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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环球时报今天和此前的3月26日先后发出了两篇涉及“反帝反封建”的评论，这使我意识到，“五四”快到了。初看标题，我以为是两篇观点对立的争鸣性文章：今天的评论是《究竟什么才是“封建遗毒”》；3月26日的评论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未终结》。
先看今天的。《究竟什么才是“封建遗毒”》一文似乎要消解“封建”这个概念所承载的负面判断。
其文曰：
首先，何为封建，西方理论都缺乏共识，如同当今“帝国主义”已不是百年前的旧形态，人们对“封建主义”的认识百年来也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被当今西方高调颂扬的民主、自由原则，在托克维尔及其追随者看来，都在封建制度里找到了它们的出生证，以至于试图推翻封建制度的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带来民主、自由。反倒是较多延续了封建制度的英国有更多的自由，从殖民地反抗而来的美国有较多的民主。托克维尔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但至少显示出在某些理论评价中，“反封建”与追求自由民主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
显然，此文在文化上的态度比较宽容。然而，此文明确要反驳的观点，却一下子把这个议题对接到了当代思想斗争：
有人明确提出，“反封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甚至认为当今中国“反封建”比“反帝”更重要，对应的政治解读便是：内部腐败比外部“颜色革命”威胁更大。这种观点务必要警惕将其绝对化。。
其文曰：
当今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能否归结为“封建遗毒”、“封建意识”，事实上大可商榷。而且，当今被批判的中国社会的某些不良风气，并不是中国所独有，例如小圈子、贪污腐败、不正当男女关系等，古今中外，乃至当今自我标榜的民主、自由国家也大量存在。若将其归结为中国的“封建遗毒”，便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个说法，其实是要切断从我国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中寻找“当今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原因的思路。也否定了接“五四”议题接通当代批判议题的可能性。
而它的下面一段，则可以看出其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进而为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辩护的立场：
长期被视为“封建”的中国传统，实际上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特征，例如全社会强调礼义廉耻、为官者先忧后乐、知识分子洁身自好、社会精英天下为公等，在今天依然有强大生命力，甚至是解决当今某些社会问题、不良风气的必要良方。也正因为如此，当今中国领导人才多次提出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如果我们不加区分地将当今某些社会不良风气、不良现象简单归结为中国社会的“封建遗毒”，很可能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正是当今中国急需批判和纠正的。
这样，在结尾，它就不能不委婉地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
五四新文化已经百年，国内外社会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于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种种主张，今天需要辩证地看待。有些主张当年有其价值和意义，今天可能需要重新反思。新文化运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精神值得发扬，但当年提出的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案，未必适合今天。
而3月26日的环球评论《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未终结》，其标题的立场显得非常鲜明，给人的感觉是捍卫五四的使命。但是，标题中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落在文中，则只有“反帝”得到了当代语境中的积极阐发。
其文曰：
今天，我们实现现代化，不等于“反帝”之弓可以高悬，对人家始终如一的西化、分化图谋视而不见。融入全球化不是要放弃中国特色，尤其不可放弃自己选定、历史检验过的正确道路。要不断抵制西方模式、西方道路的干扰，顶住来自西方的种种压力和责难，以及打着各种“普世价值”旗号的西方诱惑。“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这些必将贯穿于实现中国梦的全过程。
你看，他用“抵制西方模式、西方道路的干扰”的当代政治议题阐发了五四运动“反帝”的主题。在这种阐发中，“西方模式”似乎正是往日帝国主义的代表。
我记得，北大教授陈平原先生曾经在2009年第9期读书《读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解读“五四”言说史》，对建国后我国党报几十间“五四社论”进行了分析，发现：“我们不断地赋予它各种意义”，“这会造成一个不断增值的过程”。如今环球网-《环球时报》的这篇议及“反应反封”的“五四评论”，也可作如是观。
这篇文章在“传统”的议题上表现了审慎的平衡：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珍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但不能因此就放松对打着各种旗号死灰复燃的封建幽灵的警惕和防范。思想启蒙要经常补课，思想解放要不断推进，对外开放要始终不渝，反对僵化要久久为功。
而在“反封建”的议题上，此文却并没有积极回应五四运动“民主”的议题。
其文曰：
新文化运动初期，西方启蒙思想在传播，民主共和思想在深入，传统文化落英缤纷，尊孔复古逆流涌动。为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但今天看来，把封建制度等同于“孔家店”显然矫枉过正、褊狭过激了。且不说断然割裂中国文化传统未必就能谋得新生，彻底抛弃中国文化遗产未必就能思想解放。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去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加上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的楷模们——帝国主义列强，不断欺负、蹂躏中国，以“西化”之名行分化、瓜分中国之实！
这一段前一半与今天的文章一样，委婉地批评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传统文化）的激进；后半段又回到了反“西化”就是“反帝”的逻辑。而“反封建”的当代目标到底是什么？则含糊不清。
对比来看，两篇文章虽然从标题看疑似观点对立，其实，在文化的意义上都没有充分肯定五四运动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而在政治的意义上，都没有积极回应五四运动的民主议题。
如果把五四运动仅仅看作因巴黎和会消息而点燃的1919年5月4日及其后的学生上街抗议活动，那么这个运动的主题就是“反帝”，主要是对外的，“反封建”这个目标在那几天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什么文化批判的使命。但如果把“五四”看作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和文化批判运动的标签，则“民主与科学”则是中国自身而言更为开阔、深刻的议题。
尽管这两篇文章并非观点对立的争鸣，但两文在逻辑上也似有相互矛盾之处。如果按第二篇文章的说法，“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未终结”的话，那么，前一篇文章《究竟什么才是“封建遗毒”》其实已经消解了“封建”的确定含义，使它成为一个含义不清的概念，因此也消解了“反封建”的当代目标。
我觉得，“封建”这个词本身承载了在不同语境中的复杂的含义，其学术的含义与政治语用中的含义差异较大。“封建”作为历史上皇权政治的一种具体的统治方式——“分封制”——本身早已失去了当代意义。至少，自从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郡县制（而不是“分封制”）的专制皇权国家，直到清朝灭亡，这两千年的政治，说它是“专制”比“封建”而贴切。而在历史的实境中，“封建”不仅并非与“专制”同义互训，而且两者还可能对立或前后相继。也就是说，真正“封建”的时代，“专制”还没到来呢。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正是在周朝“封建”的政治格局上产生的。而秦始皇的专制皇朝则不仅结束了“封建”，也结束了这个政治格局之上的思想繁荣。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议题相对应的，正是两千年专制政治滋生的思想政治文化。
而在此后的政治话语中，“反封”说得多了，往往都不知道要反的究竟是什么了。
我忽然想到，“封建”之所以一直保留在当代话语中，作为一种批判（“反”）的对象，可能是因为它是作为“专制”和专制时代的委婉语而存在的。因为“专制”这个词太刺耳了，所以要用“封建”这个并不恰当的词汇来代替吧？
