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晨：有什么土壤长什么果
最后，祝周老“仁者寿”。周老不仅是仁者还是智者，祝愿周老继续创造生命奇迹!
沈昌文：中国的怪现象是老人比年轻人敢说
我现在快到85岁，也开始尝到老年人的滋味了，耳朵聋，记性坏，但手脚还灵便，现在坐公交车也可以享受免费的票了。以前到中关村万圣书园很方便，现在却常常迷路，最后只好打的回家，所以也不得不服老。
周老我非常钦佩。我的钦佩，与文改相关。文改和出版工作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周老的住处离我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很近，所以我有机会经常拜访周老，不过我都是请教文改的问题，还有一些和我们出版工作有关系的问题。周老给了我很多教导，我很感动。
近几年我发现了一些怪现象，也是中国特别的现象，那就是老一代的人比年轻人更敢讲，更能分析问题，更善于分析时局。有两位老人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是周老，经常发表很好的意见，还有一位就是资中筠，也经常能发表一些让人振聋发聩的见解。我觉得这是我这个老人跟不上的。当然了，我即使年轻也跟不上。我是一个小书商，尽管老了，可是我的地位还是一个很小的书商，我只会贩书。我每个星期六都会到潘家园的旧书店搜罗20本书，有2块一本的好书，一共才40块钱，等于在我三联书店买一本书的钱，这样淘书满足了我怀旧的心理，因为都是旧书。我可能不像那些可贵的老人那样，关心时局，发表意见等等，但我一定要向他们好好学习，我是经常看他们的评论的，到现在也非常钦佩他们的精神。
我一方面表示对一些老人的无限崇敬，一方面说明我这个小商人至今还在努力地跟上他们的步伐。
何方：周老随年龄增长思想依然开放
我和周有光先生的来往其实比较晚。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将很快从国际化时代进入全球化时代”。周老就全球化的问题和我畅谈了一次，后来的探讨和交往就就逐渐多了起来。在来往的过程中，我从周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涉及为人、做学问等多个方面。虽然他年龄比较大了，但是思想却仍然开放，各个方面都有考虑，而且很深入。因文化问题结缘，我和周有光成了忘年交。
蒋彦永：希望他至少活到150岁
我在开头想引用刘绪贻的一段话来祝周老110岁生日快乐，“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人的长寿都是庆贺的，并誉为“福比南山”。但实际上，人们的长寿并不一定都值得庆贺。有光老则不同，他的长寿才值得庆贺!因为他的一生都在做对国家、人民，甚至人类有益的事情。我们希望他至少活到150岁!”
我和周老先生认识时间比较短，不到十年，他教育我如何做人、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对待人民。周老师常说，他是世界公民，是地球村的村民。他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说未来必然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是我的恩师，我愿意尽一切力量来呵护他的健康，下面介绍一下汇报健康。
2008年1月，周老师每天早饭后就头晕。晓平告诉我，希望他爸能住院检查。我和有关医生联系后，将他收入心内科检查。医生观察他每天血压的变化，发现他每天早上血压并不高，但过去他每天早饭前就吃降压药，所以造成他在早饭后血压较低而致头晕。医生将他早上的降压药去掉了，他在早饭后就不出现头晕了。
2011年7月，周有光老师因反复牙痛到协和医院西院诊治。口腔科医生认为需要将有感染的残根牙拔除，但拔牙前必须先输抗生素一周。当天周老师就被留在医院急诊室轮椅上输液。晓平和我通了电话，我觉得周老师每天要从他家三层楼爬下、爬上去协和西院急诊室输抗生素既不方便又不安全，我争取让他住到301医院口腔科治疗。第二天经与口腔科及院领导联系，将周老师先收住入301医院特需医疗部(口腔科没有床)，先行拔牙前的抗感染治疗及各种全身准备，两天后转口腔科手术。
口腔科的步荣发主任经慎重考虑，并经与麻醉科，心内科等专家商讨，经院领导批准(因以前从未给107岁的老入拔过牙)，终於在7月22日顺利地拔除了长期影响周老师进食的两个黑牙根。周老师三年来，能正常吃饭，保持健康。
2013年12月12日，周老师因发烧、呼吸急促去协和医院急诊，初诊为呼吸道感染收入院治疗。因时值周末，由值班医生处理。晓平告诉我后，我立即设法联系到我的老师呼吸科专家罗慰慈教授(89岁)，他答应次日以朋友的名义去看望周老师。星期六一早罗教授就去看望了周老师，认真地检查了病人，并提出明确的治疗意见。我同时联系到协和的营养专家蒋珠明教授(81岁)，他也很快到病房看望了周老师，对营养诊治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他们二位的意见，对周老师的病情控制和恢复起了重要的作用。
秦伯益：几十年后，贫下中农孩子变敌人，怎么解释?
