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体制，是地球上的一个奇异点，混合了十九世纪末以至二十世纪初的君王以至皇帝，以及一个表面符合普选定义，却没有民主之实的议会；表面拥有民主与法治的新加坡，却没有自由以至非常受限的人权，如此奇怪的体制，却缔造出亚洲四小龙的奇迹，在香港被中共吞噬之后，更在经济上超越香港，人民活在一个成功的儒家式的大家长体制之中，在现代社会不但前无古人，更是后无来者。
中国共产党想学习李光耀专政独裁的秘密，却不得要领，第一点就是李光耀在真心为新加坡方面，是身体力行的，和那些家人拿外国护照，不断移民走资的中国共产党员，根本是两回事；第二点是在李光耀是真儒家，在其家长威权制度与英式（或他所推崇的日式）行政管理的统治下，消灭了华人各种丑陋的文化，如“脏、乱、吵”，甚至不惜切断语言的连系（捧英文，贬华文）。反观中国由毛泽东时代以至开放改革三十多年，中国人民质素不但没有任何改善，甚至每况愈下，走出国门随处大小二便，不但没有羞耻之心，更反过来恶人先告状，指控别人歧视；中国人变得愈来愈自私，更随着经济成就而变得财大气粗，中国不但错失了政治改革的机会，甚至想改善国民质素也变得千难万难。
李光耀独特之处，就是其有弹性的现实政治思想，以开明专制统治，有如全世界第一个实行福利制度的——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李光耀为国民建设很多地方羡慕的福利制度，如香港人最羡慕的“组屋”，然而这些改革，以至保留议会，不是因为他们相信民主制度，而是认为一个容纳反对派的议会，比起完全的独裁专政，能够自我完善执政者的错误，而加强政权的稳定性。
在这一面，李光耀其实和英治年代的各位港督别无二致，两者都是透过吸纳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以至是反对派的精英，去自我完善社会各方面；英式政治艺术的秘密，就是面临政敌攻击，即使对方是恶意的，也会从对方的反对之中，抽取合理的部份，自行实现改革，令对方失去反对下去的舞台；反过来，中共继续维持中国式的政治思想，即把所有问题简化为“敌我矛盾”，毛泽东思想阴魂不散——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容任何反对的声音，认为反对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扑灭一切异见，结果就是不会再有改革，余下的只有革命。
李光耀是历代华人幻想的“圣人”，把国家的命运交给这些圣人贤者专家，然后不理政治只顾经济；这种想法，最终还是一厢情愿，因为即使新加坡，也无法找到另一个李光耀；其晚年隔代传位于子，家族生意备被受批评，吻合了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令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令人绝对的腐化”；新加坡未来需要的，其实是台湾开放党禁取消戒严的蒋经国，以至真正民主选举以至达成政党轮替的李登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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