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皮牛二横行东京开封府多年，一朝毙命于街市之上，街坊邻居拍手称快，没听施耐庵说有人抱以怜惜之情的。
不能不说，司马南之形象、气质与作为，与没毛大虫牛二有惊人相似之处。司马氏此番轰然扑倒，却有不少人呼天抢地，为之叫屈哭冤。
尽管痛打落水狗很有必要，但实在不想就司马之烂人烂事再写一个字，嫌脏了自己的键盘。
只是因为这几日，写了两篇与此有关的文字，后台留言区招来一群苍蝇，嘤嘤嗡嗡地叫，拉一泡屎就四散逃遁。
照旧一律随手拉黑，总共有六七十个吧。也不免要去想，人神共愤的司马氏栽得其所，到底是些什么人在替其诉不公、鸣不平？
只能结合司马氏特有的言行特征去分析。也不乏有司马氏的同道大V，尽管鼓吹的某些观点一样的臭气熏天，但起码有点当年姚棍子的遗风，多少讲究那么点“理论味”。
司马南揪斗民企、咒骂资本、撕咬精英，一副市井泼皮牛二瞪眼咧嘴、挥拳动脚、横不讲理的姿态，竟然招徕数千万拥趸，跟着起哄叫好。
这些趋奉谄附者，大抵跟开封府破落户牛二同类，属于流氓无产者了——不说全都是，至少有相当一部分。
说到流氓无产者，不能不提到鲁迅笔下的阿Q、古华《芙蓉镇》中的王秋赦、张炜《古船》中的赵多多。
阿Q欲“投降革命党“，是想变“阔”，“过赵太爷、钱太爷的生活”，其“理想”底牌不过是，要好好处置“未庄的一群鸟男女”，“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
王秋赦在吊脚楼上做着春梦，幻想着“要是老子掌了权，当了政，一年划一回成分，一年搞一回土改，一年分一回浮财”；“吃公家的，穿公家的，住公家的，要公家的”，永远不劳而获却有口腹之享。
赵多多当上民兵自卫团团长后，开会抄老隋家，将他们赶出正屋。当看到有人被游斗，他总是喜不自胜：“嘿呀！革命群众的好日子又来了！”其革命、改革理想，不外“食色”二字加上飞扬跋扈、横行乡里。
这些流氓无产者有着相同的物质前提条件和生成背景，即处于弱势、失意和边缘化境地；有着相同的负面人格和精神背景，即蒙昧、投机、鄙俗、暴戾。
更有着相同的行为动机和理想，即通过破坏性的社会运动，由边缘地位的“人下人”，跃升为可以任意支配他人、可以为所欲为的“人上人”。
他们大多没有什么财产，或者是曾经没有，但共同的特点是都沾染上流氓习气和流氓意识。他们反对并破坏现存的一切秩序，带有浓重的仇恨社会倾向。
与阿Q、王秋赦、赵多多相比，他们加披着一块“爱国”的遮羞布。但在骨子里仍像鲁迅所说的，他们最为热衷的事情，是“剪发女人他来嘲笑，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
处于“脱序”状态的他们，却又是旧有秩序盲目而顽固的维护者，这是一种极为吊诡的思想情态。
“著名爱国家”司马南宣扬的仇富、仇外和仇精英，对于当今的流氓无产者而言，不啻为“精神鸦片”。
司马南输出的一系列偏激思想观念，迎合了流氓无产者强烈的反叛性、反社会性和价值尺度。
司马南认准并吃定了他们：这些人不只是普通平民，而是平民中道德败坏缺乏原则的特殊群体，他们是“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
但凡相信通过自食其力，依靠辛勤劳动可以逐渐改变个人生存状态者，决计不会因为司马南的一通无脑蛊惑，便激起适逢其时般的兴奋。
后革命时代叙事话语中，流氓无产者们多以欲望支配行动，没有稳定的信仰和操守，没有固定且可以示人的价值观念。
司马南正是洞悉了他们“有奶便是娘”的投机品性，即便他们表现出人性中最为低劣的部分，却可以躲在无产阶级的外衣下被忽略，何不为我所用？
当代学界对于流氓无产者的批评极为激烈：“中国的流氓不曾劳动，也不想劳动，社会并不依靠他们而存在，他们却要依靠社会讨生活。他们完全是一种过剩人口，纵令他们全部灭亡，也不妨害社会的存在，反而他们的灭亡却可使社会的秩序因之稳定。”
他们“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
杀之而后快的简单粗暴观点显然有失偏颇，但充溢其间的鄙夷与愤懑可见一斑。
对于这个破坏有余而建设性不足的边际性群体，司马南作为公共言说者，不是去提醒社会加以防范和改造，而是变本加厉、毫无节制地进行流量收割，牢牢操控并将他们吃干榨尽。
司马南深知，流氓无产者根本不相信公义和秩序，没有什么正经的、神圣的价值信仰。
故对于司马南的种种劣迹，他们视若无物，甚至要以自己脚后跟都不相信的理由，偏执地替司马南辩解、开脱。他们本来就认同和主张，或以堂皇的名义欺诈，或以卑鄙下流手段豪夺，只管目的而不择手段。
一切理论、口号乃至道德宣传，包括所谓的“爱国”，都不过是谋利的外衣。他们深信作为破坏者的司马南，其主张是可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的，因此将之视为偶像、奉为圭臬。
从这个视角去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司马南“爱国”人设已经彻底坍塌，他们仍要成群结队为其叫屈哭冤。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之风虽然远去，但是流氓无产者并未因此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的阻碍，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