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买了我的《我疼》，邮寄来，要我签名。寄回时是通过邮局，邮局工作人员说要检查。“还要检查？”我问，“之前都不要。”答曰：“现在查得严了。”对方把书翻成扇子一样，又问：“这书是正规出版社出的吗？”我反问：“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正规出版社吗？”对方说：“我不知道，有书号吧？”
见我写地址，又警惕：“寄北京？寄北京邮件更要严查。”于是又查一遍。为什么寄北京要严查？难道只有北京是中国？或者只有北京不是中国？
我这人挨管意识淡薄，平生最厌恶的就是被管。不服管，于是写的东西屡屡不得通过。我的《冒犯书》就是在同一城市被查的，至今是冤案。书籍检查官是我最深恶痛绝的群体，简直不共戴天。
蓦然想起鲜有检查官的年代。
当年大学毕业，学校在毕业分配上营私舞弊，我不服，闹，结果被处分，发配到一所农村中学。这里处在城乡结合部，“三不管”地带，据说历来盛产土匪，自然也盛产游击队。我那学校里还有几个47年共产党“城工部”自我残杀而幸存的，一直没有被平反，常跟我们谈当年神出鬼没的英雄事迹。那里供电不正常，每到晚上，黑暗中七聊八扯倒也好消磨时光。当然也少不了黑暗中的勾搭，学校历史上有许多男女苟且的传说。就在我住的宿舍对面房间，那扇门明显是经过修补的，老教师告诉我，“文革”期间那里曾发生一起捉奸案。当时楼周围满是校领导的眼线，待那男女一入蚊帐，立马轰地冲上去，擂门。据说那女的真是女杰，回道：
“催什么？人家也要穿裤子！”
也许有人会说，“文革”期间这种事管得严。其实不是，是这女的得罪了当时的领导。若非如此，在那种地方，男女苟且之事未必有人管，领导自己也在搞。
那个年代，就是上世纪80年代，报纸上经常会引用革命导师恩格斯的话：“那是一个多么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恩导师讲的是欧洲“文艺复兴”，80年代的中国人也用来指自己的时代。现在想起这话，许多人会扼腕：哪里产生了巨人？现在看来，产生的都是“山大鼠”！有人说，如果没有几年后的一场闹，中国就会改革渐进了。简直痴人说梦！中国知识分子怎么如此千挨万揍仍然幼稚？难道就是“虽九死犹未悔”？
现在很多人怀念80年代，但在我看来，那只不过是一个有着巨大“B感”的年代。我没有用“勃起”，用“B感”，因为那亢奋还不是来源于性系统，而是来源于涨满尿液的另一个系统：膀胱。今天看那年代过来的人，很多都带着这种“B感”，他们还在为理想主义自得呢！中国的理想主义，从来没有从私人出发，只是从集体出发，然后顺便地、悄然地回家看看，所以很快就被集体所喝去。 “启蒙”本来“启”的是个人之“蒙”，但却以民族兴亡为使命，结果自然而然被喝去为民族解放而战了，于是要万众一心；知识分子是天然的“左派”，于是延安成了“乌托邦”。“乌托邦”这个翻译倒很切合，有“邦”就必然有“头领”，虽然这个“邦”之“领袖”不同于那个“邦”之“领袖”，但通通都是对个人的奴役。上世纪80年代“文艺复兴”并非个人的“文艺复兴”，无论是“青春无悔”，还是“为中华崛起”，无论是前者的个人不负责，还是后者的个人负责，都是一团糊涂帐。那是伪“文艺复兴”，所以注定后来要失败。
但我自有我的“文艺复兴”。
我所在那地方，远离城市，但又并非闭塞之地，这使得我常能在课堂上缴获一些小报小刊。这些小报小刊，在城市里查得比较严。“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刚搞几年，党报上频频声讨非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在会上三令五申要杜绝小报，检查官在街上抓报贩，我的一些在城市里教书的同学说，他们很难从课堂上缴获这些东西。必须自己花钱，偷偷摸摸去买。所以他们发牢骚：明明大家都喜欢看，为什么那些检查官要去缴？他们缴了拿回去，自己还不是也看？被发配到农村的我倒因祸得福了。为避免自己也成了可厌的检查官，我答应学生，学期末归还他们，现在会影响他们学习。其实影响学习有那么重要吗？其实是我自己也爱看，人一旦有了一点权力，就虚伪起来了。
