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苹果》响起，身体忍不住扭动。2015年1月14日晚上7点半，凉风刺骨，北京王府井天主教堂前的广场上，陆续聚集了三十几个大妈，排成五六排。大妈们几乎都裹着羽绒服，套着帽子，舞姿显得有些笨拙。
300多年历史的大教堂是舞台的幕布，三个尖顶楼直冲夜空，地灯则将厚重的墙面打成一片金黄，教堂大门楹联上写着“尚父宏勳冠古今，庇民大德包中外”。她们的身后，霓虹招牌闪烁一片，不远处，王府井步行街的节日氛围犹在，圣诞树光影闪烁橱窗，行人尤其是外地游客川流不息。
两年前，正是这里聚集了可能是北京最大，也是最有纪律的一支大妈广场舞军团——王府井广场舞团。那个时候，她们引领风尚，吸引媒体，被称为中国“大妈现象”。五个月前，全国最大的广场舞诈骗案在这里被捅破，四十余人受骗，涉案金额近千万。什么人，又如何能骗得过京城中心王府井的中国大妈？
张依
“那刚好是2011年10月1日，我去天安门看灯，看完后往家走。已经8点了，看到教堂门口有人在跳舞。”张月如回忆第一次遇见王府井广场舞团的情景。
张月如63岁，已退休，住在东单人艺旁边的报房胡同，有一独子，“我看了一会儿，觉得他们跳得挺好，就想加入，于是四处寻找领头人。回头一看，天伦王朝酒店那个坡上站着一个胖子。”
张月如脾气直爽，嗓门极大，语速快，在咖啡馆聊天，她的声音常常引人侧目，但遇到这个胖子后，张的气场完全被压下去了。
“比我矮一点，比我胖三圈，但长得慈眉善目，一脸正气。”这是张月如第一次见到张依。2011年那时，《最炫民族风》还没流行，更没有《小苹果》，教堂门口的老太太跳的是普通的十六步，张月如早已经熟悉，她和张依搭讪，希望能加入这个舞团。
交谈中，张月如发现张依也住在报房胡同，两家相距不到一百米。凭借街坊关系，张月如很快如愿以偿。
张依今年56岁，上身胖，腿很细。人懒，能坐着绝不站着。“和我在一起，再近都要我用电动车带着她。”让张月如后来诟病的是，张依饭量很大，“一顿能吃两个肘子，常去我们家蹭饭，说我做的宫保鸡丁好吃。”
报房胡同都是平房，有年头。从人艺大门旁的小路进来，五分钟就能走到74号。张依家就在这儿，对面是个饭馆，叫“丰泽居”，旁边是一家棉花铺。张的房子在四合院西北角，里面堆满了老旧家具。
邻居对张依印象很好，都说她为人大方，和谁都谈得来，有声望；张依还号称当过兵，经常把“战友”挂在嘴边。但事发后，大妈们从警方那里得知，张依只是做过某部队招待所的服务员而已。也许是耳濡目染，张依的举手投足很有派头，透着一股官气，隐隐透着威严与权力感。她还满身都是好东西，“她戴着金戒指，镶着宝石，有一条很粗的金项链，韩版的衣服，看起来都挺名贵的。”赵云峰说，他是广场舞的男团员，今年58岁，在北京一家研究机构任职。
就这样，气场声望、权力感与财富聚集一身，胖大妈张依一下子与众不同地降临到京城核心地带。
报房胡同
这支广场舞团的核心成员大多来自王府井附近的报房胡同和柏树胡同。明朝时，报房胡同名为“豹房胡同”，相传是皇宫圈养豹子的地方，还有一种说法这里曾是“京报”——最初为皇上刊发圣谕与大臣奏议的官方指定出版物的所在地。胡同里曾经有一座法华寺，在戊戌变法时，谭嗣同与袁世凯于此见面，劝他反戈一击。
这里披背天安门的权泽，连通王府井的商业，更有一墙之隔的北京人艺的文化气息涵韵，但这些对大妈们似乎都挺遥远。
“报房胡同是我娘家，我在这里长大。”张月如说。结婚后，为了照顾已经年迈的父母，她经常回来，为父母做饭。“我和街坊邻居都很熟，但也只是点头之交，最多就是打打牌。”
