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警方以“寻衅滋事”等理由抓捕不受政府欢迎的批评人士之后，通常都会接到若干媒体采访电话。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会拒绝。但是，据当事人披露，湖南长沙警方在办理一起涉嫌性交易案件的过程中，先后安排七家媒体前来采访，并要求当事人认错，请求社会公众原谅。

这位当事人叫区少坤，人称“广州区伯”，因常年以拍摄、曝光、投诉等方式监督公车私用闻名遐迩，被认为“比市长还出名”。几天前他被人请去湖南游玩，沿途又发现两起公车私用，在微博公布并举报。随后，他被长沙警方拘捕，理由是“嫖娼”。

区少坤拒绝接受警方安排的媒体采访，但是警方对他的处罚决定书被公布在网络。这个文件上不仅有他的个人信息，而且描述了性交易案的发生经过。

这种曝光安排引起舆论的怀疑。网民改写成语说，“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用来讽刺当局以道德污名打击批评者。《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让更多的人相信警方设计“圈套”的说法。该社论称，“质疑警方为区伯‘设套’是非常轻率甚至荒谬的，无论这种质疑有多少社会心理的线索，在全面强调法治的今天都不应被提倡”。

这让人想起区少坤之前的一位“嫖娼名人”，定居北京的美籍投资人薛必群，网名“薛蛮子”。他在新浪微博拥有上千万粉丝的“大V”，曾经发表一些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2013年8月，他因涉嫌“聚众淫乱”被北京警方抓捕。他的未经审判的“罪行”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反复曝光，并让他在电视上公开认罪忏悔。薛蛮子案件拉开了中国政府打击网络“大V”的序幕。

正当人们争议当局是否蓄意过度曝光薛蛮子案件时，《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微博替当局承认，“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辩解说“通过性丑闻、偷漏税等整政治对手，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

抓住“政治对手”的问题，然后安排舆论大肆报道，甚至让当事人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公开“认罪”，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游街示众”。显然，它比广受批评之后叫停的传统游街示众传播更广，影响更加恶劣。

拒绝按照官方剧本配合演出

但是，“区伯嫖娼”案有了很大的变化。警方对区少坤的处罚决定书曝光之后，很多网民追究是谁披露了个人的隐私。按照中国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的个人隐私不得向外公布。拍照发布“决定书”一个微博账号被网民“人肉搜索”，网民呼吁对其予以惩罚。

拒绝配合媒体曝光的区少坤，走出派出所之后更进一步，指警方设计圈套。案件中的两个关键人物离奇失踪，更让很多人相信整个经过都是被刻意安排的。除了《环球时报》、《法制日报》等少数官方媒体之外，《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和《经济观察报》等市场化媒体及大多网络舆论都对区少坤表达了同情，网民更呼吁尊重个人权利，谴责警方滥用权力。显然，人们对这种污名手段感到厌恶，拒绝按照官方的剧本配合演出。

当然，网民和媒体的反抗是有限的。首先，区少坤不是异议人士，没有政治风险；其次，他得罪的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再次，是微博曝光其隐私，而不是中央电视台令其认罪。目前，区少坤被广州警方带走“外出旅游”，不能随便接受采访。跟中国很多被监视、被软禁的批评人士一样，他只是从看守所换到一个更大的监狱而已。

尽管如此，人们以权利意识去反抗新型“游街示众”，仍然令人鼓舞。至少，当央视再次曝出谁公开忏悔，更多的人会视它为一个前现代国家的笑话。而且，人们看到被滥用的公权力可能做出多么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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