秦伯益：我对周有光先生对敬仰已久，但至今没有机会晤面。今天前来，纯粹是表达一份向他学习的诚意。我们都属于“江南读书人”——周有光先生是江苏常州人，我是无锡人。“江南读书人”不是专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有些“江南读书人”关心政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江南读书人”的名言。
很多关心过政治的“江南读书人”都倒霉了。譬如，周先生的常州同乡瞿秋白、咱们无锡的秦邦宪、上海南汇的张闻天，都以失败告终。
我总觉得，读书人追求的是道德标准，学者做学问追求的是真理，政治家必须追求功利——政治家担负着国家的兴亡、百姓的幸福，不能失败，只能成不能败。政治家太学术了，太道德了，也不容易成功。
看政治家的道德，不是看他采取什么手段，而是看其所为，最终对国家有没有好处，对人民有没有好处，是不是有利于人们的幸福。
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文化。
中国古代文化并不都是好的，但毕竟还有很多好的东西维系着我们五千年的文明，维系两千多年的政治体制。1949年以后，批判了三个字——批判了“封”，把古代的作为“封”批掉了;批判了“资”，把西方文明当作“资”批掉;批判了“修”，所谓“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封”、“资”、“修”一“批”，就“批”掉了太多人类文明。我们很真心诚意地批判，当时认为“破”字当头，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好的图画”，没想到画出来是十年文革、道德滑坡等等这一切。所以呢，就要重新翻过来。翻过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全对，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当时也算在中国经济崩溃的边缘力挽狂澜。
现在82岁了，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中国民族命运多次大的转变：一次1945年;一次1949年，想着没有剥削、压迫平等，当时共产党向中国人民是有承诺的，毛主席在延安的讲话，新华社、报纸都发表了;没想到，后来会有“十年文革”;于是改革开放，这之后，贫富差别严重了，各种问题激发。
所谓“意识形态的偏激”，基本逻辑是“我的就是对的，你的就是错的”，“你说什么我就要反对什么”。譬如，提过哪个阶级和哪个阶级在斗争。照此定义，贪官的父母是谁?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贫下中农交给你几十年，就变成“敌人”，这怎么解释?!
苏培成：趋利避害，他没有错
苏培成：我表达两个观点：
第一，在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方面，周有光先生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并推动研究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语言现代化就是语言改革，语言文化是没有阶级性的，但社会不同阶层都会注意语言文字的应用。在语文现代化方面，周先生为人们所熟知的突出贡献是积极推动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拼音方案的制定不是哪一个学者个人的贡献，而是集体的贡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是吴玉章，副主任是胡愈之。文改方案时周先生50多岁，很多比周先生年长的语言学家也进行了拼音方案的制定，但周先生在方案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首先说一说，对拼音方案字母的选择。毛主席说过要用汉字笔画式的字母，就用笔画简单汉字，但四年后效果并未显现，以毛当时的地位没人敢跟他犯颜直谏。毛问周先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周先生不说话表示沉默，这是很高明的处理办法，因为他没办法表达心中的态度。周先生在这之前写了《字母的故事》，拿到中央向大家介绍拉丁字母的地位。汉语拼音制定好以后，周先生代表中央政府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他期望国际标准化组织承认汉语拼音是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在周先生去之前，政府官员也参加过类似会议，但他们是外行，外国人无法理解他们的表述。周先生精深的发言则取得各方面的认可，1982年2月，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承认汉语拼音是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这代表着汉语拼音走向了世界，这就是周老的贡献。