这里不少大妈都是原来附近国营工厂的职工或家属，孩子大了搬出去住，有时间有心的才回来看看。她们退休工资不高，但能过得去，如果房子多，卖出、拆迁或租出去家底就厚实不少了。也有人成了“反恐大妈”，带个红袖标定点“执勤”，审视周遭，她们似乎又找到了组织，但更多的人游离在外。
人们想象中那种老北京邻里的亲切无间，早已在现实的冲刷下慢慢淡去，报房胡同这些大妈并不是特别熟悉。加上这一片外地人不少，做小买卖的——胡同口是一对福建夫妻，还有住小旅馆的，反而多了那种“街角社会”大熔炉的感觉。相比之下，南边几个社区就“纯粹”些，再南边一些区域则是不少机关的家属院，干部多，又是一番高大上的景象。
2011年“十一”前，王府井教堂小广场那儿也就十多人跳舞。那之后，张月如以及她的牌友被张依吸引了过去。张依的舞团是王府井附近最早的一个广场舞团，它彻底改变这片区域，成了大妈们的社交新媒体。
五百大妈
这支王府井广场舞队最高峰时有五百多人。那是一个巨大的大方阵，二十多排，每排二十人左右。前排靠着教堂，后排紧挨王府井大街。音乐响起，五百多人整齐划一地挥动着荧光棒，煞是壮观。她们也找到了“组织”。
“总教头”张依总是早早到场。她不是走过来的，都是一位老先生骑着电动车带着过来的，他俩关系不明，队员们私下都称他“傍尖儿”，北京土话，姘头的意思。似乎这也给张增加了一层神秘感。通常的情况下，张依在天伦王朝酒店那个坡上站着俯视“队伍”。
广场舞团员都服她，她将“当兵”的经验移植到大妈身上，将她们组织得层次分明。而哪些人能站在前排，能获得哪些“福利”，是张依能统驭五百多人的关键所在。
因为是街坊，2011年10月1日，张月如加入广场舞团时，被分到第五排，这已经是一个很靠前的位置，但几天下来，她发现前四排才是特权层。“我几次过去都看到他们在发小玩意，比如小亮灯，能戴在手上，跳起舞来一闪一闪的，但她就发前四排的人。”舞团成员赵云峰也发现，“前四排都是张依的朋友，或者街坊，还有就是被她发现，很有闲钱的人。”
前四排成员还有一张“舞牌”。这是张依的发明，类似工牌，也挂在脖子上，一个大大的“舞”字下面标明位置，比如“第四排”。“舞牌”工本费10块，跳舞前要检查一遍。经常有不带舞牌的人被赶出前四排，还有闹得打架的。戴着舞牌，就意味着你进入了舞团的核心团队，同时也意味着成为张依的潜在猎物。
跳到一半，张依那位“傍尖儿”就上场了，他从电动车里般下一个纸箱，开始一排排发东西，箱中物品时常不同，有时是闪光灯，有时是荧光棒，以前四排为主，一路发下来，“只要傍尖儿看得顺眼的就给。”赵云峰说。
王府井广场舞团例行的程序是先唱歌后跳舞。唱歌时，傍尖儿就开始用纸条做阄。他在纸条上一笔一划地写着“小手机”、“大手机”、“平板电脑”，然后混到一起。唱歌结束后，傍尖儿将装着纸团的袋子拿出来抓阄，但这只是前四排的专利。抓到大手机的欢欣鼓舞，抓到白纸则哀叹手臭，连接下来的《最炫民族风》都会跳得无精打采。
张依发的东西五花八门，而且顺时当令。圣诞节就发圣诞帽，那帽子还能发出啾啾声，夏天就发运动衫，各种颜色的。最后是各种水果，前四排的人一箱一箱抬回家，有时根本吃不完。发东西的频率还相当高，小物件隔天发一次，大奖一周一抽。
很快，王府井广场舞团大方的名声就传遍四周，慕名而来的大妈越来越多。从附近的胡同，到朝内小街，再到平安里，最火的时候，方庄的大妈也每晚巴巴地从丰台赶到东城，单程坐公交车要一小时。“想想当时真是疯了，她拿着我们的钱乱买东西，我们还在感恩。”张月如说。
当时刚加入舞团的张月如只有一腔热情与妒忌——眼见前四排天天往家搬东西，而傍尖儿在自己身前一晃而过，自己连个小亮灯都没有。
“前四排的都是和她搓麻将的，跳完舞还一起吃饭。”有次张月如忍不住了，挤进了第四排，结果被“傍尖儿”认出来了，不发给她，两人吵了起来。后来身旁的班长捅了捅张，说和他吵没用，咱们跳完舞找张依吧。
