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下半年开始，中国的言论管制急剧加强，日益严厉。这个行为表明中共已经溃败，需要言论管制保持所谓的稳定。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特点，言论管制效果有限，中共溃败不可阻挡，且全面加速。
共产主义是自身毁灭型的全民奴隶制经济机制。共产党的主要特点是高喊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口号，吸引广大希望不劳而获的民众支持，获得统治权力；进而建立一系列共产主义经济系统，实施现代的全民奴隶制经济，为共产党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由于奴隶制经济的净产出能力低，同时共产党集团群体的物质消耗高，导致经济入不敷出。共产党集团为了自身生存，在面临经济困难时，以毁灭社会价值和竭泽而渔方式，进一步加大对于社会经济的压榨。随着社会经济枯竭时，民众日益穷困，共产党集团开始遭遇生存危机。为了维持自身统治，共产党集团实施一系列瘦身措施，减少经济消耗，并且加强谎言宣传，尤其是强化言论管制。共产中国是共产经济的代表，是实施价值毁灭的典型。2008年后，中国进入最后的疯狂，在表面经济数字一枝独秀的下面，中国的清洁水源、宜耕土地、资源矿产和人力资源加速毁灭性消耗。随后，中国开始衰竭性崩溃，反过来推动经济崩溃，中共进入新的危机阶段。
暴力和谎言是两个主要基石，支持共产党起家，并且维持其统治。其中，暴力是后盾，强化共产党自身的力量，支持共产党对社会的掠夺，实现共产党集团的经济利益。谎言则弱化社会的抵抗意识和能力，引导民众顺从甚至支持共产党集团的掠夺行为。谎言的维持需要两方面的工作：1、掌控宣传洗脑机器，包括中共的洗脑机构（大中小学等等）和喉舌机构（文化宣传机构），以对民众灌输对共产党的恐惧感，而且极力鼓吹正面信息（正能量），制造欢乐祥和、稳定安宁的氛围，让民众喜迎和支持掠夺，或者情绪稳定地接受掠夺；2、实施言论管制，淡化或者防止真实信息暴露，重点防止经济真相的暴露，尤其严防人们认识共产党的虚弱本质，也就是所谓的负面信息（负能量）。其中，言论管制是维持统治的关键，是共产党极为关注和警惕的部分。一般来说，共产党暴力越强的时候，对于维护谎言的要求较低，言论也相对宽松；反之，当共产党较弱时，需要加强谎言宣传，更需要实施言论管制。
当中共陷入危机时，首先实施言论管制。一般来说，言论管制可以总结为两步：先封口，再灭口。言论管制的作用在于通过对被管制者封口，强化自身的道德优势地位，更方便使用暴力；同时削弱被管制者的抵抗心理，甚至摧毁被管制者的心理，使被管制者束手待毙，进而对被管制者灭口。其中，毛泽东最善于使用言论管制，通过管制强化自己的地位，保证自身的生存。
在抗日时期的延安，中共将自己宣传成为抗日圣地，完全平等的理想场所，吸引大量知识分子和学生到延安。但是在延安，在物质条件非常差、严重男多女少的情况下，中共领导集团既不缺吃穿，又不缺女人。王实味作为中共的理论家之一，在当时的刊物《野百合花》中批评共产等级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尤其指向毛泽东生活特殊。王实味批评中共不顾抗日的艰难境况，而且和中共自身宣传的完全平等脱节，引起其他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共鸣和仿效。开始中共还试图辩解，说是中共革命的需要，但是被动辩解的效果不佳，知识分子对中共和毛的质疑日益增加。后来，中共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将王实味打成反革命，托派奸细。当时，有人找到毛，要毛手下留情，毛态度极为激烈，要求对方不得插手。在将王实味关押数年后，最终秘密处死。在打倒和关押王实味后，敢于批评的声音消失，延安重回纯洁圣地的形象。在大多数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宣传和支持下，延安一方面吹捧美国的民主自由，另一方面抨击国民政府的独裁腐败，成为中国大多数民众盼望的大救星，并在苏联指挥和美国支持下，成功统治中国大陆。