在语言研究方面，周老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看语文问题要从语文现代化着眼，语言文字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当下社会在语言文字生活方面，保守思想非常严重。2014年中央电视台搞汉字拼写听写大会，题目中包含大量的生僻的语言。听写大会主办方国家语委说不这样做选手拉不开差距。我不赞同他们的观点。用语文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这样做会导致很多问题。
第二，我们要学习周老的养生处事。他这么大的年纪，思考问题还是这么清晰。周老的处事哲学值得我们学习，比如说1949年他回国之后很少跟联系海外的关系，因为他观察国内环境已经不适合进行海外联系了。“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但他跟海外没有联系，“里通外国”这个帽子扣不上，我觉得这就是很高明的处事哲学。大家留意到最近几年，周老对比他经历过的几个时期，觉得民国好。这个思想我认为不是到晚年才有的，但他过去不说，因为环境不允许。1957年说会是右派，文化大革命时说民国好，他难免受折腾，现在环境允许他说了，如果他在政治运动的时候说，怎么能活到一百多岁。
1955年周老从经济学转型语言学，这当然是政治需要，因为他感觉到所学的经济学在新中国已经没有前途了，在计划经济时代下无用武之地，1957年他到北京时碰到的搞经济那些学者专家全都成了右派。趋利避害没有错，有顺境有逆境，逆境怎么办?人们要改造环境，但有时你改变不了，只能逆来顺受，你不受不行。但周老有一个达观的态度，社会总是要发展的，这个态度是他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财富。
杨天石： 要保护知识分子讲真话的权利
杨天石：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生七十古来稀”。周老108岁生日的时候，我曾经写过短诗送给周老，第一句叫“一零八岁有几人”。今年是周老110岁大寿，这一高寿确实是“古来稀”，高寿亦能够高产，还思想清晰。我注意到周老这些年基本上是一年一本书，可能还要更多。高龄而高产，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恐怕都是“古来稀”。
我看了周老的书，觉得周老的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敢讲真话，敢讲心里的话，敢讲一般人不敢讲的话。这是周老的书中珍贵之处，也是周老人格的珍贵之处。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民族怎么样保护知识分子讲话的权利，讲真话的权利，讲一般人不敢讲的话的权利。最近网络上流行一句话，叫“吃饭砸锅论”。就是说有的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我觉得这个说法恐怕值得商榷，我们应该要正确区分砸锅和补锅的区别。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毛泽东对大跃进对三面红旗提出不同的意见，那么你说彭德怀的这些意见是砸锅还是补锅呢?历史已经证明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的意见是补锅不是砸锅。我们当初把彭德怀的言论看成是砸锅，然后严加批判，这是错误的。
有些人讨论吃饭砸锅论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正确区分是砸锅还是补锅，千万不能够把补锅的言论看成砸锅。
此外，国家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应该有一个宏远的目标，不能够停留在“我养你，你就要为我服务”的低层次上。知识分子的崇高认识或宏大目标应该是什么?宋朝思想家张载说，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国家养知识分子，或者培养知识分子应该放在这样宏大的目标上，而不是歌功颂德，你要为我服务的低水平层次上。所以应该有一个宏大的、允许保护知识分子思考研究的权利。
有些问题只有让知识分子敢于讲话、敢于表达意见的时候，社会才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例如说改革开放之前，从反腐风开始，我们在工作里犯了大大小小各种错误，难道不应该允许知识分子去考虑怎样防止这些错误的发生?来补这个锅吗?这些年我们揭发出一个又一个的大老虎，难道不应该允许知识分子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体制下会产生一个又一个那么大的老虎?所以我觉得要允许知识分子思考，要鼓励知识分子思考，要鼓励允许保护知识分子讲真话，讲别人不敢讲的话。
我想我们今天来庆祝周老的110岁生日，应该汲取历史教训，要保护知识分子思考的权利、讲话的权利，讲真话的权利。
张森根：宁可GDP少点，也想要多一点思想启蒙者
张森根：借助周先生的生日召开学术讨论会，今年是第四次。官方的周有光100岁生日研讨会是由教育部主持召开的，107、108、109、110岁这四次会，是由民间知识分子自发组织的。大家都知道周先生一生分了三个阶段：50岁以前他是个银行家;50岁到85岁，共 35年，他是语言文字学家，他的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字学;85岁以后，共25年，他是启蒙思想家。我认为，周先生在第二段人生中立下了不起的功绩，但第三段的闪光点，不亚于第二段，甚至比第二段还要了不起。
