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
最近，“新常态”成了中国官方的常用新词，意指经济增长率下滑将成为一种经常状态。以往，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引来国际投行界的追捧，以为中国代表着世界的光明未来；现在，中国政府视经济下滑为新常态，那就意味着，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里，中国经济不但将告别繁荣，而且不再“一枝独秀”。但是，这个新常态究竟会是何等光景，从中国的官媒上只能雾里看花。其实，出现这个新常态并非偶然，中国经济过去十几年的增长暗藏着一系列隐患，眼下不过是隐患显山露水罢了。
中国经济由盛转衰的奥秘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无非靠国内消费、出口和投资这“三驾马车”。由于中国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始终不能随经济增长而正常上升，因此，过去十几年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出奇的低，2013年仅占36%，比改革前的1977年还低16个百分点，目前在国际上名列倒数最后几名。若没有出口或投资的增长，仅靠国内消费来拉动经济，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只能达到目前的三分之一而已。幸好中国加入了WTO，因此有十几年依靠出口快速上升而维持了经济高增长。但出口过多又导致外汇储备过大、国内货币投放过多，因而产生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泡沫带动房价迅速上升，于是地方政府十年前就走上了依靠推动房地产发展来带动经济增长的道路。房地产的过度发展超出民众的实际需要、房价高企越过了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之后，就必然出现房产过剩和房地产泡沫。半年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指出：全社会资金总量的七成左右被拖累在房地产这个链条上，如今楼市开始明显地下行了；中国不得不告别以往持续若干年的投资主导的经济模式，这个模式被迫转型，不得不转。
中国之所以告别经济繁荣，是因为国内消费、出口和投资这“三匹拉车的马”先后趴窝，于是就进入了经济下滑这种新常态。事实上，增长率下滑不过是表象；出现新常态的问题根源在于，房地产业泡沫化，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坏账暴增，银行系统岌岌可危，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国家发改委的徐策和王元不久前指出，1997到2013年中国投资的36%是无效投资，其中2009到2013年无效投资达42万亿。按照他们提供的无效投资数额，我计算的结果是，2009到201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扣除设备购置数额）为127万亿，无效投资约占三分之一。投资的来源无非是银行贷款或发行理财产品，无效投资就是坏账，短短5年里银行新增坏账40多万亿，仅此一项便占2014年底中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一半。这种情形若发生在政府不盲目干预经济、银行均为私营的自由经济国家，金融危机早就爆发了。中国税务杂志原社长张木生是个敢言之人，他在习近平上台前曾公开指责党的高层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他最近又发言称，“不要用简单的新常态来掩盖我们所面临的巨大问题，现在有断崖式崩塌的危险”。
就业艰难从此成为新常态
因通货膨胀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继前两年珠江三角洲大批港台企业关闭，最近长江三角洲的繁荣地区也出现了外企倒闭潮。自去年12月以来，仅诺基亚的东莞和北京工厂、苏州联建科技、东莞的万事达公司和联胜公司以及苏州的闳晖科技几家倒闭，即裁员近3万人。据报导，今年春节前后还可能爆发更密集、更大规模的倒闭潮。除了农民工就业艰难外，大学生的求职也日益困难。据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与赶集网联合发布的《90后毕业生饭碗报告》，到去年6月末，2014年的应届毕业生仅14.3%找到了工作。
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常年是4%，几乎成了个常数，因此毫无可信之处。但温家宝曾在2010年3月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说了大实话：“中国失业人口有2亿。”今年1月22日，原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在2015冬季达沃斯论坛表示，由于工资上涨，中国将再减少1.24亿人的制造业岗位。目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4亿，一旦失业人口达到3亿，真实失业率相当于32%。如果这样的失业率成为新常态，社会自然难以稳定。复旦大学日前发布的《中国网络社会心态报告(2014)》介绍，目前社会上最广泛的负面社会情绪是不公平感和不安全感，而社会底层群体的反映最强烈。
中国政府的两难选择
中国政府目前面临的长考是，要挽救银行、避免金融风险，还是要继续维持经济泡沫，从而尽量增加就业机会，两者不可兼顾。目前当局虽然强调要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增加，根本目的是避免倒账造成银行破产，但又顾虑到失业率高居不下会埋下定时炸弹，因此不得不首鼠两端，既松银根，又控债务。但是，把房地产泡沫进一步吹大，可能增大金融风险，促使金融危机爆发；银行系统一旦动摇，就会出现资本外逃，那对中国经济同样也是致命的。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虽能部分缓解民众对贪官的恨意，但却无法消解他们因失业而产生的社会不满。在高失业率成为新常态的环境下，虽然政治高压和思想控制、网络管制会暂时遏制社会不满的爆发，但不可能维系长治久安。中国持续20多年的高增长未曾缓解社会不公造成的广泛社会不满，今后长期的高失业率很可能孕育更强的民间敌意情绪，而中产阶层的“出逃”意识也将因此而进一步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