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这一天，我还在北京做电工，听到赵去世的消息，虽然知道这是迟早要来的事情，心里头还是一震。
如果按照学运世代分际，像我这样的七零后，自然属于后把酒（编者注：后89）一代，和莫之许马绍芳这类经历过学运的把酒一代有明确的区分，和赵这代领导人并无任何直接的交际。
在那个事件之前，我对赵和赵时代的两个印象，一是在中学课堂上，我的政治课本突然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将枯燥的政治术语置换成了鲜活的经济学常识，这是我印象中最喜欢的政治课教材。语文课也发生了变化，我的语文老师天天拿着中国青年报来给我们读报——读正在连载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的解说词。
另一个是在家里，1987年中共十三大开幕时，父亲和母亲在田间地头都随时开着那台责任制头一年购置的红灯牌收音机。对政治似懂非懂的我，好奇的问父母这个操着一口河南口音的人是谁，讲的话很重要吗。母亲很严肃地告诉我，这个人讲的内容和我们吃的穿的直接相关啊，关系到以后还会不会搞大集体，会不会再搞文革等……
等我再次听到这个熟悉的河南口音时，已经是两年之后春夏之交的电视上。尔后的二十多年中，不知道有多少像我这种后把酒一代年轻人，都曾经在那个三个半小时之长的著名纪录片中反反复复听到那两句熟悉的河南话。
其实，正是前后这两个纪录片，某种程度上完成了我们这些后把酒一代的政治启蒙。而赵本人此后十六年间的肉身式存在，也成为后把酒一代和把酒一代之间人格符号式的接头暗号。
正是这些原因，我和同为电工的乐山买了花篮，一起赶去王府井附近的富强胡同六号。胡同里有人闪出拦住去路，在短暂的争执与解释后，我们得以进入灵堂吊唁。一周后，我接到来电显示为八个零的中办电话，通知去后海某地宾馆登记，取参加追悼会的车证。
1月29日，八宝山的追悼会上，我排在长长的吊唁队伍里，看到年迈的知识分子在跺脚咒骂W是没用的废物，看到着军装的长者在赵的遗体前立定致军礼，看到政治宣示意义上的赵家挽联：支持您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做您的儿女是我们终生的荣耀。
从灵堂出来，我看到带着“沧桑不渝，把酒一代敬挽”长幅挽联被当场擒获没能进入灵堂的莫之许、花岗岩诸人，看到长安街南侧便衣在驱赶成群结队而来的访民，看到路边外媒在躲躲闪闪地采访不惮于发言的吊客。正是在这里，乐山对外媒说了这段话：在我们国家，曾经有一个领导人，愿意站在人民一边，却落得如此下场……
一晃十年，一切就像从没有发生过。但在这十年中，关于他晚年的资料也逐渐得见天日。
在他自己的录音实录《改革历程》中，我看到他致力于澄清1987年初胡下台时关于他态度的传言，看到他反复申述和邓之间的误解与芥蒂——自始至终，在这本书中，他都视年长他15岁的邓为人伦长辈与政治教父。在杜导正的回忆录中，我看到那些令人唏嘘的晚年细节，杜记叙赵留他在富强胡同用晚餐，餐毕赵却已经无法支使自己的司机送这位老部下回家。
环球时报在昨天的社论《对一些人和事，官方沉默也是态度》里，以一贯大言不惭的口吻宣称：不僅官方，隨著時間推移，中國社會看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也有了更多成熟和理性。對中央關於趙做過“有益貢獻”和“在關鍵時刻犯了嚴重錯誤”的評價，社會的認同度越來越高，中國這二十幾年的高速發展，也無聲地支持了這一評價。未來修改這一評價的空間，很可能遠遠小於因時過境遷事情被淡化、人們更多記住一位老同志曾經所做好事的空間。
同样在昨天，同为后把酒一代的媒体同行魏寒枫写的一篇评述文章《就算你再喜欢逃避，最终也必须得做出选择》在微信微博里刷屏。这是篇沉痛而内敛的文章。但对赵的性格与人格分析，仍嫌过苛，不仅简化了当时当下的政治格局与紧迫情境，也忽略了赵心里和邓之间情若父子的代际传承关系。（点击阅读原文可看到魏寒枫此篇）
在这个十周年忌日，对赵最恰当的评价，还是《改革历程》后记中哈佛教授麦克法夸尔写下的这段话：
“如今的中国，赵是不允许存在的。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为国效力，功勋卓著，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当他腐坏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
石扉客
2015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