另外，言论管制也是在经济转差时，中共内部斗争的关键手段。在1949年后，毛通过言论管制，成功发动一次次的大清洗，打垮竞争对手，在斗争中生存下来。1957年，毛故技重施，开始要求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对中共提出批评；随后立即变成引蛇出洞，随即进反右，对知识分子抓关杀，消灭所有反对的声音。到1959年，大饥荒开始，成批饿死人的情况出现。但是多地官员投毛所好，给毛耗巨资建造大量行宫。大饥荒扩散到全国后，毛号称不再吃红烧肉，和中国人民共度困难，被广泛宣传。当然，毛根据医嘱，已经改吃鱼虾和西餐。这时候，毛的饮食改变没人会提起，因为知情者为了防止自己被灭口，乖乖自我封口。
通过言论管制，毛泽东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红太阳形象树立。毛纠集刘少奇、林彪等人打倒彭德怀；随后发动文化大革命，与周恩来、林彪等人，共同打倒刘少奇；再与周恩来一道，消灭林彪。在一系列运动过程中，毛充分利用言论管制的优势，没人敢于从言论上与毛进行抗衡。尤其是在文革开始时，毛背负着大跃进和大饥荒的责任，而且整个中国经济陷入困境，还被中共的官僚集团很大程度孤立。毛自己跳出来，亲自写大字报，变被动为主动，发动文化大革命，砸烂公检法。因为毛在言论管制后，掌控话语权，而官僚系统无法从言论上回击，结果很快溃败。在随后的十年中，大部分中共官僚机构被废弃，多波中共军队将帅和部下遭到清洗和下放，同时大量年轻人上山下乡、去修理地球。这些行为都有效保障毛系和周系的庞大消耗，同时降低中共系统的消耗，并且通过斗争瓦解民众的反抗能力，保持中共的生存。
1990年代后，中共逐渐实施关键信息管制，非关键内容放开的模式。例如，关键信息包括64屠杀、各种中央集权的经济政策、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甩包袱政策、还有农业税及相关抗暴事件等。这些信息反映江朱上台的基础，增强中共体制经济的关键措施，以及中共利益集团的关键获利模式。通过关键信息管制，以及长期的宣传洗脑灌输，绝大多数年轻人都不了解中共经济实质，积极支持中共统治。人们按照中共的指挥开展经济生活，成为血汗工厂经济的主要支持者。例如，80后群体具有上学缴费、毕业不包分配、高价买房、缴纳高额社保和个税、社保养老无望等等经历，但是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积极上学买房交税。另外，由于非关键信息放开，社会中很多表面和细枝末节问题暴露，让人们感觉到社会中有很多坏人。由于80后的群体懦弱和依赖心理，以及不了解经济系统的真实信息，因此将愤怒迁怒于各种表面现象上和坏人身上。
中共利用80后群体的心理，引导民众对于坏人的愤怒。80后群体自己无法解决或者不敢面对这些坏人，所以更希望政府出面解决，更依赖中共统治。在很多情况下，问题直接指向中共的地方势力，民众对地方政府和官员失去希望，甚至恨之入骨。于是民众更希望依靠中央，觉得中央是好人，地方是坏人，渴望中央的英明领导给自己做主，解决地方的坏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出现一批小骂大帮忙的表演经济学家和所谓的公知。表面上在指出缺点问题，甚至指责很尖锐，但是给出的答案都是依靠政府。如果是地方政府的问题，就要希望中央政府开恩，惩治地方政府。例如，柴静号称自费拍摄《穹顶之下》，在强调一些地方和行业的坏人造成雾霾后，结果要求大家“从我做起”减少雾霾，以及拨打电话12360请求政府解决。这种表述模式迎合民众的心理，因此迅速走红，柴静也被看作英雄。
表面开明的关键信息管制极大支持中共经济统治。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共全面实施血汗工厂政策，通过血汗工厂出口、引入外资和政府投资等手段，支持经济运转，度过中共生存危机。尤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血汗出口和外资进入规模急剧扩大，进一步支持中共的强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级学校和报纸电视全面宣传中共成就，让人们感觉到中国经济在经历盛世。在社会和网络上，小骂大帮忙的公知们虽然指出问题，但是让人觉得这个社会并不完美，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是，人们看到公知们提出来的问题，觉得属于发展中的问题，最后会解决。结果是，绝大多数人完全支持中国经济，或者相信主流是好的。在整个社会中，即使少数人明白中共的整体系统运作，但是由于宣传洗脑机构都掌控在中共手中，再加上关键信息管制，无法对真实情况进行大范围传播。这些人的认识只能在小圈子中传播，对中共统治毫无影响，还能够给很多人以中国具有言论自由的印象。而且，由于绝大多数人只看到短期的收益，只相信眼前能够赚到的钱。即使告诉人们真相，绝大多数人也没有兴趣听，因为有这个时间还不如想办法赚钱。
