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起，中央电视台每年都要评选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感动中国人物的标准是：作出重大贡献，获得重大荣誉，或者是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事迹，或者是个人的经历、行为、表现特别感动人，体现了传统美德或时代精神；感动了社会大众，具有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等等。不难想像，象这样一个由专制政府喉舌主办的评选活动，必然会把很多冒牌货强加给民众，同时又必然会把很多真正令人感动的人物排斥在民众视野之外。我这里要向读者介绍的一位人物才真的是令人感动。她就是高瑜。
高瑜是一名记者，她为推动中国的新闻自由和民主化作出过重大贡献，她担任过《经济学周报》的副主编，积极投入了八九民运，六四后两次坐牢，出狱后始终坚持独立写作，多次获得重大国际奖项，包括两次获得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新闻勇气奖，国际报人协会的自由金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新闻自由奖，记者无疆界新闻奖，全球20世纪新闻自由奖。
在去年，六四20周年前夕，香港的文化中国出版社出版了记者高瑜的一部文集，书名是《我的六四》，这个书名的英文是《My 4th of June》，这使人联想到美国一句著名的歌词“My 4th of July”。高瑜说，熟悉这句歌词的人就会领会我与20年前那场伟大的运动的不可分割。
《我的六四》这本书共 430页，收入了作者评论时政和人物以及杂文31篇，正文之前有著名美国学者黎安友和林培瑞写的两篇序，高瑜的老朋友陈子明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序，正文之后附录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胡绩伟写的对胡耀邦赵紫阳新政失败深层原因的探讨，另一篇是作者本人的新闻履历。在正文之前，高瑜写了一篇短文“我的话”，可视为作者自序，题目就很感人——“二十年后还要做一只蛋”，作者宣称：“在一堵坚硬的高墻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高瑜在八九民运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早在88年12月的一期《经济学周报》上，高瑜发表了她对严家其和温元凯的长篇采访，这篇采访鼓吹政治改革，并明确提出，反对“非程序权力更迭”。这篇文章后来被陈希同的报告点名批判。 89年5月20日戒严令宣布后，高瑜受全国人大常委、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委托，一方面替王丹起草声明，说服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一方面代表学生，起草一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请人大直接和学生对话。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高瑜做的这两件事，对于防止邓小平武力镇压以及把民运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高瑜成为八九民运中被专制当局迫害的第一人。她在6月3日上午 9点多钟刚走出家门即被中共安全局秘密绑架。当天中午，另一位受胡绩伟之托联络全国各地的人大常委要求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的曹思源也被秘密绑架。正像陈子明在序言里指出的那样，一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很可能会通过撤销戒严令和罢免李鹏的决议。所以，邓小平才迫不及待地在6月2日拍板：采取一切手段，立即实施天安门广场的清场，限定两天内完成。由此可见，“六四不仅是对民众的屠杀，也是一次针对法定最高权力机关的军事政变”。
高瑜为中国的新闻自由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沉重代价。除了两次坐牢外，她还被剥夺了公费医疗、福利和养老金。然而她从不放弃自己的理念，从不放下手中的笔，在她的笔下，从来见不到一句自怨自怜。面对国际社会给予的荣誉，高瑜总是说：中国优秀的新闻记者有的是，为争取新闻自由遭受迫害更严重的也有的是，“至于世界选择了我，是让我承担更多的责任”。
这才是感动中国的人物。难道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