当晚，张月如和这位班长请张依吃了一顿宵夜。这顿宵夜，让张月如走向地狱。
金马公司
晚九点，舞罢，三人骑着电动车来到了东四八条的“五哥烤翅”，每人点了二十个，边吃边聊。
“都怪我嘴欠，什么不好聊，聊起了股票。”张月如如今一脸懊悔。2007年，因为拆迁，张月如手里有了一笔闲钱，就投入了股市，卡在六千点巅峰上，随即套牢。
听到这儿，张依随即接口，说她有一个老战友开了一家“金马公司”，进口韩货。她建议张月如不要炒股了，把钱提出来入股，“十万块每月可以拿到一千五百元的利息。”
在与队员的交往中，高大上的“金马公司”常挂在张依嘴边，按她的说法，派给团员的所有东西，都是公司赞助的，广场舞团出去活动，正式名称也用“金马”。
张依曾经以金马公司的名义组织过募捐。“在2013年夏天，她说金马公司的一个小女孩得了白血病，让大家捐钱。”赵云峰说，他捐了五百。总捐款额九万送到北京肿瘤医院，“一男一女出来拿的，说是小姑娘的父母，但谁也没见过小姑娘。”
张依跳舞的时候也经常让大家精神点，说金马公司的领导会来检查。所有的团员对这个无所不卖，还对老年人充满关爱的大金主尊敬不已。不过没人知道金马公司在哪里，也没人见过公司的员工。
吃完烤翅的第二天，张月如就站到了第三排核心区里，“傍尖儿”发东西再不会没有自己的了。现实中难以逾越的心理落差在此多少获得弥补，但代价随之而来。
2012年4月13日上午，张依来到张月如家，开口就要她入股。“我当时也拿不定主意，后来我想她总是发东西，挺有钱的样子，又想在一个胡同里住，跑不了，就给了她六万。”她去银行取了钱，“就像做贼一样，看四周没人，赶紧塞她怀里。当时张依说，不是谁都能入股，关系好的人才能入，所以不能让人知道。”
六万块钱换来一张借条，上面没有金马公司的章，只有张依的签名。过了几天，张月如又取了五万元送去，半个月后，张依开始“派息”。派息也跟做贼一样，走在胡同里，张依瞅着没人，拿出一千五塞进张月如的袋子里，说是工资，赶紧走，别被人看到。张依派钱的时候从来不说股息，一直说是工资。
从领东西到借钱，张月如一直瞒着家里。她知道儿子有主见，也不贪人便宜，要知道自己拿回家这么多东西都是发的，一定不要。借钱的事她更不敢和家人说，就想着最后连本带利拿回来，给儿子办个风风光光的婚礼。
成为金马的“股东”之后，张月如在广场舞团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她被张依指定为第三排的班长。班长的权力不小，每天谁来谁没来都由她统计，这一排所有人的电话号码都要告诉班长，汇总后交给张依。队员们不能直接联系张依，必须通过班长。
拿到了股息，又成为管着二十多号人的班长，每晚跳舞的时候，张月如都觉得特别给力，“那段时间学新的动作都特别快”。
当然，张依借钱的速度也特别快。到2012年年底，张依已经向二十多位团员借钱。对于北京户口的大妈，她一般会用合作做生意为借口，老人手中谁没有点压箱子的积蓄呢！而对外地户口的阿姨，她经常扮作神通广大，比如以办理北京户口之名分别从两位大妈（其中一人也是班长）那儿借走30万和50万，这倒也是一种“刚需”。
海选
2012年11月13日，张依从张月如那里拿到了第三笔钱——十万元；11月15日，第四笔钱，又是十万元；2013年4月8日，又借了九万元。一年之内，张月如已经借给张依四十万元，张依应承的股息，已经达到每月六千元。