为什么这么多知识分子自发在周先生生日这天举行研讨会?因为视周先生为同道的一批知识分子，是有脑子的，有思想的，有独立的人格。知识分子能够讲真话的确不容易，周先生是这一代人的代表——沈昌文先生刚刚提到了两位知识分子，周有光先生和资中筠先生。外界对周先生第三段人生的闪光之处，认知远远不够，以至于周先生在中国文化舞台上目前并非是一个标杆人物。为什么会如此?主要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深圳一位先生主张中国不仅要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还要进行意识形态改革。我赞成他的观点。我还认为，如果不适时地展开意识形态改革，前二大改革也难以深入进行。基于此，108岁那次讨论会上，我曾建议热衷于髙层设计的精英们“读周有光的书，做周有光的好学生”，今年我还要重申这一点，当然听不听由你。
我想用三句话概括周先生：
第一句话，周先生是说真话的大师。
说真话不容易。有的“大师”不讲真话，而是讲大话、鬼话，有些人就为了一点项目费，一点补贴，纳入什么什么“工程”。周先生写的东西，什么补贴都没有，也没有项目费。他的人格和学品驱使他的文字和作品处处在“创新”。
第二句话，周先生是研究规律的大师。
周先生不讲主义，只讲规律。这一点，马国川先生刚刚开场时就有提及。他提倡的“科学的一元性”、“双文化论”和“三分法”，这里不便展开。
第三句话，周先生的批评精神。
这是周先生最了起的地方。周老说，一个人，只有接受批评才能前进。他去年写的“尾声”，提倡“不怕錯主义”。这也许是他对晚辈和下一代留下的最后忠告。他的“不怕錯主义”，和人们经常遇到的“不认錯主义”，是针锋相对的。我们需要更多周先生这样的思想启蒙学者，哪怕GDP少一点点。
何迪：做世界公民要扩大视野、补充常识
今天的会议主题中有“世界公民”四个字。成为世界公民，不用写申请书，但是要扩大视野和补充常识，要用世界眼光看中国看世界，而不是中国的眼光看世界。
中国闭关锁国的历史太久了，天朝大国，妄自尊大的心态妨碍我们视野扩大。15世纪开始西方开始第几大发现，宗教革命，世界是西欧进入了现代，随之而来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民主国家的建立。西欧率先实现了社会文明现代化转型，进而发展到美洲形成欧美的西方文明，进而扩大到世界，像何方老人刚刚讲的，全球化的浪潮开始铺开。
但与此相反，中国的皇权统治鼎盛时期从明朝、元朝就开始衰落。这样如何认识世界近代文明发展，如何应对现代化的冲击?这是中国人无法回避的问题。自晚明以来，开关闭关是几经反复，周老110岁经历了三朝，有这样的感受，而我们60岁这一代也曾经与世界隔绝的经历。庆幸的是年轻一代迎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有了了解世界的机会，中国开始融入世界，这个30多年来，开放对于我们经济发展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有了这样的机会去了解世界，我想还应该调整的我们心态。大国心态和崇洋媚外都妨碍我们正确认识世界，正确认识自己，唯有以更开放的心态，更加平等交流的方式去看世界，才能认清世界闻名发展大潮流、大趋势，才能顺应潮流把中国的事情干好。
周老还讲，让我们补充常识，常识就是世界公认的道理，人类共同的价值。小到文明礼貌、不在飞机上打架、强调平等、爱护环境保护地球、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是世界公民的愿望等等，这些都是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应作为目标努力去追求，这是世界的常识，也是应该成为中国的常识。这是我们与世界沟通的基础，与世界沟通的语言，如果我们缺乏这些常识我们应该去补充。
这是我准备的一段简短学习周老关于世界公民扩大常识的一点体会。
今天想谈的很多，特别是对张森根老师的讲话我很有感触。他提到了周老讲的“三分法”，还有周老讲的关于对世界发展规律的看法，他特别提出我们应该要反对或者要重新反思我们历来所受到教育社会发展阶段。这也使我想起了我们从小所受到的一些教育，要竖立世界观人生大问题，而在前30年我们是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下灌输所受到的教育，社会发展和五阶段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阶级斗争是绝对的，这种斗争最终导致专政，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共产主义过渡，而社会主义和共产社会主义必然是要埋葬资产主义要替代资本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给我们画的非常完美社会发展的图，我们也曾相信过，也曾经用这种思想去实践过，但是我想在文化革命这样一种惨痛的教训，使我们开始有了对我们所接受的这种传统的教育的一些反思。改革开放，看到了世界是什么样子?中国和世界的差距，使我们能够有机会就像周老讲的那样“从世界看中国”，这样我们就有了条件去想想我们能不能树立一个新的世界观、找到一个新的方法论。