从2013年开始，中共的言论管制急剧加强。习作为毛时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人，出于对毛的崇拜，自然习惯地采取各种毛的做法。其中一个关键做法就是通过媒体造势，以和蔼亲民的形象出现，随后开始树立自己的地位，希望能够达到毛的地位和威望。同时，习看到西方自由思想对权威地位的影响，自然极为敌视自由思想。在习上台后不久，开始认识到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他得到地位和可掌控的利益完全不匹配。习自己亲口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所以，习要通过打老虎，把饭碗和肉都抢过来。在这样的导向下，言论管制急剧加强，媒体态度明显变得严厉。在言论一边倒的情况下，先是一堆苍蝇被打，随后一只只大老虎被揪出，毫无抵抗之力。
不论打苍蝇，还是揪出大老虎，民众看到的都是巨额财产被抄。一个体制内的小官员，就可以在家里藏匿上亿元现金；而涉及到大老虎，家中甚至可以成为藏宝库。中共在国内外的喉舌机构也开足马力，一步步按照领导意图，适时透露下一只老虎是谁，有什么问题。在严厉的言论管制下，喉舌机构只能引导民众注意具体的坏人大老虎贪了多少钱，有多么可恶，应该严厉处理。同时，严厉禁止讨论：为什么苍蝇成堆，而连苍蝇都可以成为亿万富翁；更重要的是，大老虎成群，每个人甚至比和绅贪的都多？为什么贪腐的苍蝇老虎能够如此猖獗，根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其实，只需要稍微延伸一下就知道，史无前例的贪腐源于史无前例的共产经济系统。如果想彻底打掉这些老虎苍蝇，并且消灭其生存的土壤，只有消灭共产经济。但是，如果让民众讨论到经济系统的问题，中共等于自掘坟墓，习也跟着被埋葬。所以，必须通过加强言论管制，只准讨论老虎苍蝇是坏人，让民众对这些坏人愤怒，将问题都集中到坏人身上；同时，强调打老虎苍蝇的习是英明领袖，民众的大救星，让民众充满感谢感恩之情。
不过，由于中国的整体经济模式的改变，言论管制的作用基本失效。言论管制只是系统操作中的一个环节，必须依靠整个经济系统生存。在经济模式已经改变的环境下，虽然言论管制的操作者们一厢情愿，希望按照过去的模式生存，但是因为与系统不匹配，难以达到预期目的。而且，言论管制越严厉，表面上负面信息被过滤，实际上反而说明中共正在全面快速走向崩溃。这样的情况如同刻舟求剑，时间和地点都变了，船已经不是从前的船，结果也不可能是从前的结果。
只有在封闭系统中，言论管制才能起到作用。言论先于行动，并且是行动的指导。如果想让一个社会中，所有人都发出相同的声音，进而形成相同的行动，首先要将整个社会封闭起来。改革开放前，中共的系统是有进无出，通过暴力保障。不论周恩来对顾顺章一家灭门，毛泽东三湾改编，中共苏区和延安，还是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都实施封闭系统管制，并对离开中共系统的人采取致命的暴力措施。尤其在1949年之后，采取完全的闭关锁国模式。
当大量知识分子响应中共的号召，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希望参加中共的建设，这时候中共是开放的。但是，这些人回到大陆后，遇到被打倒、被迫害的情况，再想出国，就没门。这些人只能在国内，接受批判、酷刑、或者在夹皮沟被饿死。在封闭系统中，当一部分人被弄死后，另一部分人为了活命，或者为了家人不被灭门，只敢对中共歌功颂德，完全拥护中共的各种决策（包括迫害和弄死自己的决策）。
当人们从言论上都拥护决策时，言论的力量就变成行动的力量。暴力在言论的支持下，很顺利地实施。例如，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下，各地公然打砸抢活动。而且，这些行动受到言论的支持和进一步鼓励，暴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对整个内部清洗和打击。