广场舞风靡全国之后，各地也陆续传出各式各样的广场舞诈骗案。2014年4月，安徽省黄山市一审判决两位利用广场舞诈骗的男子入狱十年，他们号称做防盗门生意骗取四位广场舞伴共64万元；2014年9月，海南省海口市审理了陈某诈骗案，这位陈某利用广场舞骗取了一位舞伴32万。相比这两个，张依不但诈骗金额空前，更在于她做的是长线买卖，她构建等级并激发大妈的情感——希望、苦恼、妒忌、认同。有了广场舞这个平台，这些很少为外人察觉与关照的基本情绪就可以在此正儿八经摆上台面，甚至放大。“带头大姐”张依几乎是个天生的社会心理学高手。
案发后，据警方统计，仅王府井广场舞团，受骗人数就有37人。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让三十几人相互隔绝借钱信息，是张依的行骗关键。
每次钱到手之后，张依总要叮嘱几句，“千万不要同别人说，这生意大家都做就赚不到钱了。”赵云峰说。随着借款的增多，张依对王府井广场舞团的管理愈发严格。跳舞时不许说话，上厕所不许两个人一起去。教堂广场上并没有厕所，大妈们要去旁边酒店的洗手间。“有一次我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去了，被她骂了一顿，说去这么多人，不好好跳舞，对不起金马公司的领导。”张月如说，“后来想想，她是怕我们商量借钱的事。”
这个时候，王府井广场舞团有了新的动作。张依在广场舞团的基础上，又要考试选拔一个合唱团。每天跳舞之前，合唱团先站在教堂台阶上放歌。
王府井天主教堂一共有四排台阶，最多只能站八十多人，但应试者有五百人。张依模仿起超级女声海选，主考官就是她和“傍尖儿”，考试曲目就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张依还是有一点当考官的资本，“她唱歌是个好手，肺活量大，音也准，据她说家里以前开过卡拉OK。”赵云峰说。
“大海航行靠舵手”，为了再现当年的考试场景，张月如面对本刊记者大声唱了一句，“这个‘靠’字是要带转音的，这样才能拿准调，我当时就是这个字没唱准，被刷了下来。”
海选后的第二天，张月如就来到报房胡同74号，张依的家里，想讨个公道，自己借了四十万元，成了股东，为什么还不能进合唱团？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争吵，又以借钱而结束。
张依告诉她，只有买入更多的股份，才能免试进入合唱团。张月如已经没有更多的存款，只有股市里那一堆亏损的股票。在张依的蛊惑下，张月如亏本将股票全部抛售。
“股票卖了三十五万元，我自己有三万元，一起给了她。”那三万元是之前得到的利息。后来还陆续借了一些，总计八十一万元。
这是2014年4月，张月如进入合唱团，站在了台阶上，也走进王府井广场舞团的最高层，代价是那八十万元借款。
裂缝
也许一个人心中总要有个现实的神。事后回忆，多位受害者都认为自己当时是着魔了。她们疯狂地信任张依，为她买饭，为她吵架，为她拿出家里的所有积蓄。
一位曾经跟随张依去广州采购的班长告诉本刊，“当时我才发现张依是一个很能吵架的人，在火车上谁碰她一下，她就能指着别人鼻子骂半天。”在王府井，她却为人和善，从来都没和人红过脸，跳舞有什么纠纷也都是客客气气。“后来想想也明白了，在王府井教堂，她就是王，还需要她亲自吵架吗？”
严格的等级，统一的服装，荧光棒，舞步，王府井广场舞被张依硬生生弄出了仪式感、组织感。再加上那些不断释放出来的小恩小惠，张依的地位无可动摇，仿佛中国历史上太多的强大组织，一点恩泽，不断索要，还心安理得。
为了让大家记住自己的恩德，张依给王府井广场舞团安排了固定的结束歌曲——《感恩的心》。不仅唱，还要表演歌曲中的哑语动作，双手比划出“心”的时候，要转过身，将“心”献给站在旁边的张依。
