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官员给金门官员打电话，说看不清“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标语，赶紧刷漆。金门官员回应“关你屁事”！厦门官员说：“当然关我屁事，这边的游客要看啊！”
我在厦门某级衙门念完这个段子，一众官员笑得人仰马翻。
由厦门东渡乘船，一小时便能到达金门。水路过半，便可中立观看“心战墙”的两幅标语，一边是金门刻于山体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一边是厦门焊于铁架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跟红色广告标语相比，那种繁体手写给予的亲切感与传承感，能渗透内心。
如果说厦门是艳丽的贵妇，金门却是淳朴的村姑。每年，贵妇身边有近五百万过客搭船去看村姑，或许，那是暴发户的心理涨落，是土豪们的无限乡愁，套用普希金的诗：“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过去了的日子/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作家张铁志说，台湾与大陆的阻隔，并不只是那浅浅的一道海峡，也不仅是那短短六十年的离隔。回溯千年，由这里的原住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再到大陆移民艾杀蓬蒿来此土，殖民者、光复者、败退者、建设者、牺牲者、奋斗者、乐居者……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如果试图看清台湾，读懂台湾，一定要不疾不徐，且停且行，丈量那些脚步，辨识那些年轮。除了海峡两岸的对峙，循着张铁志写的《台湾民主地图》，可以“观光”白色恐怖，绕不开两个节点，一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二是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昔日斑驳的印迹，投影在今日似锦繁花上，方为台湾真实的光影。
姚瑞中做了另一种历史挖掘，他的《台湾废墟迷走》通过文字与视觉记录那些可能遗忘的废墟。这位1969年出生的台北人，浪游于各离岛如澎湖、绿岛、兰屿及金门马祖等，无论是绿岛的三座监狱，或是兰屿的核废料储存场，又或金门的炮台，都诉说着一段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光在废墟内留下的铭痕，试图消泯一切功过情仇。
这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基于半个多世纪的复杂政治环境与特殊历史背景，在国共先军对垒之下，那些民风淳朴的小岛，大多不得不改成军事要塞。优美如诗的好风光让位给军令如山的冷峻，天真对比出统治者之狂妄，以便满足本岛主人的欲望。
台湾之于大陆是离岛，而台湾本岛又有不少散落海中的离岛，它们承载了某种历史使命，现在看来，这无疑是一次环境乃至人心的污染过程。再怎样坚固的工事，都抵挡不住时代潮流的冲刷；再美丽的天然资源，都不得不在残酷现实下低头。当旧时的据点弃守，战略地位大不如前，沦为二手废墟，历史开下如此荒谬玩笑，但又如意识形态幽灵般挥之不去。
上岸者似乎乐意于制造离岸恐慌，就像循环熬制的婆媳关系。在厦门著名的鼓浪屿，日本领事馆早在1928年增建两幢红砖楼——就像早年他们对绿岛的改造——作为警察署本部，地下室则是监狱，用于拘禁、刑讯、迫害共产党，那里至今留有囚者用指甲或木片刻划的囚禁日期、暴行血迹等。如今，它成了老干部活动中心，并不用于纪念。
也许，更多废墟的产生源于“人心废墟”作祟，这种无形废墟显然比有形废墟更可怕，有着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的交叉运作痕迹，让它质变成另一种形式的残余物。
离开台北前，友人将酒局选在马场町，一边豪饮金门高梁，一边比较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慌。当时正值春夏之交，这个六月，熟悉的人从身边一一消失，一名同行者说，这几个月以来，自己已经完全丧失判断力，不知道什么样的发言安全，什么样的界限是底线，“过去的经验已经完全不适应眼前的现实了。”
马场町是“观光”白色恐怖的重要一站。1950年，官至“国防部次长”的中共地下党员吴石，受叛徒蔡孝乾之累，后来在马场町被国民党枪杀。临行前他留有绝命诗：“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堪嗟对我翁。”如果地下有知，他如何面对自己的志业？
酒桌上，谈到对岸那些失去自由的同仁，东道主们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其中一位曾任新闻局长，说这在当时的台湾叫预防性羁押——在起诉和审判前，为防止被告再犯罪而先行监禁的做法，是基于将被告释放不符合社会最大利益的假设。显然，它有悖法治。
在大部分民主政体中，除非罕有状态（例如恐怖主义），所有人不可在不获告知理由的情况下被拘留或监禁。例外总是存在，在预防性拘留下，假若政府认为将被捕人士释放可能会重大危害社会秩序或国家安全，政府将其拘留若干时间，以防造成危害。在英国、印度、德国的某个历史时段，都曾有过实践。
法外之地更为可怕，比如涉及八千万党员切身利益的“双规”制度，实际制造了更大的离岸恐慌。举其一例，因案被查的一名部座，经过彻夜颠簸，次日开窗，举目之处尽是沙漠，内心防线全面崩溃。当然，他并未真的被送到了大西北，而仅是京郊一处仿真基地。中纪委政策法规室原主任李永忠提到的破案三定律：先用“马桶定律”，通过双规让其“屁股”离开“马桶”——散臭；再用“树倒猢狲散定律”，暂停或免去其职务——去势；最后用“信息不对称定律”，停止其与外界的联系——击虚。
难怪中共元老彭真如此感叹：“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六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九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
那天作别李开复，进入他家附近的诚品书店，我收到一位同仁的微信留言，之后陆续得知，自己身边至少有15名记者先后卷入调查，案由指向两名律师。他们是我认为最优秀的同仁，多数活跃的新闻一线，部分改行五年也被传讯。
每一个入室者，都得独自面对盘问，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打来电话咨询，毕竟谁都没有经验。很难想象，这样的离岸恐慌，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余生的路径选择。而守住，已变成了事实上的难题。
有人选择了躲避，他不想签下那个名字，不想给自己的至友任何可能不利的伤害，那是一个长达六十多天的隐身，连他共枕的人都不能联系。这种感觉，我曾听朱明勇律师口述过，当时他的妻儿在场，那是薄王治下、李庄被捕之后发生的逃亡事件。
返京前夜，我在台北见到了这位抗争者的妻子，她的言谈举止无不透出那种离岸恐慌。我只能小心地安慰她，其实同时在安慰自己。
他们的婚姻并无任何政治含义，却让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施明德与艾琳达，也想到了涉嫌经营非法出版物被捕的呙中校和王建民。自薛蛮子以后，身份元素其实已经毫无意义，除非你远离政治，放弃抗争。
当裸命既成现实，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恐慌的？要知道，我的自由包含着你的系狱，我的生命包含着你的死亡。每一次离岸都是冒险，海洋决定生死命运，但是，在离岸与上岸之间，至少还有希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