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保卫处招博士”尴尬了谁 近日,“四川大学保卫处招人需博士学历”引发热议,网友调侃“专家去哪了?在看门呢”。有科研工作者对此也发表感慨,认为专家对社会贡献小,无法受到社会认可,是中国科研战略上的失败。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高校保卫处招博士”引发“科研专家去看门”的质疑

1.校园保卫处需要“有前瞻性理解的高技术人才”的辩护难以成立

这次引发争议的新闻,是四川大学保卫处发布的一则招聘公告,明确提到“需博士学位(保安、消防专业硕士即可)方可应聘”。博士应聘保卫处,这与多数人的认知有很大差别,“博士打得过我吗”的调侃也因此迅速流传。

川大宣传部有关人员对招聘博士做出了解释,“这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校园安全信息化、智能化的要求,需要对校园安全有前瞻性理解的高技术人才。”也有高校工作人员对此做了进一步辩护,认为保卫处的职位并不就是保安,“除了治安案件查破、交通管理服务、消防隐患排查、校园环境整治、师生集体户籍借用和迁移等基础性工作之外,往往还承担着涉稳事件分析研判、学生安全教育、法制法规宣传等职能”,并且,“由于服务对象是视野开阔、思维活跃、文化水平高的青年学生”,因此高校保卫部门的工作模式就是“学霸们为学霸们服务”,“需要深厚的知识和创造力”。

不过,就算说得天花乱坠,把岗位说得再怎么重要,这个高校保卫处的岗位真的非得是博士才够格应聘吗?本科生就不能胜任吗?非保安、消防专业的学生,苦修自己专业技能获得了博士,却去搞保卫工作,无论如何也很难说得通,对这个岗位,也很难想象用人单位期望应聘者有多大施展空间。更有可能的真相是,把学历门槛提这么高,就是为自家人找工作用的——据报道,川大一位行政岗位的老师透露,目前,川大行政管理类岗位的学历要求原则上都已提高到博士——这样不就给找不到工作的博士们,提供了很多去处吗?河南理工教授肖建华对此讽刺得好——用人单位不认为这类博士是某个科技行业的专家,博士毕业生也不认为自身是某个科技行业的专家,真是难得的高度“共识”。

博士学历

2.由此引发的公众对专家的劣评却引发了科研工作者的担忧:专家不见了

在肖建华看来,“高校保卫处招博士”,实际上反映了我国科研战略的失败,这是值得深深忧虑的。多年来,论文数量排名、科研经费投入总量、科研项目数量、高职称人才总量、获奖数量等等数量化指标,被作为科研水平的标志,肖建华认为这种度量标准是错误的,因为没有办法解决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中国科研战略是失败的。“这类战略性失败的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在面对实际的社会科技需求时,好象是专家不见了?那么,一个问题就突出来了:专家去哪了”“看科研立项审请书,专家真多;看科技奖,专家真多;看论文发表,专家真多。但是,面对急需解决的科技问题,解决问题的专家不见了!”肖建华在自己的科学网博客上如此写到。

博客留言者也多为科研工作者,大多认同肖建华的观点,“专家去哪了?去看门了。”这样的自嘲从科研工作者嘴里说出来,真让人笑不出来。

为何中国科研成就不断,但科研声誉却持续低下?

1.说“专家不见了”有些偏激,但科研工作者对自身声誉确实不满意

也许有人认为,“专家不见了”的说法并不公平,我国科研成果没想象那么差——就在昨天,两则与中国科学家有关的重大科技成果就吸引了众多关注,一则是成功修改人类胚胎DNA,一则是人工实现光合作用,都是重大成果,怎么就能说“专家不见了”呢?也有人认为,很多科研攻关是需要低调,耐得住性子的,怎么能说“专家去哪了”呢?

