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3年5月起，国内反宪政的杂音即不绝于耳。以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的“宪政姓资论”为开篇的第一波浪潮在一片嬉笑怒骂中狼狈收场，我原以为反宪政已经日暮途穷，却低估了御用文人的寡廉鲜耻。在《红旗文稿》、《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媒的策划站台下，反宪政行为依然断断续续、苟延残喘。直到本月中旬，《环球时报》还抛出“‘宪政’背后包含着政治盘算”、“宪政主义是一套意识形态”、“西方宪政派和民主派一直打架”等四篇不知所云的反宪政评论。这些胡言乱语收获的骂声似乎有所减弱，但那只是因为经过几番折腾之后，社会对这套陈词滥调已经完全失去兴趣，任由他们自娱自乐而已。

反宪政立场之所以不可理喻，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反人类的——因为它违背所有人的基本利益，不论你是谁。反宪政者可能以为自己是既得利益的一部分，发表反宪政言论能让自己分得体制内的一杯羹，但是没有宪政，他们自己也是体制的牺牲品。

君不见，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一度贵极人臣、呼风唤雨，到头来仍不免沦为权力斗争的祭品，而他们所享受的人身权利保障甚至还不及一个普通犯罪嫌疑人。这就和曾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当年大搞领袖崇拜，等到自己自食苦果、沦为最高领袖的阶下囚之后再拿起宪法，早已无济于事一样。当前各级官员平日尸位素餐，一旦遭到纪检调查即享受“双规”待遇，人权不受任何保障，各种跳楼、上吊或“被自杀”现象屡见不鲜。没有宪法所保护的基本人身自由，即便官场既得利益者也只能生活在没有任何安全感和尊严感的状态。

如果你不是严格意义的既得利益者，宪政对你就更重要了。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企业家，那么你一定知道在中国办实业的艰辛。由于宪法平等未得到落实，民营企业获得贷款要比国企难得多。如果你搞民间集资，又很容易被扣上“集资诈骗”的罪名；几年前，浙江女商人吴英就差点因此被判死罪。除此之外，《刑法》还有“非法经营”等若干“口袋罪”，随时可能套在你头上。一旦地方财政紧缺，需要没收若干企业资产做做补贴，那么你就有可能成为杀鸡取卵的对象。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就是如此。如果连人身权都得不到保障，财产权就更不用说了；一旦人身自由受到威胁，你甚至巴不得“花钱消灾”。面对网络流言，小品演员赵本山吓得赶忙表态：“要是国家需要我的财产，都可以拿”，可见没有宪法保障，有产者脆弱到了何种程度。

如果你是普通工人、农民或农民工，那么宪法对你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就是建立在你身上——你的工资待遇低，你的房产得不到保护，你的土地随时可能被廉价征收。所有这一切都用来吸引国内外投资，拉动产业发展和出口贸易，维持GDP高速增长。然而，低人权也许对于“国家”发展来说是某种“优势”，对于普通人来说却是不折不扣的劣势。其实，中国这么大，为什么要剥夺自己的劳动力和财产，耗费自己的资源、污染自己的环境，生产出各种高大上的产品供别人享用呢？究竟是谁需要这种竭泽而渔的“发展”？

哪怕宪法只实施了一条，如果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能落到实处，你能选举为自己谋利的工会或农会，那么你的处境就会有很大改善。当然，如果你能把选举权真正行使起来，中国本来就没有必要按照这种模式“发展”。如果你选举的村委会能代表村民利益，那么村长就不会偷偷背着你们卖地了。如果你选举的人大代表确实能代表多数选民的利益，那么各级人大就会一改几十年如一日的“橡皮图章”面貌，为立法和监督等本职工作尽责尽力，而各级官员自然也就不会那么为所欲为、嚣张跋扈……只有宪政才能让你克服自己的低人权劣势。

如果你是警察、城管、军人或普通公务员，你根本就不算“既得利益者”——虽然你吃的是体制的饭，虽然社会常常把你和政府视为一体，但你的工作压力往往很大，而待遇其实不高，寻租机会有限，上升空间很小，而且官场黑暗，每一步高升都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道德成本，从而将更大的把柄交到别人手里。如果你不愿意同流合污，那么很容易成为上级或同僚嫉恨与报复的对象，而上级对你的奖惩是不受司法监督的“内部行为”。在法治国家，公务员诉领导占了行政诉讼的很大比例，公务员的合法权利受到国家尊重与保护。只有宪政才能让你做一个有尊严的国家工作人员，坚持原则、遵纪守法等美德才会成为你的安全保障而非晋升障碍。你也会得到更多的社会尊重，因为只有宪政才能化解官民矛盾；只有宪政才能让你真正“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服务。

