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杰 |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1月30日，一位新疆哈萨克牧民意外捡到一块重16斤的狗头金。狗头金是一种罕见的天然金块，现在它的所有权归谁呢？律师称，该牧民不仅不能自己保留捡到的金块，更不能拿到市场去买卖。金块无论属于文物还是矿产，都需要上缴国家。目前当地文物局已确认，这块狗头金不属于文物。下一步可能要按矿产处理，上缴国家，否则将面临处罚。
拾获无主宝贝却要上交，否则有牢狱之灾，这听起来有点荒谬，但千真万确，这种事情在中国经常发生。2014年8位重庆村民从河中挖中30米的乌木，卖了19.6万元。当地财政局将他们起诉至法院，要求还钱。按照中国法律规定，文物矿藏的所有权归国家，就连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也归国家所有。每次类似新闻一发生都会引起强烈争议，可见规定并不符合人们的情理期待。现实生活中对于遗失的有主物处理几无争议，今天只讨论无主和所有权人不明的宝贝，尤其是对“国家所有”提出质疑。
这要从财产权的起源说起。人赤条条地来到世间，需要借助各种资源才能生存发展。以何种名义正当地获取和占有，这实在是人际交往的头等大事，否则人类将陷入无日不争、无日无抢的混乱状态。“财产权”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观念发明，它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止争”好理解，“定分”尤其重要：确立占有财产的正当名分。一株路旁大树结满果子，谁去采都没问题，为什么你从别人手里抢果子就不行？同样是一株果树，如果它栽种在私人院子里，为什么邻居溜进来采果子就不可以？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
无论是古今风俗民情，还是现今各国法律，都存在一条规则：先占确立财产权。我个人更愿意采用政治哲学家罗斯巴德的表述，个人拥有自己的身体，再运用身体占有无主自然物，包括耕种荒地，采拾野果，捕猎野兽，使这些物品脱离自然状态而成为“财产”，这是获取原始财产权最自然正当的方式。其他合法财产权则依靠交易、赠予、遗产等自愿方式获得。我们环顾四周，目力所及的财产权无不来源于此。
财产权是文明的基础，否则人际关系将时刻处于紧张，财富无法保存，生产无法进行，未来无法期待。偷盗、抢劫则是侵犯财产权的方式，靠它获得财物不正当。这也是为什么“征税”争议重重，千万人唾弃，一有机会几乎所有人就想躲避的原因——征税从本质上说，和抢劫并无区别，它只是国家的合法抢劫。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获取财产的方式（征税、通胀、征收财产）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回到无主物的讨论。一件古董文物被村民从地下挖出，我们知道它最初并非无主物，而是古代某人财产。他的后人不能找到，或无法证明这种赠与和遗产关系，古董文物应被假定为无主物，由发现者获得所有权，这符合先占原则。至于农民从河道挖出乌木，牧民捡到狗头金，美国牧场农民从地下挖出石油，这些情形就更加简单了。因为他们行为的性质和出海捕鱼的老人，采蘑菇的小姑娘没有本质区别。他们获取财产的方式自然并且正当，反而政府依据一纸法令强行征收，那才是违反自然法。
有人会说：“按照财产权原则，你不能跑到别人家果园采果子，你也不能在别人院子里挖宝，因为侵犯别人财产权在先。法律规定山川河流属于国家所有，在土地上拾得金子，理应属于国家。”对这种说法，我的回答是：政府创设“国家所有”没有正当性。
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山川河流名义属于国家，这些只是出自政府宣布。这种“国家所有”是一种剥夺，与私有化的世界大势相悖，现实中人们往往也不太当真。人们很少跑到私人领地采摘，搭建房子，却可以公开坦荡地在“国家所有”的名山大川捕猎游览，盖个小屋——人们总是用行动流露出对私人产权的敬畏，对国家所有则不以为然，往往以无主视之。
从河流挖出乌木，在野地里捡到金子——财产权归发现者，这正当无疑。如果法律承认这一点（我国民法通则对一般无主物就采取先占原则），那算是良法；如果法律不承认，蛮横地将金子、矿藏、文物等贵重无主物划为国家所有，这法律就变成了政府巧取豪夺的幌子。先占者隐瞒、藏匿、拒不上报，这些都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正当之举，自由主义者理应站在他们这边。
有一些乡愿，温和的国家主义者，他们主张“政府可以征收，但是应合理补偿”。这些人不过是一强盗身边和颜悦色，貌似恭良的军师。我国文物保护法早有规定，对主动上交和捐献文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现实情况往往是一面锦旗，几百块钱，更多则是一番恫吓之后，完全没有奖励。最老实本分的民众受到最深愚弄和伤害，这种新闻发生了不少。正确的呼吁应该是废除恶法，还权于民，让民众捡到宝贝之后的感受是喜从天降，而不是担惊受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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