我们在三天前，我们又开了一次关于陈乐民先生的研讨会，由沈老、三联出版社举办。陈乐民、资中筠夫妇俩自从退休以后就为中国启蒙运动大声疾呼。我们想纪念这位老人，最好的方法就是研究他的思想。尽管陈乐民先生已过世六年，但我们仍然有比我们岁数大的像何方、沈昌文等老一辈思想家，也有110岁的周有光先生这样的领头人。
我们怎么建立一个新的史观，也就是文明发展史观?陈乐民先生在9本专著里头有过详细的论述。他说，文明是社会进步的尺度，是人类社会生活质量的尺度，社会和历史发展必须进步，必须进步才能得以文明。
第二，文明发展必须全面，既涵盖了精神、物质还有功能，功能就是制度性。也就像周老说的“三分法”，工业文明替代农耕文明，民主宪政替代皇权专制，科学替代神学。
进步的、全面的、有质量的成为衡量文明发展的三个要素。其实中世纪的欧洲和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时期，情况大致都相同，有三个特点：第一，一定是农耕文明;第二，一定是皇权专制;第三，一定是神权统治，神权和政权结合的。而在中国近百年来推翻皇权，继辛亥革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是到了政教合一。这样大大影响了我们现代化的进步。我想欧洲文明之所以能够现代化，能够推翻皇权专制，科学能够替代神权的推进，给我们的启示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发展，必然是思想要推进。110岁到八、九十岁到五、六十岁到二十岁，我们都需要共同努力推进，没有启蒙，我们中国现代化就没有办法完成。
高全喜：国民要建立理性、温和、健康的公民意识
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周先生这样，经历了一百多年、三个朝代，在当今情况下，以世界公民视角来看待问题，提出“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仅仅从中国看世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教诲。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这里延伸一下。
世界公民之所以能够成为公民，我们首先要成为中国公民，尤其是对我们在座的一些年轻人。我经常在大学里教书，我也说，你首先作为中国公民，那时候你才有作为世界公民的基础。但是回头一想，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们的公民的资格、公民的权利、公民的思想意识到底有几何呢?刚才秦伯有先生谈到了，周先生具有南方文人的特征情怀，我觉得南方文人的精神风骨在中国文化中是非常重要且是主流的。但是，在周先生身上不单体现着南方文的一种传统风骨，更主要的是他结合启蒙思想提升南方文人的气质。如果没有启蒙思想的提升，可能过于古典传统。由于周先生这一百年来，最早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直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相同步，这里面一直伴随着一个启蒙的思想，启蒙的意识。和结合在一起，就使得他提出的世界公民才更加富有能量了。
由此从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对刚才杨天石先生提出关于“砸锅论”倒是也有一些看法。我对杨先生认同，但也存在不同看法，不存在谁养知识分子问题，不存在是政府养的还是党养的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所具有的基本的资格，就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发表观点、发表看法、发表认识，也不单纯指知识分子的认识。作为中国公民，你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不存在谁养的;难道是谁养的，我们就要为谁说话?即便是谁养的，我们为什么要跟你说话，这种思想本身是非常腐朽的认识。中国人，谁是中国人，谁是中国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主体?那是每一个中国人所构成的。所谓的执掌者，只不过是服务者，你只是中国的公仆，你有什么资格养了一些所谓的知识人和文化人，我觉得这种认识是非常陈腐的认识。
作为一个世界公民，首先我们要争取做一个中国公民，而作为一个中国公民，首先我们要具有一种基本的自由的启蒙的理性。我在两年前的会中我就感受到，周老先生的东西是非常健康的亲民的意识。在他身上有现代性，又贯穿着古典温情。既不同于极端的保守派，也不同于激进派，是非常中庸之道的东西。有传统，也有现代的东西。但是现代的东西，又对传统是一脉相承，不是古今断裂的，而是古今相连的。在周老先生的言语里，他古典和现代的结合是非常一致的，而且是堪为师表。说起来是常识的、政治亲民的意识，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又是难以做到的一种理性精神。