对中国科研专家的劣评,有时候确实是有些偏激,不过,这确实是中国科研工作者的普遍心态。在《“中国科研产出全球第二”是真的吗?》中,我们就曾介绍过,由于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普遍认为中国的科研制度和环境存在问题,因此相当多的人不认可中国科研成就。

2.普通人对所谓“科研工作者”有看法,很大部分原因来自科研腐败

中国科研工作者对国内科研水平的劣评,也很对普通国人的胃口,原因是认为科研体制有太多腐败——像这种“高校保卫处招博士”某种程度上可能都代表着腐败。近年在科技领域的反腐,也证实了国人的看法:如某省科技厅正副厅长相继落马,该省科技系统腐败案涉案人数超过50人。该省财政每年投入人民币四亿五千万元设立LED产业专项资金,但真正用到LED产业上的却少得可怜,大部分被挪作他用,有的落到科技官僚手中,也有的被企业高层虚报骗取,还有的被冒牌科研人员瓜分。

要知道,中国科研支出一年多达5000亿元,腐败有多少是难以想象的。就算不考虑腐败问题,现行的科研行政体制也不能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得到保障,按山东省科学院一名材料学专家的说法,“至于出没出成果,反而没人真正关心。”

3.另一大原因则是科研工作者与公众“太隔离”

中国科研声誉不佳、专家经常被称为“砖家”的另一大原因,是科研工作者与普通公众太过“隔离”,人们不知道科研工作者对自己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事实上也的确没起到太多作用,一个例证是政府着力推动的科普工作收效令人不尽满意。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反映,2010年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比例为3.27%,这相当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而以动态标准衡量,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虽在提升,但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拉大。以美国具有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比例为参照对象,美国1990年为6.9%,中国1992年为0.27%,中国落后美国6.63%;2008年美国达到28%,以中国2010年该项指标比较,落后美国24.73%。20年间中美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差距拉大18.13% 。

中国公众科学素养改善效果不佳的事实,在近年一些因谣言引发的社会事件中尤为凸显。如海南香蕉致癌谣言、日本核泄漏时中国发生的抢盐事件、山西地震谣言等等。对于这些事件,科研工作者们没有起到太大的防范作用。

要想提升科研界声誉,在重大公共事务上科学共同体应发声

1.中国科研工作者存在感不高的一个原因:没有结成科学共同体

中国科研工作者在公共事务中存在感不高,既有打铁自身不够硬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也跟文化和历史阶段有关。西方国家由于战争问题、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资源枯竭及科学带来的其他负面效应问题的出现,许多科学家自发形成了社会责任感,并往往结成了科学共同体,在重大问题出现之时及时发声。而我国则没到这个阶段,科学家社会责任问题受到关注,往往是由于科学研究活动中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日益增多才引起的,这使得许多国内科学家能够“明哲保身”就自我感觉不错了。

但这远远不能符合时代的要求,除了一些年轻科研工作者愿意以科学松鼠会这样的名义,作为科学共同体进行活动外,绝大部分科研工作者都很少在与跟科研有关的重大议题上集体发声,这是令人忧虑的。

2.科研工作者应放下“高冷”,与公众良性互动

事实上,科研专家在重要问题上的发声,以及如何发生,是极为重要的,所谓“亲其师而信其道”,并不是道理在你这里,人们就自动相信你的。美国学者在一项研究中指出,尽管美国公众对科学家们的能力表示肯定,却仍持有相当程度的不信任——这大多源于科研群体较低的亲切度。这是因为,虽然专业水准是可信度的关键因素之一,但“表现得值得信赖”有时也同等重要。人们更愿意相信和自己更像的人,而排斥那些有距离感的人。在确定了对方意图之后,人们才会评估对方的能力是否足够。

对于中国来说,这个问题相当严峻,虽然“布衣院士”李小文这样的科学家很令人尊重,但不代表科学家就能赢得公众信任。尤其在科研界声誉低落的当下,在转基因、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民众就更难对中国科学家产生信赖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