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The Economist
编译/橡实 & 豫才
在西安,当人们鱼贯穿行在地铁和地下通道,匆匆行过车站和高楼之时,他们会途经数百张海报。有的海报在宣传最新款智能机或是华丽的小轿车,但更多的海报不是在兜售适销产品:它们在宣传节俭、勤奋、孝悌、中华美德和党的德政。一张海报上这样写着“共产党好百姓乐”,背景是一对夫妇举着他们的独生子。
在党统治下,政治宣传曾是城市一景。然而近年来,因商业广告的猖獗,此类宣传被边缘化。习近平主席正竭力让其重现生机,如今政治宣传海报随处可见:无论是在建筑工地的围栏上,还是在广告牌或外墙上。为了自我推销,党开展了一场低技术含量且形式陈旧的活动,同时严控那些不墨守成规、也不将党的关怀记心间的艺术尝试。为政治服务的艺术如今重返潮流。
在中国,艺术有着悠久的政治历史。20世纪革命运动时期,艺术被用以争取民心而为各方所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党利用艺术表现形式将其理念传达给广大文盲人群。1942年,那是还是游击队领袖的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所有艺术需反映工人阶级生活,且服务于社会主义。
艺术和党在之后的40年中紧密结合。单纯为艺术而生的艺术形式不复存在,艺术家们除制造政治宣传外别无选择。在毛泽东时代,这些瞩目的海报上的多是肌肉发达的钢铁工人,以及百折不屈,精神昂扬的农民。这些海报在灰暗的生活中添了一抹亮色;很多人把海报贴在墙上(虽是无心之举,人们发现这种纸的隔热效果很好)。
1979年,商业广告卷土重来,艺术与党之间的联盟因此迅速弱化。党放弃垄断公众信息。艺术家们有机会赚得更多,更加自由,也可获得非政治方面的公众名望。此时党的信息也变得更加微妙。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并不好具象成引人注目的图像。江泽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成为领导人,将其政治理论概括为“三个代表”,即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中国的先进文化以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也同样难以描摹。
现今的海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弘扬对中国再次强大的共同期望。自2012年出任主席以来,习近平通过“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口号竭力发挥这些感情要素。艺术担当重任:学校举办写作比赛以推广中国梦;开展全国摄影大赛,拍摄“我的中国梦”;还有关于它的歌曲。
在习近平开展的活动中,海报是最为显眼的方式,内容多是在赞美国家或党(海报上的三个中国娃娃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的则在弘扬道德价值观(画一个扎着蝴蝶结的农民姑娘,标语是老生常谈的“人人献出一点爱”),也有一部分号召人们保护环境(用简单的笔墨勾勒自行车的图像,写下“少开车,多骑车”的寄语)。还有一幅较为常见(如上图所示),图中画着一个面颊红润的女孩儿,标题是“中国梦,我的梦”。
为拉拢公众舆论,习近平展开了自毛以来无出其右的魅力攻势。但他也想加强党的统领。通过对人们进行图像轰炸,党正尽力还原毛泽东时期所特有的心理效应。丰富的海报以及他们统一的风格传达了这样一则信息:党是无处不在的。10月,与毛在延安的讲话类似,习近平呼吁艺术家不要做市场的“奴隶”,不要以“低俗”作品追求知名度,而要宣传社会主义。本月,媒体监管部门表示艺术家、制片人和电视人应着力于农村地区,以“树立对艺术的正确看法”。
海报中的图像反映了习近平的艺术品位——较为保守。大多数是一位名叫丰子恺的艺术家所绘,丰子恺在党的幼年时期极受欢迎,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间。(他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批斗,卒于1975年)。这些海报上画着红灯笼和生肖,回溯中国传统文化。
相比之下,中国那些仍然在世的艺术家感到了来自国家的压迫。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他们已走出地下,走进了全球现代艺术的视野。然而国家依旧限制那些藐视政治禁忌的艺术家——诗人艾青之子艾weiwei是中国知名艺术家,也是直言不讳的异见者,他的护照在三年前被没收,至今也没能拿回,上届政府领导人对这位创作型人才持怀疑态度。年度北京独立影展在8月遭到取缔,与2013年的两届命运相同。几名在社交媒体上就近期香港事件发表言论的艺术家被逮捕。当局下狠劲执行法规,国外作品必须经过文化部审查方可入境。
北京的艺术评论家张海涛馆长表示,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反映了当代人民对社会的感触,所以政府对他们的作品很敏感。显然,习近平忧心于艺术家们对中国未来的看法,担心他们的“中国梦”与自己的并不是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