2012年底，张依开始大举借钱后，就从报房胡同的平房搬出来，住进胡同口汉庭酒店的315室。原因是家里的水管坏了，修来修去修不好，就搬出来了。
除了送东西之外，张依还经常组织团员们外出旅游。2014年春节后，张依以金马公司的名义带着四十多名团员去昌平的龙脉温泉，每人出100元，剩余的由金马公司承担。上了车后就唱歌，吵得司机都受不了了。
在前台办理入住手续时，赵云峰无意中看到了张依的身份证。“她对自己的身份证看护得可紧了，不让人看到，那天傍尖儿帮她登记，我扫到一眼。”身份证照片还是那个张依，但名字却是“张力”，住址也不在报房胡同，而是朝阳区常营。赵云峰将他的发现告诉了其他团员，众人心头掠过一丝隐忧，张依的堡垒出现了第一条裂缝。
当票
温泉归来之后，张依也似乎发现了什么，她在教堂广场出现的时间明显变少了。“春节以后，她每次就唱唱歌，舞也不跳了，8点就走了。”张月如说，“4月后，连歌也不唱了，完全见不到她人。”
“那段时候，我经常半夜接到她的电话。”赵云峰说，“她总是说有一笔生意来了，比如说做酒做表，你掏点我掏点，说两人一起凑。”
做生意的话大家听多了，很多都不为所动，但张依却没有停止思考的脚步。2014年4月6日，张月如接到张依的电话，听到了她的哭声。“说她的孙子7个月早产，刚刚生下来，脑袋偏，腿瘸。让我聚集大家集资募捐，反正就是白给她，一共筹得四万多元。
7月4日，张月如又接到了张依的电话，“说自己的儿媳妇难产大出血，从4月份住院一直住到7月份。孙子又检查出来心脏不好，眼睛毛病更大，眼珠都不带转的，怎么晃都不转，你说这还是活孩子吗？”张月如说。
为了证明所言不虚，张依还快递了一张孩子照片，后来才知道，她是跑医院偷拍的。“真缺德，拍人家小孩。”张月如说。
“我也真是没钱了。我那钱怎么来的？婆婆的拆迁房钱十多万，然后是公公的住房补贴，六十米的住房补贴折了十来万，加上自己历年的积蓄一共八十一万元，已经全给她了。”张月如开始数家底，“但她哭得这么惨，我只能当首饰了，老人给我留的首饰。”
7月4日下午，张月如带着一枚24K戒指和一串24K项链来到东四大街的典当行，戒指当了一万六，项链当了两万五。“我一边当，一边打电话，我说当了啊。就是想让典当行的听着，如果她以后不承认的话，留个人证。”张月如说。
当了首饰之后，张依仍然没有放过张月如，继续以孙子的病为名义借钱。“最后我实在没钱了，我拿了一个盆，里面放了小米，在胡同里一边走一边敲，为她孙子招魂。一边敲一边给她打电话，让她听听响。”
张依孙子的魂有没有回来不清楚，张月如的魂却回来了。温泉回来之后，张月如也起了疑心，开始向张依讨要本金。张月如找到一个黑皮本，夹着12张借据，开始了讨债生涯。“到她家里，一开口她就先哭出来。她说孩子有病我忙不过来，公司也去不了，等孩子好利落，年底结账，还让我抱着利息偷着乐吧。”张月如说。
一个月之后，张月如连偷着乐的希望都没有了。
抓捕
2014年8月4日上午，张月如去景山公园散步。走到半截心脏病发了，心慌，“像是有什么预兆一样。”晚上7点钟，像平常一样，张月如来到了教堂广场，她突然发现，没人在跳舞，全部聚集在天伦王朝酒店的那个坡上，就是张依以前站着的，俯视全场的位置。
张月如看到第一排的班长正在招呼大家登记，人头攒动，一时数不清楚多少人。那位班长招呼张月如，“张姐，你借了张依多少钱。”张月如没有明白，反问了一句，“你问这个干吗？”那位班长说，“你还不知道吧，张依被逮起来了。”
张月如顿时脑袋就大了，全身一瘫，好在那个班长一下子抱住才没倒下。
张依是8月4日上午被抓起来的。“知道她的名字是假的后，我一直找她要钱，但她一直不还，还不露面，8月2日我报了警，也和大家商量怎么把她弄出来。”赵云峰说。