即便你是一个无业游民，你也不可能游离于宪政之外而生活。你首先要想想自己为什么没有工作，也许是因为政府不让你摆摊设点，而做一个流动商贩本来是你谋生的权利和自由。印度最高法院即曾判决，政府不得剥夺流动商贩的生存权与经营自由。即便你赋闲在家，你还是要喝水、吃饭、呼吸空气，但是在这个国家，这些无可争议的人类基本需求能得到安全的满足吗？少数既得利益者可以吃各种“特供”，喝特制的矿泉水，但是没有工作的你不能。北京的冬天很冷，寒风刺骨，但我如今却特别喜欢冬天，因为冬天风大，而现在除了风神之外，似乎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缓解北京的雾霾了。我的孩子曾在日本上过短短一个月的小学，他告诉我日本的自来水是可以不经加热随便喝的，下课时小朋友们都这么做，因为自来水的质量远远超过政府规定的安全标准。最近刚看到微信上说，我们的自来水有各种抗生素，据说比艾滋病还可怕。我希望这只是谣言，但我确实很久不敢喝水管里流出的水了。

“舌尖上的中国”是众所周知的另一大困惑，我不止一次劝诫小朋友不要贪吃，别随便买街上的烤肠、羊肉串……不是我歧视路边商贩，而是这些食品的安全质量确实是一个未经检验的问号。除了政府工作人员不该作为的时候作为（剥夺流动商贩的基本生计），该作为（检验食品安全）的时候不作为之外，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对宗教自由的压制是造成生活不安全的一个重要原因，一部《宗教事务条例》就不知增加了多少污染和餐桌上的风险，因为我们的空气、水、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国民不讲道德、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的。有一次参加宗教研讨会，结束前我开玩笑说，今晚穆斯林和佛教界朋友们享受的食品要比我们安全得多，因为他们吃的是教徒制作的“特供”食品。这就是道德信仰的作用，也是宗教自由的作用。如果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能够落到实处，各种教派可以自由传播自己的信仰和学说，让更多的国民成为具备坚定信仰的公民，我们的污染兴许会少得多，食品安全得多。即便政府还是那个样子，我们的免费公共物品也不至于被自己糟蹋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我最近在给中学生讲宪法，首先纠正了一个错误观念，那就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没有选举权，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没有公民权。从出生那一刻开始，每个人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中小学生也享有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事实上，他们是权利受损最严重的一代。

以前有一位年轻朋友甚至对我说，她不想在国内结婚生孩子，因为她无法为下一代提供一个健康的生长环境。这句话当时令我很震撼，但事实难道不就是这样夸张吗？除了我们无法解决的空气、水、食品和奶粉污染之外，这个制度让他们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几乎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他们就被绑上了命运的战车。之后十二年的全部付出都是为了高考那一刹那，那几门课的考分浓缩了长达十二年人生的全部价值。在这十二年当中，这数亿起早贪黑的不幸儿童竟成了家中最辛苦的人，每天六点来钟起床，背着沉重的书包在拥挤不堪的人流和车流中赶路，晚上则往往很晚才完成作业，节假日还有各种“兴趣班”、辅导班。但有谁告诉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的孩子在加拿大上小学期间，每天七八点钟起床，八九点钟上学（我从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的中小学一律清晨七点就把孩子拉到学校），回家也没有作业，上课甚至不用买书，从图书馆借一学期书，看完了还回去，给下一年弟弟妹妹继续学。和他们轻轻松松养大的孩子相比，难道我们含辛茹苦培养出来的小学生真的一定更“合格”吗？