前不久，任剑涛我们几个出了一本书，有一个座谈。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有差别的。胡适先生说新文化运动开启的与时俱进，融古典与现代为一身的启蒙思想。胡适先生这一脉下来，周先生继承这样一支健康启蒙，不是非常极端的思想。这种思想我们可以说在很多的学者中，尤其是周老先生、资中筠先生，很多老先生身上都体现一种有现代追求、有现代的理性意识、批判精神，但是同时又是非常温文尔雅，对传统非常温情的这样一种现代精神。但是“五四运动”它开辟的是一种革命激进主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有重大区别，五四运动更加极端化。那就是所谓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带来更多是斯大林主义，带来民粹主义的思想，民粹主义的意识。应该对近代以来的思想传统做一些梳理，总的来说，从胡适之先生同周有光先生一路下来，他们给我们最大的教义，对世界、对社会有一个亲民的政治意识，有一种理性、进步的公民意识，而这种公民意识对当今中国具有着重大的警醒。
2015年我最大的期许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毛泽东在建国之前重庆谈判时候也曾经大力推崇罗斯福“四大自由”。今天“四大自由”我们就不说了，“恐惧的自由”——不能因言引来祸的这种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周先生经历了一百年的风雨，保持这样一种精神状况，堪为我们的楷模。祝愿周老先生能够活150岁，继续做我们的榜样。
邢小群：周先生曾“要求自己离抗战越近越好”
我先接一下高全喜先生的话，我也非常同意他，其实现在“打虎”已经进入了信息疲劳状态，但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方面的信息，每出现一批都让我们感到心灵的震撼，非常不安。下面将何处去实在是令人担忧。
我今天的讲话，可能比较靠近知识分子发言的意思。周有光老先生在百年聚会的时候，张森根请我和我先生丁东参加了那次小范围的会，从那以后我们经常见面，有时候周老送给我们书，非常荣幸跟周老有交流。
我今天主要谈一下《周有光百年口述》这本书。我比较早的时候拿到了打印的征求意见稿，看了以后还是非常受震动的。在此之前，也看到了李怀宇先生写的《周有光百年口述》，还有《我的人生故事》，根据他的口述编写的，还有一本传记《老藤椅慢慢摇》，这是传记性的作品。在这个期间，赵诚先生也曾受邀参加撰写周有光先生的传记，后来他最早看到了这个打印本以后，他说就用这个吧，说这个太全面了，这个非常好。我们拿到这本书以后也是迫不及待地赶快就看。我感觉到这本书表现一种波澜壮阔的人生，广阔的历史画卷，还有非常斑斓丰富的况味，使不同的人有自己不同的感受。我在这里只表述我在某一方面的体会，就是周有光先生他在公共领域里一些历史身影。
首先，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曾经得过忧郁症，后来被他的老师孟宪承先生带去参加乡村教育。孟先生认为中国走向现代化，重要的是群众教育，而最大多数的群众在农村，所以孟先生主张搞乡村教育，他办的江苏教育学院是培养农民的教师，周有光先生参加了，参加这个过程中他的忧郁症好了。
在那个年代，实际上30年代中国的乡村教育已经与世界接轨了，那时候陶行知先生、梁漱溟说先生都参与了中国乡村教育，我们不是没有很好的教育家，只是后来我们没有很好的制度。
第二，我想说周有光的抗战。周有光在江苏银行工作。江苏银行是上海八大银行之一，于是他又参加了上海征信所，成为征信所的董事，认识章乃器。他说我是温泉水式的人，很随波逐流的人，但是他好像从来不会参加非常激烈的行为。可是“七君子事件”的时候，前六个人被关押在苏州监狱，周有光的家就曾经做过七君子的联络站。这个我印象非常深，他在这里有很多的描述。
周有光先生自觉参加救国会，他认为只要敢于斗争，中国是有前途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银行家自觉的选择。他说年轻人不怕日本人打仗，不怕失败，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无论是精英还是凡人都会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后来他又跑到四川重庆参加了农本局。农本局是国民政府办的一个合作金库，类似合作银行这样一个机构。他被当时救国会的一个同事介绍参加了四川的一个农本会，当办事会的副会长，管着40个金库，他们为后方生产粮食棉花和运输工作。他认为农本局的工作很好解决了后方的粮食问题。通过周有光在抗战期间的事，可见抗战政府当时是如何做着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可是过去我们的宣传里从来不知道这些事情，包括早期的新四军的衣服和物资都是国民政府供应的。
我通过看这些资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周有光先生每次都要求自己离抗战越近越好，所以看到一个文弱的知识分子内心的坚强。同时他还说，农本局的位置上大多数都是金陵农业系和经济系毕业生，他们看到年轻人都是朝气蓬勃的工作。我们看到的另一面，国民政府工作的人，并不都是腐败无能。周有光先生回忆录，还原了历史，也让我们知道一些当时政府的职能和他们的所作所为。
解玺璋：智者拥有世界大同的胸怀
周先生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对于我们晚辈来说也是人格的标杆。他实现了“仁者不忧、智者不惑”，我觉得这三个方面他做得都非常好，是我们年轻后辈的榜样。