夜了，那些叫“文学小说”的劳什子写乏了，洗了脚，上床，坐在床头。有着漫长的夜晚。翻开小报小刊，一面面翻，看得津津有味，什么“连环杀人案”，什么“无头女尸”，什么“恐怖的脚步声”……人是需要归俗的，归俗了，才知道“我”在哪里。文艺复兴就是把人归俗。但教科书上不这么说，虽然读到大学毕业，我的“蒙”仍未“启”。感谢小报小刊，使我毕生再不会被任何宏大话语所蛊惑。
“启蒙”离不开科技的支持。苏联倒台前，我曾听到一种说法，其实当时苏联通讯技术也有相当的发展，但执政者禁止民用。另一个证明就是连中国官方也说出口的：网络技术给“阿拉伯之春”插上了翅膀。小报小刊的发展，还只是得益于体制印刷厂放松控制。我记得我当年读大学，印杂志《闽江》，还曾经联系上了军印厂。门口仍然戒备森严，但进去了，就是经济效益说话了。但尽管如此，80年代私人还是不可能拥有印刷机的。但录像机就不一样了，因为走私盛行，私人有了录像机，录像带也可以走私进来。我所在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录像放映室，田地里搭个棚子，一台录像机，一块白布，几排条凳。门口一块黑板，用五颜六色粉笔写着片名，什么《愤怒的玫瑰》，什么《新金瓶梅》，还分“生活片”、“武打片”等。有的片名莫名其妙，比如写着《爱情躲避球》，我这个正统中文专业毕业、还当着语文教师的人都不知所云。还有一次，我看到一家门口写着《白发麻鬼女传》，后来才知道是《白发魔女传》，敢情港台把片名竖着写，抄的人把“魔”拆两个字了。
那些年，是我们的“嘉年华”，我们整天惦记着去看录像。用汪曾祺《受戒》里的歌谣形容：“心儿有点跳跳的。”学校门口本来有一家公社电影院，此前是我们的圣地，在那里看了许多半脱半遮的电影，如《不该发生的故事》什么的，貌似思想解放，其实是伪解放。那是一个伪解放的年代。那些片子也有曾震撼我们的，诸如《人生》、《芙蓉镇》、《我们的田野》，还有曾经被禁又被解禁的《原野》，但跟那些境外录像摆一起，没人看了，电影院前的小广场长了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农民的语言是直接的，他们说那些片子：
“全是吹巴！”
后来电影院干脆租给“草台班子”跳脱衣舞，才又拉回了观众。
省下食堂一盘荔枝肉，这钱就够看录像了。钻进去，里面满是烟味，女人们身陷其中，那时候女人不娇气，不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嚷“二手烟”。要是没座位，就只能站着看。那时候年轻，站着看两场，腰板都硬硬的，只要片子吸引我。但其实很多片子也实在不算什么好片，甚至很烂，内容荒唐，但那给我以挣脱感，一种恶的报复感。那是一种怎样的快意！我承认我一直陷在这种极端的逻辑中，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尤其到现在又回到了80年代都不如的时代，我知道自己这一生是看不到启蒙的曙光了。既然我们仍处在蒙昧中，就必须先反蒙昧，必须启蒙。启蒙不就是这样的吗？启蒙未必深刻，只要能解放；启蒙未必要高雅，只要可接受；启蒙肯定不精致，但粗砺而有力。莎士比亚许多戏剧也很低俗，“白话革命”时，就写这样的诗：
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
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
几乎没有检查官来查，只要把村里和公安搞定。那些当差的也常来看，免费就是。与人欢喜，也与己欢喜。那是共产党人最人性化的年代。如果要说80年代是黄金时代，只有在此时、此地，金光一划而过。
我平生有三个黄金看片期，一是在80年代“前现代”的中国农村，二是在现代国家的日本，三是在中国盗版片盛行的这“后现代”10多年。
某种意义上说，走私和盗版的黄色作品启蒙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