当言论管制失去暴力支持，就变成空洞的声音。暴力只适用于封闭系统之内，难以超出封闭系统之外。当言论失去系统内部的暴力支持，不论人们如何叫嚣，言论多么恶毒，都像是只会叫的狗，对外部的人不会起到作用。例如，在朝鲜战争中，共死亡数十万到一百万左右的精锐部队。后来，虽然中共一直叫嚣美国是纸老虎，但是不敢再与美军正面交锋。而且，美军高空侦察机无数次入侵中共领空的过程，中共无数次的抗议和警告，丝毫不影响美军在大陆高空侦查，即使中共一直宣传，敌人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
而且，中共一直在号称打击美帝霸权，并且准备解放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美国人民。但是，美帝并没有受到这些言论的影响，仍然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帝的人民也没有得到中共的解放。倒是中国在宣传中，从胜利走向胜利后，突然有一天说，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不得不实施改革开放。
在改革开放之后，暴力界限变得隐形化。中共为了吸引外国资金来支持中国经济，积极请外国人到中国。当外国人进入中国后，中共暴力不仅不敢针对外国人，而且还保护外国人。虽然中共一直在国内媒体上，挑动民众仇美仇日的氛围，但是对美日等外国人仍然享受超国民待遇。日本人在中国旅游的时候丢了自行车，整个警局出动找回自行车。中共煽动民众反日游行，支持反日的人砸日本产品店、砸日本汽车时，也将财产关系区分的非常清楚。打砸日货的人群，都是喊着口号，破坏中国平民的日本品牌产品。当这些人看到日货的警车，立即转过脸去，就好像没看到一样。而且，真碰到日本人财产，只要有个警察给日本人站岗，或者打砸的人知道是日本人的财产，财产就不会遭到破坏。这种砸车时的不同待遇，反映言论背后的暴力界限。
即使在中国，由于改革开放，过去以国界为主的显形暴力界限，变成以国籍为导向的隐形暴力界限。中国大陆国籍的人，因为受到暴力管辖，必须接受言论管制，也得接受言论引导的暴力危害。中国欢迎的美日德等大国的国民和财产，因为拥有美日德等国的后盾，在中国的暴力系统下，也拥有特殊的保护。
随着中共实施更严厉的言论管制，等于对世界表明中国更加封闭。江朱时代开始的言论管制，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隐形暴力区隔，既能够达到言论管制的目的，又能够给外国资金以开放的假象。由于外国资金对开放的印象，较为放心地对中国进行投资。但是，习上台后，采取类似于毛时代的模式，试图回到毛时代的言论管制模式。而且，言论管制模式不仅仅涉及到言论本身，更开始对言论系统改造。
在对互联网的言论控制上，一方面形成压倒性的舆论环境，不仅随时删除所谓负能量信息，而且开始在全国高校大规模动员，扩展5毛大军宣传所谓的正能量。另一方面，管制延伸到大规模屏蔽国外网站，逐渐建立封闭的大局域网。很多人因为与国外的沟通被屏蔽，而导致经济往来受阻、经济利益受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重新开始闭关锁国的模式，不仅仅在思想上的封闭，还包括经济上的封闭。
由于中国经济严重对外依赖，言论管制引发国外舆论的强烈反弹。在改革改革开放后，中共是对外经济的主要既得利益者，通过持续加强出口和吸引外资，中共的统治才得以延续。而严厉的言论管制和大局域网的发展，等于阻断中共自身的经济命脉。虽然习近平因为红小兵出身，希望通过毛式言论管控和偶像地位，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但是相当一部分中共内部的既得利益者，看到严厉管制的危害，对未来的形势忧心忡忡。不过，由于习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攻势，让既得利益集团难以在国内发出声音。但是，在国外媒体上，既得利益集团没有有效表达了自己的声音。例如，沈大伟作为中共在美国的传声筒，长期为中共歌功颂德的美国大五毛，也开始高唱中国崩溃论。
沈大伟的突然转向反映出，其代表的中共内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极为恐慌，通过沈大伟来表达最高程度的危机感。由于沈大伟身在美国，而且在华盛顿有较大的影响力，中共言论管制对沈大伟不起作用。对于资深大五毛沈大伟的突然反水，中共积极在中国国内发表文章驳斥，同时组织喉舌式专家与沈大伟对垒，但是明显不如反水的沈大伟更可信。