我们说他还可以活到150岁，很重要的一点他自己的心态。这个心态是一个仁者的心态，仁者的心态是什么?刚才说“不忧”，不是说他不忧这个国家，不忧这个社会，而是他不忧自己。他站在很高的角度，对未来充满希望。这是他作为一个仁者留下最重要的东西，他相信明天会更好。他给我们提供这样一种认知世界的观念或者方式方法。刚才有的老师也说我们要读周有光的书，做他的学生。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应该是介入到周有光精神世界这样一个方式。
我特别欣赏周先生说的，我们要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而不能以中国眼光看世界。其实这正是他作为一个智者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很重要精神食粮。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流行的恰恰跟他观念相反的，是特色论。我们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特色，跟别的群体是不一样，我们总是把自己从整个人类当中划分出来，我们拒绝人类这样一种文明的遗产，虽然我们这些人也享受着这些遗产，吃着西餐，穿着西装。我们至今其实还是在这样一个多体系运作。
周先生说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一个意识形态改革。我也非常赞同他这个观点。我去年写了一本书，序言中说：我们要进行体制改革、政治性改革，它的前提就是思想改造。书出版的时候整个被拿掉了，现在出版环境不允许你说这段话，一万多字的一篇序言不允许保留，开篇就说正文，只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周先生给我们提供一些东西是我们长期受用的，其实我们人类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整个文明并不冲突，里面有很多共通的东西。这些东西表现在周先生人格上，表现在他的智慧上。我们是人为把这些东西划分了一些界限，觉得对我们这个组织有好处的，我们就拿来用;危害我们这个统治的我们就排斥，我们是一种功利式的选择。周先生给我们提供一个对大文化的概念，认识世界的概念，这个世界大同的思想，应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也是有的，而且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就有天下的这种观念，世界大同观念。我这几年才开始结识周先生，去拜访他，读他的书，但我觉得他对我的启发就在这些地方。我们从周先生身上既能看到整个人类文化的积淀，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人格魅力。
任剑涛：现在中国太接地气，但无大历史眼光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周老110岁生日座谈会。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对周老的学术风格，我觉得需要放在中国大历史当中对它定位。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已经变成政治主调，但是我觉得，周老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恰恰是在大历史的走向中精确描述，以校正历史虚无主义。百年历史的见证人具有着最深沉的历史份量，所以周老一些发言尽管在理论上可能没有论证，使得一些追求逻辑力量的人表示不满，而追求极左政治立场表达的人表示愤慨，但是绝不能归为历史虚无主义。周老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指责，具有了百年人生厚重的校正力量，我觉得这非常关键。
现在中国太过强调接地气，但是没有大历史眼光。周老参与乡村教育运动，搞过语文改革，非常接地气，更关键的是周老有大历史的眼光，接地气和上境界，具体话语和宏大话语，如何能够在中国兼得而不是双失。在没有档次、没有宏大话语的情况下，来讲所谓“地气”，这个“地气”实际上就是自己在批的“三俗”。现在，从国家领导、思想精英、学界领袖都在一个劲向网络语言靠齐。网络语言有没有新锐?有没有思想载体?有没有创新特点?当然有，但对不起，它是“市井语言”。如果需要世界眼光，需要把握中国转型大趋势，需要了解中国走到这一个地步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我们就需要周老的宏大话语，以及与他以前尝试文化改革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对我们是一个重大的启发。当然，“上境界”不意味着把“接地气”给蔑视掉。两者之间如何平衡，周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在这样一个背景条件下，我觉得周老两个重大贡献，要有一个过程的评价。
