护局到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再到环境保护部，中国环保部门的行政级别不断升格，但却在环保执法方面面临重重困难。环保局在财政和人事管理上也受制于地方政府，往往不得不屈从于地方政府的意愿。
与此同时，一些国有企业不仅在行政级别上比地方环保局高，而且盘根错节，可以通过人大、行业协会、银行等许多渠道对地方政府施加政治影响。环保局在执法方面往往不能强制执行，不得不仰赖于同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业进行谈判。
环保部门面临自上而下的执法困局，不得不尝试自下而上的治理举措。环保局引入了环境影响评估、环境信访和媒体监督等举措，但效果并不明显。
在推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环保部门也不遗余力，期望通过透明公开和公众参与，改善环境治理。2007年，国家环保局是首个提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办法的国家部委。但是，同环保执法一样，地方环保局推动环境透明也遇到类似阻力。
研究者假设：大型企业有强大的动力去规避污染排放信息的披露，可能与环保局和地方政府共谋，忤逆中央政府的期望，阻碍环境透明政策的实施。
事实究竟如何？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大企业的支配程度的确同环境透明度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也就是说，被大型工业企业主导的城市，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发展滞后。
以环保部2010年公布的重污染产业为依据，研究者将大企业分为清洁和污染两类。分析发现，当大企业为清洁行业时，大企业支配对环境透明度的影响不显著。当大企业属于污染行业时，环境透明度显著更低。
该研究还发现，财力充沛和财政负担较小的城市，更有能力推动花费不菲的环境透明政策。有趣的是，服务业占比和环境污染状况同环境透明度都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这说明工业化程度较高和环境污染状况较为糟糕的城市，在推动环境透明方面并不比其他城市缓慢。
换句话说，地方官员并非为了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而是为了保护大企业利益而违抗中央指令。地方官员不完全是热衷于经济增长的，而是可能更关心同权势精英搞关系，从地方企业寻租，或者粉饰经济成绩而谋求晋升。
由此可见，大型国有企业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经济改革，而且可能制约中央政府推动的政治改革。在探讨威权体制的韧性与民主化改革时，我们需要认识到其所面临的阻力以及改革的能力，而不是将其同改革的影响相混淆。
附录：数据分析技术说明
这项研究采用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开发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它监测了113个国家环保重点城市的环保局执行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的情况。该文以2009-2011年共三年的平均评价结果来度量环境透明度，以减少测量误差。
该文识别了各城市最大的工业企业雇主，发现多数是国有企业，且以采矿业和重工业为主。该文使用大企业雇员人数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的对数，来衡量大企业在特定城市的支配地位。
该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地方预算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状况，以及人均GDP、人口总数、行政级别、地理分布、旅游城市等。
该文基于卫星遥感数据对各城市的空气污染状况进行测量，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PM2.5，以避免官方统计数据的偏误。水污染数据来自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整理的官方统计数据。
由于一些城市在2007年前就开始试点环境信息公开，为了控制这个因素的影响，该文使用了1999年的大企业支配指数作为工具变量。
参考文献
Lorentzen, P., Landry, P., Yasuda, J. (2014). Undermining authoritarian innovation: The power of China’s industrial gian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6 (1), 18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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