在经济开放的环境下，言论管制实质上失效。言论管制的根本作用在于，通过统一社会言论，规范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思想，通过消灭一部分人，减少部分经济消耗。但是，在经济开放的环境下，无法通过言论管制而减少经济消耗。首先，外资企业虽然数量少，但是在中国经济中占据相当份额。虽然外资无法在社会中发出声音，但是中共的舆论宣传和言论管制也无法进入外资企业。外资企业按照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说话，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一旦言论管制进一步严厉，促使外资企业大规模撤退，中国经济直接崩溃，这是中共无法承受的结果。而且，即使在外资没有撤退的时候，也采取对中共越来越强硬的立场。例如，Google、微软和火狐浏览器几乎同时决定，不承认cnnic的安全认证，就是对中共的有力打击。
其次，中共内部既得利益集团虽然表面沉默，但是在私下积极活动。在封闭环境下，当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官僚系统反扑时，刘失去说话的机会就等于失去生命。但是在经济开放的环境中，当既得利益集团受到打压后，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是在国外建立经济基础，家人已经安然在国外降落，自己也敢于到时候放手一搏；二是利用国外的基地，随时反扑，让一边倒的言论随时失效。例如，郭文贵与胡舒立的争执，本来是媒体一边倒批斗郭文贵的模式，进而准备深入打击郭文贵依附的势力。但是身在美国的郭文贵发声，与胡舒立针锋相对，变成互咬的乱局。这种境外反击让初始的言论攻势完全失效，最初的言论优势方甚至可能引火烧身。
言论管制失效的背后，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利益流失。在封闭环境中，中共通过言论调动底层民众（穷人），参与到瓜分和消灭有钱人的行动中。其中，言论掌控者获得主要利益，穷人们跟着中共起哄后，短期获得精神快感。中共从最初开始打土豪分田地，到最近的反腐行动，都是同样的模式。不过，由于经济开放的基本模式，反腐的经济效果已经大打折扣。
在中共打土豪的封闭经济中，中共通过掘地三尺的手段，将地主家的金银全部收缴。而在最近的反腐行动中，收缴大量现金和藏品，也都主要针对封闭思维的个人，将大量财物藏在家中。反腐针对这些人，也获得相应的收益。但是在中共内部，更多的人已经将大部分资产转移到国外，无法通过反腐的方式从这些人身上获利。其中，少部分人在国外还握有各种证据，保持对中共的威慑力，保证自身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论言论还是反腐行为，只能加速一些人加快将资产向国外转移的速度，让中共经济更加困难。
所以，中共的言论管制看上去似乎日益严厉，但只是能够覆盖穷人阶层。同时，最有钱的外企依靠母国的力量和自身的经济实力，可以隔离言论管制，随时向外转移资产。同时，在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群体中，一部分思维开放，随时将自己的财产向国外转移。对于这些人来说，言论管制越言论，意味着内部斗争越激烈，他们的财产转移也越坚决。个人即使被卷入体制内的斗争，只要财产在国外，家人可以在国外享福。如果有机会，自己也可以随时出逃，和家人团聚。
最根本的是，言论管制已经无法约束主要的目标群体。任何一个政策的有效实施，都必须有明确的目标群体。言论管制的主要目标群体是知识分子，防止知识分子群体产生和散步不利于暴力统治者的言论。平民阶层一般不关注言论，主要关注实实在在的好处。有的平民即使想表达自己的想法，也往往因为缺乏表达能力，而有话说不出。有的人即使能够说话、说的很好，但是因为不在知识分子圈内，无法享受知识分子之间相互吹捧的扩散效应，说了话也没人听。
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以无神论为主，普遍特点是见利忘义，贪婪加懦弱。在北洋政府和蒋中正时期，高薪供养着这些知识分子，给这些人足够的说话空间，这些知识分子反而以各种方式攻击北洋和蒋中正。同时，中共对知识分子采取极为严厉苛刻的手段，王实味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就被直接处决，知识分子反而在国统区为中共唱赞歌。等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蒋派飞机专门接知识分子到台湾，知识分子们还希望迎接中共，获得更大的利益，能够进政府分羹，基本都坚决留在大陆。
