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的文章里，笔者做了楼市崩盘序幕揭开的判断，最近数周各地楼市传出的信息，包括更多楼盘降价，成交低迷，开发商跑路等等，似乎印证了这个判断。不过对于那些潜在购房者来说，如果你期待短期内各地房价有断崖式的下降，那么你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因为你的期望可能落空。在中国特色的政经结构作用下，正在发生的这场楼市崩盘，可能颠覆你对泡沫破裂的常规认知，因为它未必遵循经济危机的惯常剧目。
正如美国次贷危机所展示的那样，经济危机往往有比较明显的剧目，伴随着泡沫破裂，房价暴跌，引发金融机构倒闭、股票暴跌、失业剧增、经济增速下滑、经济衰退等一系列现象，这个过程可能历时3到5年时间，经过痛苦的经济结构调整，或由创新和技术进步带来效率提高，经济体才能逐步恢复增长。
经济危机深化过程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市场和社会恐慌，也因此导致公众对政府干预的期待，在这种社会心理下，政府往往会承担某种紧急救助者的角色，比如接管破产企业，给金融体系输入流动性等等，不过在比较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这种角色是暂时的和有限的，这不仅仅是法律规定和资源约束，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很快就会对政府介入救市产生辩论和争议，通过民意调查，舆论压力，政党竞争，议员投票等方式，产生新的政治压力，改变政府行为模式，让政府逐渐退出干预角色，这种市场和政府之间的角色演变，伴随着市场萧条，危机和繁荣等各个阶段各有不同。这种政府干预的程度在欧美之间也有较大差异。粗略地看，美国经济危机往往来势汹汹，楼价下跌，股市下跌，金融机构破产，政府作为监管者的地位比较超然，对是否参与救助，则和民主党或共和党执政有关，而反观欧洲国家，福利保障比较充分，劳动力市场不够灵活，政府介入经济事务的传统比较强烈，更容易为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兜底，因此危机往往积累到最后一刻，一旦爆发就是政府主权信用危机，希腊，西班牙莫不如此。
中国经济最近三十多年保持了年均8%左右的高速增长，经济虽然有过多次震荡，但却没有出现类似欧美经济体那样比较典型的危机特征，是中国成功克服了经济危机吗？显然不是，原因说来既复杂也简单，本文自然只能从简叙述，说起来原因无它，和中国政府相比，欧美各国在经济中的介入程度相形见绌，小巫见大巫，经济危机在中国环境中出现了极大的变异，中国政府更有能力来化解经济危机——只不过往往是以更大的代价。
楼市崩盘序幕拉开，以及基于这个背景发生的一系列政府救市政策的形成过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分析样本。
毫无疑问，在市场预期变化，销售低迷的状况下，大部分开发商资产负债率都很高，资金压力巨大，但那种大范围开发商接连破产倒闭的现象并不会发生，因为大部分压力都已经转移到了银行资产负债表上。虽然大部分银行早已对房地产企业限制贷款，部分银行甚至停止按揭贷款，但由于金融业竞争度不够，银行沿袭了国有企业的特征，其经营灵活度和对风险识别能力永远比不上更有利益驱动的开发商，因此开发商还是会以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形式把资产，尤其是风险资产转嫁给银行。因为楼市泡沫和银行资产质量高度相关，房价的大幅度下调，首先承压的是银行体系，楼市泡沫破裂会导致银行大量坏账。任志强曾经说过，要死银行先死，这绝非无稽之谈。
由于在房地产行业里的巨大利益，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地方政府也会利用自身影响力向银行施压，地方党政官员会召集银行开会，要求银行顾全大局，续贷或者展期，设法延缓不良开发商的破产。银行虽然不完全受地方政府控制，但其存款额度、业务发展等还是高度依赖地方政府的呵护，因此除非问题实在难以掩盖，银行们往往会给照顾自己的地方政府面子，也因此，一旦问题爆发，往往意味着泡沫已经积聚到十分庞大的地步。