8月3日早上，赵云峰接到了张依的电话，又是借钱。赵婉拒说回去跟媳妇商量商量。张依说那先借一万块吧，一个星期一定还。晚上九点半，张依又打过来电话，赵云峰告诉她第二天早上来家里取钱。
4日早上，赵云峰召集了十多个广场舞团员，坐等在家。九点钟，三名警察开着民用牌号的车辆等在赵云峰家的胡同口。十点，一辆白灰色的现代车开了过来，这辆车围着胡同绕了四圈，最后停在胡同口。这时，张依来电，说已经到了。
“我到现代车跟前的时候警察正在查。”赵云峰说。警察向后座的张依出示了逮捕令，“张依当时还装，问我是怎么回事。”
张依案涉及被害人37人，借据金额高达九百二十万。被骗的不仅是大妈，也有三十多岁的年轻白领，甚至还包括残障人士。“有一个傻子，天天站在最后面，我们跳舞，他就比划，”赵云峰说，“张依每次发东西都有他，我们当时还挺感动的，后来才知道张依向他父亲借了9万。”据检察院透露，张依给团员发放的东西价值在百万以上，被骗的人不理解张依的动机，“她骗了我们的钱，然后给我们发东西，是不是脑子有病。”张月如说。
目前此案已经转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她的户口所在地在常营，报房胡同74号的平房是租的。而据警方透露，张依退休工资不高，只有两千多，这几年她无疑“发达”了。如今，被骗的大妈们又像广场舞那样组织了起来，定期向司法机关施加压力，以期能追回借款。她们走访了看守所，公安局，法院，张月如甚至在检察院大厅里昏倒，希望检察官能加强力度。不过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检察官告诉她们，由于张依借走的大部分是现金，追踪难度极大。
在得知家里的八十多万一去不复返之后，张月如的老伴打了她两记耳光，因为没钱结婚，儿子的女朋友也吹了。“我之前的日子多好啊，一周看三场电影，要没这事多好啊。你说还能不能要回一半？”
2014年9月20日中午，正在做饭的张月如突然听街坊说，警察押着张依回到了报房胡同74号，她放下炒了一半的菜，立刻和父母赶了过去。
张依穿着橘黄色的号子服，戴着手铐，站在客厅中间，两个警察紧紧地将她夹住。鸿运月饼、飞科电热水壶，各种各样的待发放货物杂乱地堆放在房间里，几乎将她埋没。张依稍稍变瘦了一些，面对蜂拥而来的愤怒面孔，她没有任何表情。
半条胡同的人都挤进这个院子里，警察围着张依，有一个小伙子在旁边喊要宰了她。一位借钱给她的大妈还想感化她，拉着她的手说，“你要好好的咱们多好啊，一块儿唱歌，一块儿去广场跳舞。”张依没说话，两只眼睛像狼一样盯着这位大妈。
2015年1月14日晚上7点，张月如与本刊记者从报房胡同74号一路走到教堂广场。一路上，她不停地小声告诉记者哪一户被骗了，被骗了多少钱。她指着旁边的棉花铺说，“张依骗了这家老头四万，这要弹多少年棉花啊！张依刚被抓起来时我特别想死，但在胡同里走走，看到这么多人都被骗就好受了一些。”
看着广场上稀落而投入的跳舞人群，张月如有些出神，“出事后我就不在这里跳舞了，没心情。10月来过一次，那些跳舞的人总是指指点点，说我们傻，贪小便宜。后来气不过就说我们就是有钱，就愿意让她骗，你想拿还拿不出来呢。”张月如说，“那些没借钱的人其实现在还是惦记张依送的东西，惦记她的好，还叫她张姐。”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教堂广场上，大妈们依旧忘我地跳着《小苹果》。寒风，灯光，权力中心地带乃至上帝的召唤对于大妈们来说毫无影响，耳中的音乐，身边的同伴，脚下的舞步才是她们的一切。（为保护隐私，所有受害者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