第一，语文改革必须要放到大历史和大文化脉络中来对待。今年是新文化运动开展一百周年。新文化运动后来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带来中国政治重大变化，但新文化运动本身的政治走向却常常不为我们所重视。建构中国现代文化，如何使厚重的古典文化能够与青年、现代文化和当下现代文化结合，是我们语言文字文化运动所带来最重要的硕果。如何能够跟中国现代语言运动深层的社会变化和制度的语言运动呼应，周老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中介桥梁和中流砥柱。
今天，我们提倡传统文化。但怎么让传统文化回流运动和现代文化向前发展有一个对冲，周老应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这一问题。
第二，就中国现代国家架构来说，周有光重大命题确实切中了百年建国两大主题：
其一，中国政治往何处去和国家往何处去。周先生基本断定民主政治的国家建构指出了百年中国向何处去的政治答案。这个答案是不易。但不论改革紧迫性、改革系统性、改革整体性让我们面临多少艰难，毕竟有周先生指出的大方向在那儿了。
其二，世界公民。
“世界公民”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是在国家范围内世界公民是国家公民。国家公民一定要强调公民权，要有人民宏大话语落实到公民宪法结构再落实到选民的选举行动。从国家公民到选民的步步做实，是我们做世界公民国家公民的前提。世界公民更大的问题在哪儿?我们少世界情怀。怎么样撑开我们的眼光，使之不要执着于传统历史的辉煌，不要执着于既有的成就，而是看看经济文明之上如何有现代的政治文明?在新起现代文明基础上如何有一个人类眼光?如果没有一个做世界公民的基准，那么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还只停留在14世纪开始的民主国家建构的历史门槛之外，这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成长而言，情何以堪?在这个意义上，周先生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大文化大历史的提示。我们必须努力践行。
曲彦斌：周老有其独到的文化思想
曲彦斌：我的专业一个是语言学，一个是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所以很早就读过周先生的书。
人老不易，我也66岁了。人老不易，体会在哪儿?体会的是老了以后的生存和生活的质量问题。周先生110岁，我觉得他晚年生活质量非常高，我们这么多人解读他感受他，他是很高兴的。所以这几年读周先生的书，感受不像读学院式的系统、长篇论文，但是他零散的言论总体上会给我们专业文化研究带来很深刻的启迪。
尽管周先生本人拒绝承认他是文化学家，但我觉得他有其独到的文化思想。
郑勇：从世界看中国，周老集大成
郑勇：首先代表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为周老的110华诞献上我们的一点祝福，同时也特别感谢周老。
昨天我又一次去了周老的陋室书房，20年来，年年都去，已经记不清去多少次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一点，周老在三联书店出过的书，累计销售接近30万。他和三联书店创始人之一、邹韬奋先生是同学，还曾在89岁时为我们题过字，当时思维敏捷，随手就来，这一印象历久弥新。
周老跟三联的气质是契合的。周老80岁以后体现了人文精神。人文精神超出专业生命，不单单是一位金融学家、语言学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比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有思想。周老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多地得到知识界的关注。从世界看中国，周老集大成。
郁达夫先生说鲁迅的时候说过，一个民族没有伟人是可悲的。不过一个民族有伟人有大师，但是不知道尊敬，那是更值得悲观的。当年纪念蔡元培的时候，大家说得很好，对他最好的纪念，是“以口为碑，以文为碑，以心为碑”。所以，我们今天聚会了。周老，是时代的印记。
毛晓园：舅舅长出了黑头发，这是返老还童
去年一年，舅舅过得比较辛苦。他住院时，曾经下过几次病危通知，手和脚都被针打得又青又肿，住了两个月以后出院，因为胰腺的问题。吃的方面受到很大限制，去年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只能喝营养液，吃菜汁和米汤，而且一直是无油的。去年9、10月份慢慢好起来，他开始想吃东西了，我们问他想吃什么?他说想吃烤鸭，从10月到现在，吃过三次烤鸭，还吃过几次大闸蟹。我们做的葱油海参，他也特别爱吃。他现在脸色也红润起来了，身体也胖起来了，特别神奇的是头上长了好多黑头发来。所有人都觉得这是“返老还童”。没有人不惊叹110岁老人生命力的顽强。
这么多年来，蒋大夫对我舅舅健康非常关注，80多岁的老人跑医院跑家里，无微不至地照顾他。所以我们要衷心的感谢蒋大夫，蒋大夫是我舅舅的保护神。
今天参会的嘉宾，有的给舅舅当编辑，有的给他出书，有的不断地给他送精神食粮，你们都是我舅舅生命里的精神支柱。舅舅经常说，历史进退，匹夫有责。看到大家这么大努力，这么付出，他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所以他说，要谢谢大家，要谢谢你们。谢谢!
(本文未经讲者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