教育和宪政的关系密切，我们的制度每天都在对青少年犯罪，剥夺他们的幸福和健康。和我们这一代相比，今天00后的物质、信息乃至娱乐方式都极大丰富了，教育也得到了极大普及。在1980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我们的大学录取率不到5%，大学生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百里挑一；今天，北京的高考毛录取率已达到80%，是三十年前的20倍。按照简单的供需逻辑，高考压力应该成倍降低才对，但不可思议的是，今天的高考压力却恰好相反、成倍增加，以至我经常宣扬“今不如昔”论：今天的孩子还不如甚至远不如我们当年幸福！三十年改革，中国经济等许多方面都上去了，为什么反而牺牲了孩子们的幸福？

长话短说，中国经济之所以发展了，是因为我们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至少取消了粮票、油票、肉票、布票等计划配额，但是中国教育之所以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正是因为它仍然实行国家严格管控的计划体制，大学招生的分省指标就是计划教育体制的象征。计划经济的教训告诉我们，配给意味着短缺，制度性配给意味着永久性短缺。国家对教育的管控人为造成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严重稀缺，进而产生巨大的高考压力并扭曲中小学教育，使得中国没有幸福的儿童。除非不打算在中国混，你的孩子或者十二年如一日面临残酷的竞争压力，争取上一个像样的大学；或者提前自暴自弃，准备在一个二三流大学浪费四年青春。我对北京的中学生说，他们因为父母有北京户口，已经是“天之骄子”，在大学招生中享受巨大优惠，但是从我自己孩子的经历来看，他们活得一点不轻松。更不用说那些父母常年在北京工作却没有北京户口，因而不能在北京高考的随迁子女；也不用说那些在招生标准上遭受巨大歧视的外省籍考生，他们的高考压力还要比京沪考生大得多。

然而，为什么中国不能有更多更好的大学，来帮助化解每年高考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压力呢？中国发展到今天，北大、清华每年毕业那么多找不到工作的高材生，难道他们连本科那点ABC都教不好吗？我经常拿宋氏三姐妹求学的卫斯理安女子学院说事，因为凭她们的资质和实力，要上哈佛耶鲁是不成问题的，为什么她们偏偏选了多数国人没有听说过的这所女子学院？因为虽然这所学校也许没有产生一个诺贝尔奖，其大学教育的品牌却和哈佛耶鲁一样硬，而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美国没有歧视“民办高校”，美国政府没有人为扶植“争创世界一流”的“大学航空母舰”，没有人为划定“985”、“211”并歧视没有入围的院校。打破计划模式的最后堡垒，让国内大学自由平等竞争，向国外大学开放国门，我们会看到这个国家会涌现出许多比北大、清华更好的大学，优质高等教育供给会迅速增加，高考压力会成倍减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幸福还给全国数以亿计的孩子，让他们接受人性化的“素质教育”。

当然，没有宪法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教育和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掩盖历史、扭曲观念的洗脑，由此培养出人格不健全的国民，使之很容易被裹挟到既得利益者为了转嫁内部危机而炮制的各种“爱国主义”狂潮之中。没有言论自由，也就没有事实真相以及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理性判断，多数国民即不能理性对待自己和周边地区与国家的冲突纠纷，而国家统一与和平的基础显得十分脆弱和任性。反宪政本身就体现了这种教育和宣传体制长年造成的后果。

中国历代之所以郭沫若式的御用文人和周小平式的文痞如此之多，其廉耻感如此之薄，无非是因为言论不自由，文人们或因专制威吓而不敢说真话，或因利益诱惑而说假话。其实，他们只是这个体制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宣传工具，未必能在协同作恶过程中捞得几根骨头。实际上，他们最应该感激言论自由的救赎，因为只有当言论自由获得宪法保障，他们才能远离言论带来的诱惑、恐惧和耻辱，因而也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的人生荒废在令人作呕的马屁文字上。

无论你的身份、地位、人格状态是什么，宪政对于每个人都一样重要，反宪政也就是反人类。我们有什么必要和自己如此过不去呢？如今，中国已经出现了第三次移民浪潮，不仅贪官们移民，富豪们移民，凡是有条件出国或把子女送出去受教育的家庭也在移民。没有宪政，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逃离，或者留下受难。然而，有能力逃离的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无处可逃，还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共同把这个国家建设得好一点，让我们自己在宪政的庇佑下过一种正常、健康乃至幸福的生活？我相信，只要我们都朝这个方向努力一点点，有朝一日我们会发现，追求幸福原来不只剩下逃离这一个选择。

作者为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 原载: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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