承受资产质量恶化压力的银行系统在经济结构中是强势集团，有很强的政策博弈能力，他们可以以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等说辞，把压力向上输送，经过一段时间不为外界知晓的复杂博弈之后，缺乏独立性的央行必然无法阻止放松货币闸门的要求。事实上，央行已经通过差别性政策，降低部分县域农商行存款准备金率，这表明央行已经启动应对措施，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央行会有更多政策出台，其说辞固然变化多样，但实质都是放松流动性管控。这意外着楼市崩盘压力的表现，首先不是表现为大规模的降价，而是货币政策的微妙变化，也就是以央行货币政策为工具，开始经济维稳。
但是在目前经济结构下，货币政策的功效是短期的，央行承担经济维稳角色是力不从心的，靠不断的货币刺激，泡沫化只能临时性地把问题拖延，因此更多的财政刺激政策会不断出台。根据媒体报导，2014年4月2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部署进一步发挥开发性金融对棚户区改造的支持作用，确定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铁路建设的政策措施”。以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棚户区改造、铁路建设为载体的财政刺激政策已经蓄势待发，为了避免向市场传递负面印象，媒体有意把这些刺激政策表述为“微刺激”，据说目的是为了经济结构改革赢得时间。
也许有人会怀疑财政刺激政策和楼市崩盘的关联性，野村证券公司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些佐证：“房地产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2013年占GDP的16%，占固定资产投资的33%，占未偿还贷款的20%，占新增贷款的26%，占政府收入的39%。如果房地产急剧放缓，我们看不到明显的替代来支撑经济增长。” 因此，在楼市风声鹤唳背景下，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刺激楼市活力，死守经济增长底线，这是官方明确宣示的立场。在是否推出更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上，决策层应该还在观望，因此也有一定程度的信息混乱。4月10日，李克强在博鳌论坛上表示政府不会推出大规模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而另外一方面，地方稳增长政策已然启动，广东、海南、天津、江西、贵州等多地发布总额超过7万亿的重点项目投资计划。
这个过程会中，无论如何，国企和地方政府平台公司都将是意外的受益者，基于他们特殊的权力和金融资源，反而可以在危机之际强化他们的地位，为对抗楼市泡沫破裂所施行的救市政策，客观后果上形成了优汰劣胜的规则，经济结构将更加恶化。
然而，无论理论和经验都表明政府干预市场的能力是有边界的，否则就不会有经济危机了，而救市政策更是有代价的，甚至会带来更严重的金融风暴。目前楼市危局以及更广泛的经济困境，某种意义上，都和以四万亿为代表的2008年的政府救市措施密切相关，目前中国M2已经达到116万亿，M2/GDP的比例远远超过欧美国家，这说明继续使用货币政策空间有限，而接近30万亿的地方政府负债同样也是经济体的巨大危险，中国政府还有能力继续大规模干预，延缓楼市崩盘吗？无论从公众心理，投资边际回报率，信息不对称等分析视角，这都是一个巨大的疑问。而在信心崩溃的情况下，任何救市措施都会被反向解读，成为强化公众对楼市崩盘感知的机制。
因此，简单的说，楼市崩盘预警会导致金融机构压力，金融机构压力带出货币政策变化，财政刺激措施会不断加码，整个过程交叉反复，实质上还是通过再泡沫化，来拖延危机的爆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对危机的应对，使得房地产泡沫崩溃，政策变化、金融危机等多种现象相互交织，难分彼此。在这个意义上，楼市泡沫破裂未必那么疾风骤雨，也不会局限在房地产领域本身，而是一个各种危机剧目不断上演的过程。
这种危机处置过程，是长痛替代短痛的药方，是危机被权力扭曲和拉长的过程，即使取得暂时性的表面成功，也同样为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危机埋下了更激烈的祸根，其最终代价几乎无法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