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務部次長陳明堂提到人權的面向很廣，賦稅人權是其中一部分，從民國100年到103年5月有九號大法官解釋與賦稅有關，表示當中有很多侵犯人權的法令，這些都值得政府深切檢討。他舉一個發生在友人身上案例：公務人員強制財產信託，退職後財產從銀行解除信託，結果到最近課房屋稅的時候，竟然稅捐機關沒有把它剔除掉，所以這個不動產轉回來就表示沒有自住，課人家四倍到五倍的房屋稅。他說還好友人懂一點法律，打電話去抗議，稅務機關才幫他轉回來。陳明堂說這些信託資料都很明確的記載，為何稅務人員不主動，還要民眾自己提出更正，造成抱怨連連。
香港律師潘天蔚指出，香港早就在90年代港英殖民的末期就將兩公約本地化，它跟基本法的地位哪一個比較高還是各方辯論的議題。但無論如何，兩公約已經成為香港法律的一部分，而且香港中審法院也通過各項判決，要求所有法律都需要做合憲性的解釋，實質課稅原則不可能在每一個租稅條文裡面規定出來，但如果遇到爭議，就用憲法的原則來解釋，這一點相當重要！香港追求法治，本身強調司法獨立、科學辦案，那比較少有法不依的狀況，香港沒有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二元分立的問題，不分公法私法，所有糾紛都要通過裁判法院，尤其是到高等法院以上，都是非常優秀的法官，獨立的辦案，沒有裙帶關係，都是公事公辦，所以香港的法治到現在為止，還是維持得不錯。
德國弗里德里希･席勒･耶拿大學法學院教授Dr.Martina Haderich則高度肯定台灣政府將兩公約施行法提高到憲法之下，一般法律之上，這也表示法院有責任也必須被兩公約所約束，而納稅人也可以引用兩公約來主張權利。她認為納稅人期待在兩公約的基礎上得到適當的課稅對待，如公政公約第2條與第26提的到的無歧視、平等原則，第14條有權受獨立無私之審判、第17條隱私權及經社文第11條等。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暨中正大學財經法律系特聘教授黃俊杰表示，司法實務應特別注意納稅者權利保護議題，因為兩公約之施行，讓納稅不再只是人民應盡之義務，更重要的是許多憲法保障的權利，尤其是對稅捐之給付應予公平對待。黃俊杰以爭訟近20年的太極門稅務冤案為例，太極門經三審級法院判決無罪確定，無詐欺、無漏稅、無違反稅捐稽徵法，並確定「弟子贈與掌門人之敬師禮，屬贈與性質，依所得稅法第４條第１７款屬免稅所得」，確定敬師禮為贈與，弟子代辦並非營利販售，與掌門人無關，然而稅務機關卻仍依據違法之起訴書，繼續將敬師禮當做補習班學費，發出違法稅單，人權侵害長達18年，至今依然持續進行中！
黃俊杰認為此案已涉及宗教、信仰人權及平等對待的爭議。弟子基於精神信仰認同所為之無償餽贈，則性質上應認屬贈與之行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7條規定，贈與稅係向贈與人（受教弟子）課徵，而此時其師父受贈之金錢，依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7款規定則屬免稅所得，且受贈人尚無申報之義務。依財政部64年的函釋，理應比照其他宗教團體免納所得稅，不應列入「所得稅法」課徵。因此如果政府以影響團體運作的方式，要求改變敬師禮的性質，就構成對文化團體的歧視，違反經社文公約。
台北商業大學財稅系主任黃士洲也認為，「太極門冤案像一面鏡子，照出現在諸多不足卻沒辦法改進的稅制問題。」黃士洲依其觀察指出，「案子已經確定或已救濟完畢，之後還有不服，如何重啟再審？」他表示，現今技術層面上存在一個隱藏在法條、卻沒辦法凸顯出來的問題：稽徵機關或行政法院體系，用非常綿密的組織，把人民權利架空，以非常嚴苛的程序要件，卡住人民訴求翻盤的機制。「再審在判決30天內要提出，一來時間很短；二來除非有發現新事證，按照統計數據來看，幾乎一年不到一件再審，而這一件案子成功的機會非常非常低。」黃士洲據研究認為，人民的勝訴率只有2%到3%。
長期研究行政法院判決，黃士洲指出，行政法院的法官或審理過程中的代理人的專業性不夠，大法官解釋是人民訴求行政救濟最終的一條路，然而100件到最後可能只剩一件到大法官，中途陣亡的99件，最後得到適用法律本身有違反憲法，一路走來很辛苦。即便案子啟動了，但最高法院以「案子必須發回重核，才知到底有沒有違背法令」為由，導致個案還是沒辦法得到最終的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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