1949年后，中共统治大陆，大量知识分子偷窃美国技术，回到大陆报效中共。没想到，中共除了放过最无耻的郭沫若和钱学森等少数人做牌坊之外，剩下的都送去牛棚、扫厕所、夹皮沟和其它劳改营。很多在三年大饥荒没有饿死的人们，到了文革被批斗而死。曾经最效忠中共、给中共做了大量工作的吴晗，到后来也被批的最臭、最惨。活下来的一部分人，在改革开放后，对中共的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感激涕零，齐声赞扬党的政策好。同时，知识分子痛批毛的各种迫害手段，显得自己是受害者。在封闭环境下，知识分子们在被批斗的时候懦弱地接受中共改造，在得到一些利益后又向周围宣扬中共的好处，在不同时期都表现出中共的英明正确。
进入21世纪，当江朱提出三个代表之后，无数在国外留学的人们再一次感觉到发财的机会，为自己可能获得的利益欢欣鼓舞。这些人了解中共历史，而且目睹中共的各种邪恶行为，但仍然为中共唱赞歌，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支持中共的统治，自己也期望从中得利。
随着言论管制日益严厉，中国知识分子的挫败感日益增强，更多开始与中共唱反调。需要说明的是，挫败感并不在于言论管制本身，因为这些知识分子本身就参与言论管制，在各个领域帮助中共给年轻人洗脑，让无知的年轻人相信中共的力量。知识分子抱怨管制的背后，是因为看到管制代表着经济开始崩溃，自己难以获得预期的利益。而且，习所代表的红二代集团，将中国看作自己家的江山，其他人都是家奴。习打老虎拍苍蝇的结果，也是抓出来没有红色家庭背景的人。真正掌控中国主要经济命脉的邓王李叶江朱等家族，可以说丝毫不为所动。这种平民背景被打被拍的结果，让知识分子们感到心寒，也就是再也没有获得特别利益的机会。
所以，在中共的中层和中低层官员中脑子稍微聪明的人加速移民，或者让孩子出国留学。在欧美的投资移民指标中，中国人占据主要位置，就是这些人加速行动的一个表现。前几年，欧美国家的中国人仍然谈论中国经济发展，自己也准备回中国。到了最近，这种回国的言论基本偃旗息鼓，更多转而强调更喜欢平淡的生活。其实，人们心知肚明，并不是自己喜欢欧美，而是觉得回国已经无利可图。而拿着外国护照正在中国发财的人，也随时做好离开中国的准备，只要有风吹草动，就毫不犹豫地逃离。
由于知识分子有离开的选择，在言论上反而更加激进。李开复在多年支持中共后，后期逐渐改变言论，随后离开大陆，属于最初期的表现。沈大伟的反水，代表高级5毛们的重大转向。随着中国经济崩溃，中共没有利益给知识分子群体后，不论中共的言论管制如何严厉，知识分子群体都将发出越来越强的声音，与中共唱反调，瓦解中共的管制模式。
简言之，日益严厉的言论管制，与开放的经济模式相悖，反映出中共溃败的实质。在过去，中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力而起家，其生存基础是创造封闭的环境，并且在封闭环境中以言论管制为关键手段，反复清洗，形成一个声音、一个力量，以此生存下来。在目前，中共所有的生存要素已经基本瓦解。从环境角度，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外资输血，如果中国与国外经济隔离，外资完全退出中国，中国很快进入超大规模人口减损的中国大物理模式。所以，虽然习在国内试图推行毛模式，但是到国外还表现出开放的姿态，以挽留和吸引外资。在经济开放的背景下，想实施严厉的言论管制，并且与暴力相配合，达到排除异己、垄断经济的目的，等于是缘木求鱼、刻舟求剑。
这样的结果只可能是，一方面与中共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斗争，促使既得利益集团加速将财产撤离中国的同时加剧你死我活的斗争；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群体看到无利可图，通过反对言论管制的方式表达对无利可图的不满。当外部经济崩溃和内部分裂相结合，中共加速溃败，世界将很快目睹其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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